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9年，22岁的霍去病从今天的河北蔚县西南和右北平率军五万余出塞，分两路向北作钳形攻势。作为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率东路大军，渡过老哈河、西拉木伦河，越过今天的锡林郭勒草原，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这次北征长驱二千余里，直抵大漠，俘匈奴屯头王、韩王，共斩杀匈奴三万余人。还在狼居胥山祭祀了天神，在姑衍山祭祀了地神。从此漠北安定。狼居胥山即今天的肯特山，是流向北冰洋的著名大河鄂嫩河的发源地，姑衍山在今天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
路博德更大的功业是在公元前112年建立的。这一年，在岭南的南越宰相吕嘉策划了一次宫廷政变，杀了汉朝的使者及国王赵兴，另立国王，并率领士卒反叛。消息传来，长安震动。汉武帝派路博德等率兵向南越发起进攻。第二年冬，路博德平定了南越，在今天的广州，广西梧州、桂平，越南的河内市、清化省、广治省等地设立了九个郡。
路博德的显赫仅仅维持了几年，便被汉武帝“除国失侯”，降为强弩都尉，公元前102年，谪到居延屯戍。史书上只有二个简单得不能再简略的字“因罪”，究竟是什么罪，没有记载。汉初，刘邦分封有功之臣为列侯，达143人。到后来，不断加罪，撤除封国，最后保留侯爵的仅有四人。帝王们的许愿自然不算数，说有罪便有罪，没有杀头，仅仅除国失侯已算是万幸了。
在萧瑟的秋风中，路博德踏上西行的路途时，已是英雄暮年。汉武帝把他安置在居延，自然知道他的军事才能。在和平年代，朝廷需要的是弄臣和坏蛋。随同这位将军西行的，还有十八万“戍甲卒”，河西道上，一时黄尘蔽日，景象是十分惨淡的。
路博德晚年在额济纳河（溺水）流域几百里的狭长地带，构筑了一系列城障亭燧，把居延地区建成西北边疆的重要军事要塞。从破城子出土的汉简中，最早的有“元狩四年”木简，当时路博德还在右北平任太守，可见居延地区的屯垦在路博德经略这一地区前已经开始。但整个居延乃至河西走廊西部的防御体系的建立，是这位老将军晚年的一大贡献。
在“北风卷地百草折”的日子里，强驽都尉路博德来到甲渠侯官衙，登高东望，衰草枯杨，大漠荒烟，一时老泪纵横。幸亏司马迁在《史记》上给他记下了一笔：“使强驽都尉筑居延泽上”。从封侯进爵、一个野战军的统帅，到最后终老边地小军分区的司令；一个南征北战，从今天的蒙古国一直打到越南南方后无来者的军事天才，在居延大泽和戈壁滩上完成了最后的造型。对他的最后归宿，《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只有四个字：“屯居延，卒。”
历史绕不开破城子。
如果没有长城，没有烽燧和障塞的阻隔，来自北方的铁骑就能长驱直下。《汉书·匈奴传》记载：“是岁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单于立，汉使光录徐自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亭障列城至庐朐……其秋匈奴大入云中、五原、定襄、朔方，杀掠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坏光录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杀掠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可见，当时围绕这些方堡障城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
在破城子上盘桓，在障城内踯躅，我忽然看到了存放整齐的成堆卵石，这是守城将士用的？
在与方形城堡相连的夯筑小城内，有三四十间房屋的遗址，房屋都是夯筑土墙、草泥地面。这些房屋有守门卒的住处，有灶屋和吏卒们的居室。房间都不大，可见当时守边将士们的居住条件是相当恶劣的。在其中最大的一间，设有火墙，隆冬中室内会暖和一些，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等简册，这个品约是居延都尉府颁发的，全简共17枚，其中根据匈奴犯塞的不同情况和人数，对各侯官使用蓬、鼓和烽火等不同信号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又猜测这间房屋原是甲渠侯的住处——他只有在形势急迫时才进入城堡，沿着阶梯马道登上障顶，指挥战斗。
边地的冬夜漫长，北风在城外怒号，沙砾不停地奔走。在淡淡的轻烟中，路博德也一定曾与甲渠侯在室内围炉饮酒夜谈，摇动的火焰勾画出了他们铁铸似的沉重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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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障城，我寻找那个著名的“档案室”遗址。“档案室”位于城堡的东侧的土城内。从保留下来的遗址看，外面也有城，只是城墙较为单薄，所在留下的残基也低得多。1930年12月，贝格曼在这里发现了成册的木简，有一册还是由77枚木简编在一起，内容是汉元帝五年（公元93年）的分类账簿，如名册、报表、家信，以及兵器、钱谷、器物、车马等。在距城堡东门30米处，还有废弃物灰烬堆积，从中发掘出了大量木简和汉代遗物，这些汉简有皇帝的诏书和成册的诏令集。如汉武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的诏书册16枚木简等。
1972年甘肃考古队又重点对这个“文书档案室”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各种简牍900余枚。发现小屋四面的简牍是按不同时期分类堆放的。居延汉简的内容十分丰富。大量记载了当时居延绿洲垦区的官吏任免、边塞动静、军纪处理、俸廪劳作、存档公文底稿，以及吏民之间的买卖和借贷契约等。这些汉简是西北边塞地区政治生活的真实记录，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同时，也填补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文字演变和书法变化的空白。
一般地说，竹质为简、木质为牍，但总称亦叫简。在居延出土的，多为木简。木简的长度依当时的标准，为汉尺一尺（23.1厘米）。每枚简从上到下写一行字——中国古籍汉字直排，字行从右到左，这大概也与简册制作方式有关。
汉简上的字体有隶体、章草等，有些隶书楷意浓郁，有些则可以称之为早期楷书。从时间上来看，虽然多数为西汉时期，但也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其中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各种簿籍就有70余册。在破城子出土的汉简书写时间跨度就达一百多年。
当时，河西走廊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商道。武威、张掖、敦煌都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城镇——草圣张芝等也都生活在河西走廊。由于这批册简多为下级卒吏所书，水平参差不齐，工拙互见，雅俗并存，所以书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汉代西北民间书风。
我想象不出，在这西北边塞的夯土筑墙的陋室之中，军旅中的小吏是如何书写这些木简的。冬天，滴水成冰，研墨即凝；夏日，戈壁上热气蒸腾——虽然2000年前的绿洲生态比今天好，但沿黑河到居延海，海拔低气温高，如同火洲。笔墨都相当珍贵，更不用说简牍了。写错了字，就用刀刮去再写。
甲渠侯官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是一种同级衙署之间签订或互相往来的文件，其第十六条规定：“匈奴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举燃者，亟传檄千里，走马驰□以夜，急疾□□□”。大抵，在飞沙走石、杀声震天，而烽烟不起的危急时刻，需速速在木简上书写军情，派骑兵突围送出。这时，就顾不了书写的艺术性了。
确实，汉简的实用性是第一位的。有些粗陋草率，有的潇洒飘逸、极有灵气，可见军旅之中不乏秀才。书法中有“秦汉尚势”的说法，这在汉简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认为体势飞动、笔势率意外露，姿意上挑，用蔡邕《篆势》的话说，是“纾体放尾，长翅短身”之美，呈“若行若飞，蚑蚑翾翾，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之势。我想，这用来形容居延汉简的书风最贴切不过了。形成这种书风的原因，可能由于在竹简或木简上直行书写，字体扁薄，内容就可写多些，而左右舒展的笔势，亦是因为每支简对于写一行字来说，有足够的宽度。其中一些抄录儒家经典的木简，如《武威礼仪简》，字的间距较大，布局疏朗有致，书体规整成熟，字法讲究，可以看出书写者是在闲暇中，正襟危坐，刻意完成的质量较高的“作品”。
但总体而言，这些汉简上的书法既有粗犷泼辣的野趣，又显出质朴无邪的凝重。一代一代书写者，有的来自边城，有的从内地发配至居延，何止十人百人！
从汉简到汉碑，从民间书法到汉代上层的主流书法，历史前进已经做出了选择。当代有书家专攻汉简，不是吸收其优点，而是不讲笔法，粗陋与用笔全盘照搬，或者专事夸张其粗拙与狂野。毕竟，古今材料不同，书写的环境也不同——你是在洁白的宣纸上写，而不是在木简或竹简上写，于是，复制出来的，只是一个个假古董：乍一看不太行，再一看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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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黑河已经改道，渠水也已经干涸。但２０００年前灌溉水渠的遗迹还隐约可辨。我曾来到现在叫“天鹅湖”的汉代古居延海残留的一个小湖泊边，裸露的湖盆底部，是风蚀残丘和白花花的盐碱。汉居延城就在湖对面，那里是一片狮黄色的沙丘。古城就埋在沙丘下——那里，应该还埋藏着更多的简牍。
在居延绿洲的那些日子，我想得很多。
西北干旱的半荒漠地区，千百年来大规模的屯垦农耕造成了表土的破坏，又因战乱不断弃荒，加剧了沙漠化的进程。
当年的甲渠侯衙成了一座荒城，成了破城子。唐宁寇军城、西夏时期的亦集乃路，即黑城子……都没进了沙海。
是的，破城子里还出土了弓箭、铜簇、铁甲、货币、猎具、木版画。弓箭的箭头、箭羽、箭杆都十分完整。令人惊异的是，在这里还发现了一根竹笛！
羌笛悠悠，画角声声……
在归途中，几辆越野车像野马似的在荒滩上驰骋，扬起滚滚烟尘。
面对如轮的落日，我再一次地回首东望。
残破的边城，二千年的沧桑，我们不能穷尽往事与文化的沉积。
昨日与明朝，前瞻与回想，天荒地老，耸立在戈壁上的这座城堡，又像一个历史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