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云很自豪地向我们介绍，阿里巴巴上已经有了大量国外商人对国外商人，通过阿里巴巴这个工具成交生意的先例。但无疑，不管是因为阿里巴巴是一家中国的网络公司，还是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都关注的生长中的强国——几乎全世界都在目瞪口呆地看着中国的产品像洪水一样地冲向地球的各个角落；或者更为简单些，因为中国用户在现阶段的使用冲动最大，阿里巴巴当然应该在中国先磨好自己的刀。
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参展广交会
中国供应世界
2005年4月8日，欧洲纺织服装组织在欧洲议会旁的公园里，放飞了100万只气球。据称，这代表着中国纺织品将会使欧盟纺织服装业消失的100万个工作岗位。密密麻麻摇晃升天的气球，掩盖了欧洲蓝色的天空。
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贸易摩擦——根据世贸协定，2005年1月1日，是全球范围内纺织品配额全面取消的时刻。谁都猝不及防，无论是中国政府、西方各国政府或者是所有的非政府组织事先都没有想到，一旦配额取消以后，这场由中国中小型纺织企业和西方商界共同制造的洪水。就浙江而言，这个阿里巴巴所在的省份在纺织品配额被取消以后，2005年前几个月的出口增长比例高达38%！
“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实在是太强了。”早在几年前，著名的服装企业杉杉集团宁波工厂的一名日本经理在接受作者采访时就预见到了今天的事实。“日本服装企业的一个熟练工人人均月工资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而宁波的服装工厂工人工资只有日本的1/10。在劳动力密集的纺织服装业，没有人能抵挡这样的优势。在中国产品开始进入世界市场后，一直占领着世界市场很大一块份额的日本企业就开始退出了。所以，我也就必须到中国来，这里才有像我这样的人的用武之地。”
这是经济学家们乐意看到的现象——所有国家按照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然后通过贸易来进行交换。按照这个理论，有13亿人口的中国理应在全球担任工厂的角色，这也是从中国入世以后，人们一直在说的“中国制造”的由来。
温州大虎牌打火机公司的老板周大虎给过作者一个更为形象的描述。“最早的时候，是欧洲工厂在生产（金属壳打火机），他们的价格大约是300元到400元人民币一个；后来世界性生产转移，‘亚洲四小龙’崛起，日本和韩国开始生产，它们以180元到200元人民币一个的价格与欧洲人打价格战，最终迫使欧洲的大部分企业退出了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一个华侨把一个打火机带回来，温州开始生产，我们先把价格做到了150元一个，日本和韩国企业咬着牙降价，可是我们马上又降价，到120元一个，它们就开始强调它们的质量强过我们。再后来，我们的质量上去了，而价格降到了四五十元一个，市场的份额就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而到现在，我们把价格做到了十几元一个，完全控制了市场。日韩企业已经全面退出了市场。”
中国企业的进展实在是太快，世界甚至还来不及为中国崛起带来的变化而作出自然的安排，于是就有了布鲁塞尔的气球——这种产业格局的变化甚至没有为当地的从业人员留下足够的时间来找到转向的工作。于是，贸易摩擦就产生了。
在这里，我们当然没有多少兴趣来对贸易摩擦进行详细的阐述——虽然几乎每一种迅速增长的中国产品都遇到了贸易摩擦，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仅仅是一个过程。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在使更多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同时，也使几乎全球都享受到了低价带来的福利。在这种福利的引导下，任何贸易摩擦都是暂时的。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阿里巴巴，这个一直浸淫在中小型企业和进出口贸易领域里的公司，在这个时点上，在想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1999年，中国入关努力失败的时候，正是我们在杭州湖畔花园创业的时候。消息传来，我们大家都不免有些失落，虽然还没看到未来的赢利可能会在哪里，但就我们这群人对外贸的熟悉程度和从阿里巴巴上最为活跃的商人群落都是外贸企业来看，这样一个消息无论如何都不是好消息。但是马云却对中国入世十分乐观，他告诉我们说中国入世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就像阿里巴巴的成长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一样。”阿里巴巴的一位创业元老说。
马云的分析无疑是对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中国需要世界，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正如我们前面在提及比较理论时所说的那样，低价的中国产品释放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时所带来的价值提升，这种提升不仅使中国受益，通过改变世界产品价格格局也使西方受益。这些西方受益人群的代表是他们中的商人，当他们把眼光转向中国的时候，市场和利润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转向中国意味着他们获得低价，而有了这些低价产品，他们可以改变原来的市场格局。
可以这么说，相比起欧洲100万名因中国纺织品出口而失业的纺织工人，实际上因中国产品而受益的商人力量更为强大，只不过在敏感时刻的舞台上，他们并不出现，因为商人是沉默的，他们习惯于在幕后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到1999年，西方商人的目光，已经齐刷刷地转向了中国。作为商人，他们的使命是在用户与生产商之间寻找差价，到了1999年，西方商人几乎是集体性地发现了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价格盆地。当他们把目光一齐转过来的时候，力量是巨大的。因此，马云会在马尔代夫度假时，在酒店边上的小商店里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
在这种沉默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终于在第二年加入了世贸组织。
现在看来，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中国供应商”应该成为阿里巴巴当家产品。在阿里巴巴，他们通常会嫌这个产品的名字太长，而把“中国供应商”简称为“中供”。这个产品帮助中国中小型企业走过极大的鸿沟，成为国际供应商。正如《福布斯》记者所言，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外贸企业更多地靠“商品目录、指南、贸易展和合同等”来寻找他们的机会。这种机会的高昂成本可以从中国传统最大的外贸展会——广交会中看出，一家企业参加一次广交会的费用通常在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之间。更为麻烦的是，由于计划经济，广交会的展位并不向中国中小型企业开放，有资格参加广交会的都是传统的国有外贸企业。这意味着真正从事生产的中小型企业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得到来自国有外贸企业的订单，因为外贸企业产生的所有费用也必须摊到订单中的产品上来。
而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中小型企业有机会在网上通过图片和即时通讯工具，无缝隙地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买方接触，这是互联网的优势，也正是马云在中国黄页时代所拿到的利润来源。
但事实上，仅有互联网是不够的，由企业制作的一个个独立网站，早期可能会有相当的人流来访问，但一旦互联网开始普遍使用，信息成为海洋，那么这些企业网站基本上都成了这个海洋里的一个个信息孤岛，除了熟人之外鲜有人来访问。对于中国中小型企业来说，他们想吸引的外贸客户因为有语言障碍，访问他们网站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阿里巴巴的出现，相当于在信息的海洋里制造了一个集市，到“中供”出现的时候，它首先是在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客户端——西方商人世界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聚集了客流。同时，它还因为有英文网站，这样就帮助中国中小型企业统一地跨过了语言障碍。
中国供应商的具体内涵不过三项：其一是帮助客户用各种手段展示他们的产品及企业，后来被定义为初级中国供应商的方法是静态地展示产品，而高级中国供应商则可以在阿里巴巴上动态地——这在电脑技术上也不难实现——展示他们的产品；其二是帮助客户去参加各种展会，办法是收集客户的产品由阿里巴巴的员工带到各种国际性展会上去统一展示；其三是教会客户如何应付国外客商，包括书面函件上的和面对面时的表达方法与必要礼仪。
但阿里巴巴在制造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集市后，这些简单的内涵就都有了意义。因为阿里巴巴吸引了大量无法多次到达中国的西方商人，从而它可以把自己定义为一座“桥梁”。
我们无法精确地计算出中国供应商这个项目在帮助中国中小型企业跨越所有障碍，找到他们的客户后所创造的价值——也许可以相对地计算出，至少它对于一家企业来说，相当于参加了两三次广交会，因此，可以用广交会的费用来判断阿里巴巴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大约可以值到几十万元。而这得到了阿里巴巴的对手们——《福布斯》杂志里所提及的环球资源和美商网对企业收费价格的印证，他们的收费普遍都在10万元左右。
但阿里巴巴显然更愿意说的是，它所创造的国际化大集市的出现，给更多人创造了机会。如果考虑到互联网的因素，理论上，一个无论是身处何地的中国商人，无论他的企业多小，只要产品足够出色，他都有机会把它卖给世界。而他需要的，可能只是一台电脑和加入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这可能需要花上几万元钱，而这是大部分中国厂商都具备的条件。
因此，在免费帮助了中国中小型企业1年以后，阿里巴巴认为它有理由也有能力收费。
如果以上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供应商的社会意义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中国供应商对阿里巴巴的意义。
2000年是阿里巴巴取得营业收入的一年，当时阿里巴巴的营业收入项目从5个缩减为3个，分别是企业信息化、网页制作和中国供应商三项，中国供应商从这三项中自然地脱颖而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