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高干子弟他们把事情给闹大了。没多久，警车就觅声而来，不由分说地把肇事的那些人拉走，逐一审问了他们每个人。第二天下午，以高干子弟为首的人才回到了队伍之中。小坐片刻，大家召开了紧急会议，高干子弟说：“那个小警察真不是个东西，偏偏要把昨晚的事跟从前展览的事扯到一起，说我们的动机不纯，还说我们目前所有的活动，都直接威胁到当地居民的安全。”
“吃苦头了没？”豆米问他说。
“进去之后，有人给我们每人一张桌子和一支笔，让我们写材料，交代事情经过。”高干子弟说。
“写材料就花了一天一夜？”豆米说。
“没你想的那样简单。我们好不容易写完材料，小警察又嫌我们字迹潦草，要我们重新誊一遍。等到誊抄完了，那王八羔子又说两次写的内容有出入，让我们重新再写……这样折腾了好几次，他才把我们写的材料放在一起，说每个人交代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就问他怎么写才符合要求，他就开始念，他念一句我们写一句。”高干子弟清了清嗓子，接着说，“他非要我们承认，光着身子点篝火跳舞的事，是蓄谋已久的，根本不是行为艺术，而是企图纵火和从精神上毒害群众。没想到那家伙说起这些话，语句通畅，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
“你们就按他说的那样写了？”豆米说。
“不写怎么办？他们也不打你，也不骂你，只是把你关在小房子里，不停地让你抄来写去的，要是不听他的，恐怕我们现在还在里边蹲着！”高干子弟叹了口气，说，“那个王八羔子，后来还把我们写好的材料呈交给上级，也不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
高干子弟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怀惴惴，大家隐约感觉到危机四伏，既然小警察愿意拿出这么多的精力来做这些，肯定不会就此罢休。当天晚上，叶晓枫和杨志彬正准备休息，高干子弟突然闯了进来，跑到他们跟前，惊慌失措地说跟他同寝室的那个诗人，出大事了。
“慢慢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叶晓枫揉着惺忪的眼睛，问。
“傻小子闹着要自杀，要不是我发现得早，怕是早就没命了！你们赶快把衣服穿上，跟我一起过去。”
叶晓枫随手拿了件外套，跟杨志彬、高干子弟一起去看那个诗人。诗人还躺在床上，床下搁了一盆被血染红的水，豆米正用布条帮他包扎手腕。刀疤脸让大家把诗人扶上他的背，叶晓枫和杨志彬则出门找车。
两人逛了一大圈，也没借到一辆车。叶晓枫去敲附近村民的门，大家都不愿意开。好不容易敲开一户人家的大门，男主人朝外面瞄了一眼，重新关上门，熄掉灯。叶晓枫着急地在门外喊了半天，又拿拳头捶击大门，等待他的依然是一片沉寂。
眼看叫不开门，叶晓枫和杨志彬只好另找出路，走到大道上，准备拦车。两人在路上等了差不多四十分钟，才碰上一辆拉猪归来的卡车。叶晓枫飞奔过去，拦下车，对驾驶台前的司机说：“师傅，我们有个朋友生病了，能不能麻烦你送我们去医院？！”
“你们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在那边租房画画的？”司机看起来很热心。然而，当叶晓枫告诉他，他们是搞艺术的之后，司机却不再搭话，摇上玻璃窗，启动卡车，一溜烟就没影了。
叶晓枫和杨志彬一直等到夜间十二点半，也没拦住一辆车。村民们不是不愿意载他们，便是加大马力，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叶晓枫心想，村民们之所以不愿意帮忙，是怕给自己揽上麻烦，近几个月来，警察三番五次来找他们问话。
“这样行不通，我看不用跟他们讲客气了！”刀疤脸眼见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便把驮在背上的诗人放下来，交给叶晓枫和杨志彬，自个儿冲到马路中央，截下一辆运鸡归来的货车，冲司机嚷着，叫他载他们上医院。没等司机开口，叶晓枫和杨志彬就把诗人架到货车后面的鸡笼旁边，自己也翻越上去。这一招还真管用，司机眼见他们张牙舞爪，不是善类，也只能按他们说的办。等到众人抵达门诊部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经过诊断和治疗之后，诗人的命总算保住了。然而这次经历却影响到每一个人，鲜红的血液以及诗人抽搐的四肢，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袭击每个人的神经。如今，大家用来谈论艺术的时间越来越少，就算中午聚在小广场上休息，也不过是无精打采地晒太阳。附近的村民们离他们越来越远，不管是打货的小伙子，还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们，都像怕见到怪物那样远离他们。杨志彬的情绪也极其低落，他养的那条大黄狗不知被谁杀死了，扔在小树林附近的水沟旁边。
“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同盟军，或许从一开始就没有谁会真正地在乎我们，看重我们！”杨志彬难过地说，“现在，不光小警察威胁我们，就连村民们也不再支持大家，总是像躲瘟神那样远远地躲着，真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事。”
杨志彬的话并没有引起以往的骚动，当天气变得越来越热，白昼的光阴如同卷尺一般越拉越长之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近几个月，没人再来画家村看他们的画，也没新闻媒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无聪和桂姨等人也没过来鼓励他们，哪怕是对他们说几句鼓舞人心的话。
杨志彬忍不住发牢骚时，两个搞行为艺术的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艺术”。跟过去一样，他们把自己关在充斥着粪球、羽毛和尿酸味的鸡笼里，开始他们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鸡笼的外面，还贴满了用毛笔书写的红字条，每一张字条上都写了一首小诗。风一吹，这些字条就像翅膀那样扑腾起来，然而不管怎样扑腾，也无法把关在笼里的人送上万里晴空，类似的表演，至多只能给他们带来短暂的安慰罢了。
屋外，炙热的太阳照耀在大地上，田地里已经有了龟裂的痕迹。远方树林里的蝉声一阵又一阵地传了过来，吵得人的脑袋都快爆裂开来；水洼地里的蟾蜍幼虫也已长出四条腿，令人作呕地向周围扩散、延伸着。压抑的氛围继续在夏日里蔓延。半个月过去了，失眠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憋着火，告诫自己不要吭声，因为此时此刻，小小螺丝钉坠地的声音都极有可能引起一场不必要的冲突：大家会为“蚊虫太多，同寝室的人没点蚊香”而争吵，会因“谁把谁的画弄脏了”而动武，就连以往大家都爱谈论的各类艺术流派和画家们此时也变成他们攻击、泄愤的对象；在他们眼里，不管是生活还是艺术，都已经坠落到最低谷，甚至比开始时还要艰难，虽说没人会主动说出来，但每个人都意识到事情正一步步地走向失控。
即便他们的生活状态每况愈下，小警察那伙人依然没放松对他们的监视。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撞上一两个穿制服的人。警察们现在连问话也懒得问了，就等着他们哪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发生内讧。
七月中旬，那个试图自杀的诗人再也坚持不住了。一天清晨，他打电话叫来一辆出租车，把成捆的书和诗歌手稿，捆扎好了，往后备厢里抛去。对于朋友们的劝阻和挽留，他压根也不愿理睬，只是漠然地看了他们一眼，坐上车，没跟任何人道别就消失在视野之中。
诗人的离开没有任何征兆，就连跟他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高干子弟也没察觉到端倪。大家愣愣地在路边站了很久，才挪动脚步，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住处。而就在这事发生的当天下午，疯子也决定离开这块遭到诅咒的地方。这天下午两点半，拎着行李箱的疯子来到豆米新居的门口，敲开门，说要带她走。豆米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表示自己想要留下来。
“你自己走吧。如果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过去付出的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一炬！”豆米说。
“呵呵，早就知道你死性不改，亏我还好心好意地想到了你……算了，随你的便，反正我早就玩腻了！”疯子没再劝说，拎着行李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一天之内就失去两个同伴，对于大家的信心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周过去了，又有不少同伴们相继离开，有人会提前跟大家打声招呼，更多的人却不辞而别。到了八月初，艺术村只剩下叶晓枫、刀疤脸、杨志彬、豆米和高干子弟少数几个人了。虽说叶晓枫和刀疤脸偶尔会画上两笔，却已经丧失原先的激情，靠稿费为生的杨志彬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拿到稿酬了。至于说高干子弟那边，则反复翻阅着上下两卷本的《古拉格群岛》，没人知道这样的情况还能维持多久。
“那天，你为什么没有走？我听人说，疯子走之前，是叫你跟他一起离开的。”这天晚上，叶晓枫在小树林那边问豆米说。自从疯子离开艺术村以后，在小树林见面已经成了他俩心照不宣的约定。
“那你呢？为什么选择留下？”豆米反问他说。
“人这一生，可以选择的道路有很多，但时间却不允许我们时时分神，左顾右盼。既然当初选择到这里来，我就不会试着把腿再放在另一条道路上。”叶晓枫说。
“如果最终你发现自己所坚持的，到头来依然是一场空，你该怎么办？”豆米一边说，一边用手掌拍掉一只落在她胳膊上的蚊虫。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并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是任何人拿不走的。而是对是错，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又是否能真正地辨认得清？有人会很享受这个过程，有人却更看重结果……”叶晓枫笑了笑，说，“咱们不谈这些沉重的话题了，该你了。”
“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感受真正的快乐，不受约束，也不必在任何人面前戴上假面具。有你们在，我才有勇气告诉自己，当初作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像家人和朋友们说的那样，是毫无理智和判断力的……”说到这里，豆米突然低下头，几秒之后，她抬起头，用那双盈满泪水的眼睛望着他说，“晓枫，说真的，我没有自己嘴里说的这样坚强……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其实，我跟你们一样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又将面临着什么……”豆米说着话，搂住他的脖子，有节奏地抽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