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啊，农村吃饭靠种田，花钱得靠打工。山地养不住人，人就往山外跑。真正务农的农民，一年的收人根本超不过3000元。现在的这个物价，一个人一年如果没有3000元的现金收入，日子根本打发不过去。在土地上没有奔头，青年人都跑到外面打工度日子。一些人打工一年连一分钱都要不上。《劳动法》也有，可不管用。国家管得好一些，就能要上钱；管得不好，就要不上钱。去年村里有四五个人去广西打工，交了七八千块押金，都被骗掉，没有要回来。回家的路费都跟家里要。不出去不成，出门打工又害怕。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工资从来不足额发放。活干完了，还扣着几个月的工资，说是上头的款子没有拨下来。上头在哪里，找来找去，连包工头的人影子都找不着了，还要啥钱哩。要得紧了，还挨打呢。村里有个李希军，老两口，一个64岁，一个60岁。去年在县城里给一个老板喂狐狸，当时商量好每人每天10块钱的工资，也没有签合同。苦大得很，老两口干的是小伙子的活。白天拌料喂一群狐狸，还有奶牛。晚上卸车，加工饲料。眼睛一睁开就忙到黑，从不得闲。累垮了，要回家，扣着不让回，硬回来了，扣了600块钱，说是违约金。违啥约哩，就是明着赖账不给。老汉怕打不敢去要，叫老婆子去要。老婆子要了几趟最后挨了一顿打，再也没敢去要。那老板说：‘我就是不给，有本事你去告！’打工的，在人家的勺子下面端碗，就这么的，谁有办法呢？这几年，村里的人们把办法想尽了，还是没招。这日子不知道还要怎么过下去呢？
“农村是一群半失业的人的社会。许多村庄是一个中老年人的世界，一个庄稼汉的世界。我们村里的壮劳力500多人，绝大多数出去打工。这些人都没有受过培训，干的都是苦活、粗活、脏活、累活，大部分人在建筑工地、矿山干活。秋天到了，跑到河西摘棉花。打工的活都是一个口头协议，没有正式合同。老板昧良心赖账不给钱，也没有办法。去年有9个人被拉到新疆一个山沟里，在矿山上干活。远得很，又人生地不熟，跑都跑不出来的。工头监管着，叫他们白天黑夜地干了整整一年。当时说，每月工资900块，可到年底每人只给了2000块，就放回来了。这些人二话没说，拿着钱就跑，生怕扣押起来不让回家过年。
“往哪里去呢，活也不好揽，工也不好打，运气不好还把命赔进去哩。山里人老实，能吃苦，就一窝蜂往小煤窑上跑。下井，挖煤，工资能当月兑现。井下发生事故就死人。家里的男人死了，顶梁柱断了，留下女人、娃娃，挺不起精神了，就陷入困顿，跌到冰窖里去了。这些人家今后怎么生活，确实是个大问题。死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矿老板并不关心。他继续开他的矿，再雇一些人继续给他挖煤。煤是黑的，燃烧起来都是红的。这黑的煤心里渗透着矿工的血泪和汗水。”
农民进城打工，是城乡之间的不等价、不合理交换。农村把青壮年劳力输送到城市，城市把劳动后的伤、残、病、弱、老者退到农村，把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社会负担都抛给农村，就像抽去了农村的筋骨。农民工受户籍制度限制，很难在当地参政议政，表达自己的意愿，就是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发生意见分歧，也不敢得罪老板，怕被炒鱿鱼，也没有办法顺畅地诉诸法律，维护合法权益。
“种地没味道。”老吕说。他的家在山里头。大山连绵几十公里，沟沟垴垴，梁梁峁峁，都是耕地。有可种的地便有人，大山的沟梁上到处都是庄稼人的家。老吕耕作12亩山地，养活一家5口人和1匹骡子。可老吕种的土地不生金，遇上旱灾连肚皮也填不饱。老吕说这地没种头了，得找个活人的办法，就把这12亩地扔给妻子，单枪匹马进城找活计干。这是七八年前的话。
这两三年，老吕在土地上又施了不少办法。
老吕说：“我的根在土地上，扯不断啊。先是改种百合亏了血本，再种板蓝根又长成了蒿子一样的草，拔出来扔了。今年又种了党参，不知能不能长成。长成了，能不能卖成钱呢？去年种的柴胡卖不出去，干柴一样，一捆一捆地扔着。这地不种不成，种了又亏本，光种小麦连地都养不活。这几年折腾来折腾去，也不知道种啥好。种了半辈子地，越种越不会种了。这庄稼汉咋当？种不成地就到城里找活干。没有啥手艺，卖力气，出苦力，干些粗活笨活。哪里盖好了新楼，就往哪里跑。住新楼的人都讲究装修，我把沙子、水泥、石头背上去，把垃圾背下来，投入的是力气，收回的是现钱。本钱就是力气。不怕苦，不怕流汗，一年也能收入五六千块钱。这七八年下来，我干的就是这苦力活。三个娃上学逼人哩，大姑娘上了一年高中就不愿意念了，我在心里头说谢天谢地。不供是我的责任，不念是她的问题。十七八岁的娃娃，啥道理都懂哩。两个娃还上高中，一年下来也得五六千块，不出来挣点钱能行吗？还好，大姑娘也在城里头打工，一年也能帮凑一些，这日子也能过得去哩。我文化浅薄，只念了个小学。兄弟姐妹6个，就老大念成了，现在当老师，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哩。老汉们供不起，我也没办法。我给娃们说，宁肯牛挣死，也不叫车翻掉。我下狠劲供他们上学，念不成也就不落抱怨了。现在这社会，念不好书尽受笨苦，还怕受不进去哩。这几年城里的变化可大了，新楼一栋一栋地盖起来了，马路也越修越宽了。我一年四季跟着新楼走，把这么大的城市都走熟了。可城里的行情变化也快，钱贵了。三年前一天挣个百八十块，松活着哩。这两三年挣钱不容易，筋都压断哩。以前背一袋水泥上楼给5块，现在连3块都不给。一天要挣百八十块，上下不放空，七八层楼要跑上七八十趟哩。遇上高温天气，汗都淌干哩。我们这号人，看起来瘦得很，素质好，一年四季不生个病，只要有活干就行。感冒头疼不算个病，干一天活，出几身臭汗，就好了。给城里人说不相信，还说是拿生命做赌注，胡整哩。庄稼人得不起病。去年老伴阑尾炎做手术，就一个星期的时间，花掉了我2000多块钱，你知道我要在这七八层楼上跑上跑下得多少天吗？心疼啊，没有办法。我们这号人吃的住的穿的，跟城里人根本没法比。一天下来连吃带住10块钱。4个人租住一间房，每月租金80块，摊到人头上也就是每天七毛钱。吃什么？早上两碗开水，几个馒头，有时吃几根油条，中午一碗牛肉面，晚上一碗4块钱的炒面片。夏天口爱渴，吃个西瓜，喝个啤酒，一天加上3块钱。冬天电褥子取暖，一晚上用一度电5毛钱。天太热了，早起早干。午后的太阳毒得很，晒得人淌油哩。楼上楼下背一天的东西，晚上睡倒在干板床上，热汗渗进骨头里去了，腰腿生疼生疼。眼皮子都被汗水泡着板结了，瞌睡醒了，眼睛睁不开。冬天的活还是好干些。天冷地冻寒气重，少出些汗身子骨也松泛些。穿什么？买一件新衣要七八十块钱，得过七八个年哩。干活穿的衣服，东家给啥穿啥，穿烂了扔掉。七八年了，没有买过新衣服，也没有必要买。穿着不讲究，不露肉不显眼丢丑就行了。几年下来，总觉得外头跑比守在家里种地划算，不偷不抢干些出力气的活，供娃娃们上学，买些化肥种地增加些收人，家里有几个零钱花，过个平淡曰子。一年下来待在家里的日子摞起来也没有两个月。春天回去几天，种个地。夏天收麦子、打碾、犁地加起来一个月，过年回去蹲上七八天就出山。一年里照不到几个影子，老伴也埋怨。欠人家的钱得想办法还，这是常理。欠家里人的情没办法还，跟谁说去，咸苦往肚子里咽。吃饭要紧，娃念书要紧，这才是人生的大事。守在家里没有钱花的日子更难受。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心里空得很，像悬在半天上，根本没有家的感觉。那些男青年换女朋友就像换工作一样。女孩子们干不动重活、粗活，都往歌厅酒吧里去揽活，干着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有的连自己的贞洁都当钱卖了，还落下一身病。”
小曾姑娘，今年刚30岁，在省城打工。家里有5口人。
她说：“母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姐姐是个裁缝，妹妹正在上初中。我初中毕业后，跟着村里的一群姑娘南下深圳，在一家机械厂做工，干了半年，觉得钱不是好挣的。回家后，跟着姐姐学裁缝，又是半年，也没有干到底。去年和村里的一些姑娘结伴来到城里，在歌厅打工。一家歌厅一家歌厅地跑，跑了十几家，都干十几天或一个月。在这家歌厅干了三个多月。干这个活的，都是白天睡觉，夜里上班。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多开始，12点以后大概就能够下班了。出台，客人每次付100元，四六分成，我们得大头，老板得小头。不出台一点收人也没有。住房自己租，吃饭自己管。啥叫出台，其实呀就是陪客人聊天、喝酒、唱歌、跳舞。其他都好办，就是喝酒很麻烦，很讨厌，很痛苦的。不喝不行，客人不高兴，老板找麻烦数落，或者干脆一句话就得走人。天天喝呀，啤酒、红酒、白酒，喝醉了就睡呗。反正日子就这么过着=上这班，大家都这样。这个歌厅，平常上班的有二十多个姑娘。来歌厅里唱歌跳舞的，大多数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单看一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3面子上正经得很，其实都俗得很呐。喝上几杯酒，什么都丢掉了。有时候想一想，痛苦得很，怎么在这种地方上班？天底下受苦遭罪的总是乡下的人。太阳哪辈子能照到我们的头上？我们盼望着像城里的姑娘那样上班，那样挣工资。可我们没那条件啊！
“我们跑到城市里来打工的，是特殊的农民，特殊的群体。旧城市在我们的血汗与泪水中消失，新城市里我们是居无定所的游魂。我们睁大眼睛看着花花绿绿的世界，背着人哭，也流不出一滴眼泪。我们在心里呻吟，哀鸣。在闪烁的霓虹灯下，在繁忙的车流和嘈杂的人流中，没有人能听得见我们的呼叫、呐喊。”
有资料显示，2007全国农民工达到2.26亿。农民打工已由当初少量外出谋生演变为经济发展新模式，并且正在成为改变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角色。有人这样算账，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是25000元，而他充其量才拿走8000元，剩余的都留给了城市。如果一个城市一年有100万农民工，它从农民工身上拿走了多少！这是一个令人产生诸多感叹的数字！二十多年前的东莞，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人口不过百万。如今，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制造业基地，仅外来农民工就超过600万人。当地官员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民工，东莞的现代化建设不可想象。”农民工既是城里人，又是乡下人。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带着农村的文化价值，又不得不面对与之对立的城市文化。作为农民工，进城后想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得最大地融入城市，实现由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社会文化心理适应过程。由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农民工根本无法真正融人城市，找到归宿。绝大多数农民工也没有打算以后留在城市生活。歧视与偏见常常使他们感到无比失落，他们的闲暇时间无聊、乏味，业余生活主要是聊天、打牌、喝酒、看电视。大多数人的文化支出是零，文化生活基本上是空白。城市好像一个双面人，既热情地接纳着农民工，又冷漠地拒绝着农民工。农民工的处境就像用一支筷子吃饭，饭菜或许很丰盛、很香，手中仅有的一支筷子却很难将可口的饭菜送进口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都要上涨百分之十。对于不计算成本、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
农村仍有超过一亿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之中。打工者的低工资使进城农民无法支付定居成本，绝大多数仍然是流动的劳动力。打工是一座桥，农民工在两头晃荡。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对子女受教育的预期越来越差，最终直接影响农民子女的成长和素质。现行的收入再分配体制没有为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与城市居民公平竞争的一个平等起点。农村在丰富、廉价的剩余劳动力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廉价的土地。国内外工商金融资本以低廉的成本获取农村土地资源，转而变为非农用地之后，获取超额利润，直接侵害农民利益。农村信贷政策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整个20世纪90年代，农村地区的产值基本上一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河山，但获取的银行金融支持却始终没有超过七分之一。相反，农村信用社的大量资金却流人城市，农民很难从信用社得到贷款。现在农村金融网点的大量减少，使农民无端地增加了获得金融眼务的交易成本。民间借贷的活跃又使农民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最为严重的是向域市居民傾斜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使农民继续受到歧视性非国民待遇，使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农村地方政府巨大的支出压力，事权大而财权小的农村财政分配机制，所有的大盖帽都向农民伸手。凡此种种，都像一条绳索绑在农民身上，都把有形无形的手，伸进农民的腰包。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制度，像一堵又一堵高墙，堵在农民的眼前；像一道又一道紧闭的门，立在农民的脚下。农民出卖土地，出租力气，希望能够转换身份，转变角色，带来幸福，但往往成为“无产者”，像失掉了根的草木，随水漂流，成为城市的“打工者”。既失掉了“农民”，又变不成“居民”，一大批精神上价值上已经与土地与村落割断联系，又注定在城市找不到职业与位置的现代流民，正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路上打工，为自己，为乡村，为城市；在城乡之间徘徊，身也犹疑，心也犹疑。
黑夜的尽头是白天，白天完了又是黑夜。农民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黑夜里点亮了灯，煤油灯、柴火灯、电灯；白天里闪烁着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厚重的土地，反衬着浓重的阴影。光阴正好，路正长。农民前行的步履坚实而沉重，充满坚毅和永恒的力。
“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走？”土地，农业，农村，农民，这是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面临的世纪大课题。怎样破解这道难题，正决定着农村发展的大趋势和社会的基本走向。
农民啊，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