因为就内政而言，菲律宾和印尼、马来西亚三个马来群岛国家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国家内部事实上都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这其中经济状态最糟糕的菲律宾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国土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岛屿所组成的，由于海洋的分割，这些国家内部遍布着大量宗族势力，这些宗族在经济、文化上完全就是一个个封闭的圈子。在马克斯下台之后，菲律宾基本再找不出一个可以统揽全局的统治者，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这种“碎片化”趋势越发明显。这种局面形成后的后果是，整个国家就如同一筐螃蟹一样——其中任何一只“螃蟹”如果想往上面爬，其他“螃蟹”都会把它给拽下去。因此这类国家无论对谁而言都并非一个关键时刻能指望得上的“盟友”，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1991年促成美国放弃菲律宾的一个原因。
南海周边真正能做到政令统一又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其实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新加坡。从历史渊源上说，新加坡这个国家其实是英国殖民者“以夷制夷”策略的产物。当初英国人在东南亚人为地制造出了两个袖珍国家，一个是文莱，一个就是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一个守着大油田，另一个则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个咽喉要道，这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他们旁边挨着的则是马来西亚这个不太富裕的大块头，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依附于英国殖民者来换得安全，特别是新加坡，在文化和人种上都和周边地区格格不入。这样一来，英国人在东南亚便搞出了一个“以小制大”的布局，英国人的这个思路后来在中东也被美国人学了去，在中东也制造出了一个袖珍强国——以色列，而有意思的是，新加坡高层也常常乐于把自己比作是东方的“以色列”，而中国在其眼中则不过是众多“东方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而已。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的统治者转而依附了日本人，战后又继续依附英国人，英国势力被美国从东南亚挤走后，新加坡的李氏政权又转投到了美国人门下，可以说这就是新加坡的宿命。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国家，但这个国家的国民与中国人至多只能算作是同种，同文都算不上，从文化认同感上说，把新加坡归为西方国家其实更合适一些，事实上新加坡曾一度明令禁止在其国内进行中文教育。内阁资政李光耀，一直被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国人”。李光耀及其背后的新加坡统治集团，由于长期受英国文化熏陶，在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上全盘接受了盎格鲁人的唯利是图和冷酷无情，他们根本不可能受什么种族情感的影响，而只会以利益最大化为其宗旨。
1954年美国牵头搞《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4年9月6日，组织英、法、澳、新和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八国外长在马尼拉举行会议，并于8日缔结了地区性军事同盟条约，即《东南亚条约》。该条约全称《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条约由序言、11条正文、美国的“谅解”条款和议定书组成。东南亚条约组织事实上可视为北约在亚洲的翻版。
]，新加坡便热烈响应，而当时的《东南亚条约》其实就是北约的一个翻版；1967年建立东盟，其倡导者之一是李光耀，而东盟最初的宗旨和《东南亚条约》大同小异，依旧是要“反共”；到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淡化了，而1991年6月的苏比克湾火山大爆发迫使美军放弃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之后，新加坡随即主动向美军开放了樟宜军事基地，这也是目前美军在东南亚唯一的长期立足点，同时也是对中国海上运输线的一个严重的威胁；2003年“非典”爆发时期带头要把中国“开除球籍”的还是新加坡；2010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之后，积极响应的依旧是这个国家……
可以说，在中国周边有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地方不大，名声不错，危害不小。“地方不大”自然无须多言。所谓“名声不错”，是指这两个国家都非常善于在中国国内利用各种媒介为自己造势，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最初几年。所谓“危害不小”，是指这两个国家都奉行经济上从中国攫取利益但政治上对美一边倒的政策，而美军则借助这两国的位置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地缘安全。此外，这两个国家本身对中国利益也在进行侵害，韩国人对中国在宗教、传媒和情报领域进行渗透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新加坡则是在金融领域对中国进行破坏。
1996年新加坡以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方式推出人民币期货之后，那里事实上就成了美国金融资本狙击中国的前进基地，人民币几次升值概念炒作都与此脱不了干系，而由此又导致了境外热钱涌入中国，使得国内资产价格不断攀升。不客气地说，新加坡是把自己当成了唐代的高昌国[ 西汉时期，汉族人在西域建立的佛教国家，位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之哈喇和卓（Karakhoja）地区，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地处天山南路的北道沿线，为东西交通往来的要道，亦为古代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唐太宗时代，高昌国屡屡侵犯唐朝利益，后为唐将侯君集率军灭国。
]。
如果中国要在南海周边地区明确自己的基本原则，那么就需要对违反原则者还以颜色，如此，明确对新加坡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
内政是越南挑起争端的主要诱因
2011年南海争端反应最激烈的是越南，而后来态度转变最快的同样是越南——刚刚还“要以全党、全军、全民之力保卫东海（即中国南海）”，转过脸两艘主力舰艇就跑到湛江友好访问去了。按理说虽然越南非法侵占南沙岛屿数量最多，但就南海石油资源而言，越南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在东南亚国家中其实是最小的，越南大部分的油井都打在“九段线”以外，所以越南激烈反应本身就非常蹊跷。而引起争端的那次石油勘探的确是越界了，不过经过这次风波这件事已经完全被“搅黄”了，而这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到越南海军访华的心情。这种极其反常的举动至少可以说明，南海本身并不是越南政府真正关心的东西。
一种可能是，这次事件从头到尾就是越南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除新加坡外，越南应该是东南亚国家中内部政令最为统一的国家，然而一直以来越南内部同样面临着“碎片化”的潜在危险。1975年越南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对国家的统一，然而这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从经济上说，南方和北方的整合从1975年才算开始，然而越共高层却利令智昏，开始对周边国家进行军事侵略，甚至不惜与曾给予自己极大帮助的中国为敌。在1979年越南当局的一系列错误行径最终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战，进而引起了两国间长达10年的边境战争，南北经济整合由此被搁置一边。而随着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走向消亡，原来的“经互会”体系也跟着土崩瓦解，越南经济由此很快形成了南北二元化的模式——北部依托中国发展，南部则依托东盟发展。
这种经济二元制必然导致政治、社会乃至人民思想的分化，从地域上分为北方派和南方派，从经济上分成亲华派和亲美派，从政治主张上分为民主派和保守派……这种分化达到多严重的程度呢？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白，原越共总书记黎可漂在2001年“卸任”后公开脱离越共，另外组织了“越南民主党”（这其实是越共在胡志明时代最初使用的名称，越南官方并不承认黎可漂这个组织和其合法性），而此人在越南党政军都有很深的根基，因此这个“越南民主党”绝不是一个象征性的空架子。换句话说，越南高层在政治上的分裂程度和“8·19”之前的苏共[ 1991年，苏联已经到了行将就木的地步，而这其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苏共内部，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改革派”之外，党内还存在由亚纳耶夫等人所组成的“保守派”，他们主张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然而，这批人并没有走出苏共权贵化的框子抑或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作为挽救联盟的最后努力，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然而这一行动并未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他们选择了冷眼旁观。而在面对西方所谓的舆论压力时，亚纳耶夫等人又表现得畏首畏尾，在事件爆发三天之后就释放了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努力至此宣告失败了，叶利钦借此机会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停止了党组织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一切活动。“8·19事件”之后不久，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到此已进入不可逆转的状态。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已经相差不多了。
而从经济上说，越南在其改革之初非常轻率地完全放开了金融，因此越南经济对国际炒家而言近乎是不设防的。按照2011年5月24日的相关报道，越南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率上涨高达19.8%，高于4月的17.5%，创2008年12月以来高位。如此一来，就意味着政治这个火药桶被架在了熊熊燃烧的经济篝火上。
这种时候，越南高层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释放国内压力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而反对派同样也希望借此能有文章可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河内能通过民间串联连续组织起数次大规模游行。
而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说，即便不说道义，只说国家利益，笔者依旧希望越南国内能够保持统一和稳定。越南紧挨着中国，且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只因为这两点中越之间的相对位置就已经定死了，所谓“分而治之”在此不过是一些奇技淫巧而已。相反，如果越南国内也出现“碎片化”，一方面会使得某些派系为了自身利益而拉第三方势力插手中南半岛，另一方面中国和这个国家交往的时候将会无从着力——你想达成什么协议都找不着一个真正说了算的来谈。
解决南海争端的根本所在
在这次中越南海之争中，中国对越南奉行的其实就是一种“对等原则”，你出渔船我就出海监，你搞军演我也搞军演。如果越南政府的动机正如前面所推测的，是为了泄压而挑起争端的话，那么这种“对等”的做法在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同时，客观上说对越南政府也没坏处。
网络上这一次照例是一片喊打之声，就笔者看来，其实只要照着“对等原则”去做，即使对方开“第一枪”，那么打起来也无妨。这种“打”的规模不会很大，最多只能算军事冲突而已，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南海问题，但这会成为中国对外思路开始转变的一个明确的标志，对今后解决各种争端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当然，如果对方最终没有开“第一枪”，那么这个“打”字也就无从提起了，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情。但标志终归也只是“标志”，有了更好，没有其实也不会改变大势。
对侵犯中国主权的国家我们当然应该予以回击，但是有一个度的问题，小规模冲突有震慑的作用，但这样不可能标本兼治。除非你准备彻底歼灭对方的海空军事力量，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国家行为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就是你不能为了弄熟一个鸡蛋而把对方的房子给点了。宋襄公式的道学是愚蠢的，但是最基本的行为底线作为大国而言也是必须要有的，否则对别的国家而言，他们没有理由抛弃一个霸权去接纳另一个没有区别的霸权。要知道，虽然如今的美国被称做是霸权主义，但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在很多国家眼中却是一个进步的形象，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更加可憎的英国殖民者作为映衬。
靠增加执法船只提高巡逻密度同样不是一个治本的办法，2010年一年海监船只在南海出勤188次，空中支队巡逻523次，驱逐各种船只1306艘次、飞机214架次，今后几年这个密度肯定会有增无减。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的结果是：密度上去了，费用自然也会上去，但你终归不能全时全地存在，100次里拦截了99次，但假如有一次遗漏，就可能被对方搞成既定事实，那后面就不好办了。当初在苏岩礁问题上，中国就已经吃了韩国这么一次亏。
要想治本，最终还是要在南海有一块能够长期存在的基地才行，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抵消周边国家距离上的优势。
从现实角度考虑，想在南海拥有长期存在的基地无外乎两种方式：其一，在南海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深海石油钻井平台；其二，以中方现有可控制的岛礁为基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生产建设兵团的形式，实现海洋版的屯垦戍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