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新闻频道都提到了巨鱿的消息，大部分都只把这当成奥林匹亚又一件奇闻逸事来处理。他们显然不晓得这件事的成因为何，所以只能不断重复它的尺寸——长十一米、重四百二十公斤——然后便话锋一转，开始空泛地揣测这条巨鱿是被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人摆在那里的，还有，它是不是会引起到海湾中游泳的民众的不安。拍到巨鱿的镜头很快闪过，大概是怕吓到观众。第七频道是唯一除了这些零星消息外，还有延伸报道的。
除了史坦纳法官外，我从来没在电视上见过其他认识的人，所以当我发现克拉马教授看起来这么矮时，还真有些吃惊。他看起来很苍白，几乎像个犯人，领子歪歪的，头发也乱七八糟。接着镜头转到一个小鬼身上，他身高只能勉强够着克拉马教授胳膊上的肱二头肌，看起来非常像我。他正盯着巨鱿，橘红色的头发随风飘动。由摄影机的高度往下拍，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史努比漫画里的大头小鬼。
突然间，我脱皮的鼻子就这样大咧咧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像个婴儿一样直盯着摄影机，仿佛不了解在我面前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小迈尔斯·欧麦里说，今天凌晨天还未亮时他发现了这只巨鱿，当时它还是活着的。”电视上说，“果真如此的话，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有人亲眼目睹活生生的巨鱿。海洋科学家不断努力想在野生环境下研究这种难以捉摸的生物，却都以失败告终。”
我盯着出现在我家电视机里的自己。“它在呼吸。”我说话的样子像在描述和外星人相遇的经历。摄影镜头对准巨鱿的一只眼睛慢慢放大，再渐渐淡出回到摄影棚，一位兴高采烈的女士赞叹道：“哇！迈尔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的！”
之后出现了一位有办法同时微笑和说话的气象播报员，表示下面将有气象预报；再接着是一则让我有点困惑的广告，意思好像是说戴卫生棉条滑水就会更安全又更好玩。我等待着，等着电话铃声大作，大门崩塌，房子外围满前来质问的激动人群。但什么也没发生。
等我脉搏跳动的速度慢下来后，发现并没有人出现质问我地球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后，才松了一口气。不过这时我才惊觉：我上电视了！看起来是不是像个喃喃自语的小矮子呢？我又慌了，斟酌起他们刚刚的遣词用句。果真如此，言下之意便是：这个宣称他看过活生生巨鱿的迈尔斯·欧麦里，只是个不可靠的小鬼头。果真如此，意味着我们都知道这小鬼是在骗人或者不过是想象力丰富罢了。我不禁又开始怀疑起来，我真的有听到它在呼吸吗？证据最后会出现在克拉马教授的报告中，对不对？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没错，到时我就会因为说谎被送到感化院去！
我爸妈没有看下午五点的新闻，但是他们已经听说了，因此两人晚上十点五十五分就拿着消夜——隔夜的鲔鱼卷和黄铜色的鸡尾酒——挤在电视机前面。
自己儿子上电视的事让他们大受惊吓，以至于根本忘了质问我关于巨鱿的死亡呻吟把我从床上挖起来的谎话。不过，老爸还是耳提面命了一番——边露出了满嘴的鲔鱼泥——警告我会有多容易陷进泥沼里，但其实他对沼地根本一无所知。教养小孩就是这么一回事，时不时就要警告孩子一下那些其实他们比你懂得还多的事情。妈妈责备我为什么每天都该死地穿同一条绿色军装短裤，然后微微一笑说，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跑出来的。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不禁怀疑，不是从你那里跑出来的，还能从哪里？
没有人问任何有关巨鱿的问题。他们实在没办法从惊愕中恢复过来。我竟然会在某一天被归为和法官同一类的人，这简直像是一场身份错乱的大乌龙。
如我所料，我爸爸终究还是注意到我在电视上看起来有多矮了。很不幸的是，从他站的方向看过去，可以看到那天正好是七月一日。他要我脱掉鞋子，站到杂物柜前面去。一如往常，我开始冒汗——大部分小孩一年只会量几次身高而已，但对我来说，每个月的第一天都是我的量身高日。
我爸爸是个很迷信身高的人。他本身只有一百六十五厘米高，却希望自己能有一米八二，要是能有一米九三就更好了。他会用身高来评判他人，只要是高个子的人他都很尊敬。仿佛他们的身高是他所欠缺的某种优雅教养或谋生技巧。倒不仅仅是因为女人最喜欢高个子男人这种无聊废话，他只是还坚信如果你个子够高的话，别人听你说话时就会比较仔细；高的人可以找到较好、薪水也更高的工作；而且在人群中鹤立鸡群的风采就像神一样。除此之外，个子高的人打篮球还可以扣篮——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吗？
关于我，有些事是你必须先了解的：我很喜欢自己的矮个子和没有变化（我五年级、六年级和七年级的照片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高个子的小孩一走进来，就会被人期待要发表演说什么的，而我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可以隐身起来，所以脑袋离脚近一点还是有好处的。我可以爬树，可以从矮屋檐上跳下来，而且个子小，出错的机会也相对小多了。唯一的问题是，当我读到书上说小孩子的发育最主要是在睡眠中进行时，难免会因为阻碍了自己的发育感到有些罪恶。
我揉松头发，努力挺直身体，感到脊椎一节节分离为止。我抬高下巴，偷偷在脚跟下撐起一点点难以察觉的高度。要是爸爸用铅笔画出的线能比上次量的高出个零点五厘米，他的心情就会太好，家里也会随他的好心情而充满活力——鲔鱼好吃得不得了，妈妈看起来美丽动人，而我则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小孩。不过在这个晚上，在和妈妈争执顶在我头上的硬壳精装书放得够不够正之后，爸爸只在上个月的铅笔痕上再加深了一次刻印，然后以深深叹了一口气——闻着有鲔鱼混上波本酒的怪味——作为收场。在过去的十三个月里，我只长高了零点七厘米。我被困在一百四十二点九厘米里面了。
后来我听到他们在争辩，哪边的家族该为我的脑袋负责，还列举了一堆聪明的叔叔伯伯、表兄表弟外加祖母的名字。这时爸爸发表看法：“以他的体型，他算是相当聪明了。”然后妈妈提醒他说，要不是莫名其妙被他套牢的话，她本来准备读医学院的——这话她这星期已经说第二次了。我很清楚这个念头已经在她心里根深蒂固，一件又一件令人烦心的事，将她困在这局促的小房子里，将她与一个毫无野心的棒球迷绑在一起。这家伙到现在还跟他的高中密友——号称三剑客——在酒吧里厮混，在听奥斯卡奖获奖感言时还会哭哩（我妈妈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我们的家族照片全部都收在鞋盒里，而自从我七岁后，圣诞老人、复活节兔子和牙仙子这类东西通通没再出现过）。或许，我心想，最让她失望的，是她在州政府人事局的可悲工作吧。
又或许，根本就是我。
爸爸把她越来越常出现的咆哮吼叫，当成卡通片里疯狂的夸张演出。她偶尔会用一种无声的讥讽方式来开玩笑，但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她是在说笑还是真的生气。她要是火大的时候，说话速度就会变快，嘴唇也会变得苍白。
事实上，我爸爸只看得到他想看的东西，任何能够解决争端的方式，他都会接受。我很少听到他会说出引发争端的意见或建议，让妈妈怒火越烧越旺的往往就是他犹豫的态度。这时他开始关上声音看水手队的球赛转播，免得惹恼妈妈，然后拿着一根铝棒，站在沙发后面打量投手。等球由我们二十一寸的电视机荧幕中飞来时，他挥出球棒——其实应该说是在试探挥棒或临时收棒才对，因为他到最后都还不确定该不该做这件错事。
潮水又开始一路往后退了，泥沼地又开始传来臭味，这总是让我很不安。妈妈很讨厌我们的房子：冬天潮湿发霉，秋天满地蜘蛛，最糟糕的是夏天，每当因日晒而腐败的海草散发出过多的硫化氢时，整个泥沼地就会臭气冲天。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老是做噩梦梦到海水连着好几天退潮，泥沼地上的所有生物都被烤熟了，在炎热的空气中死亡、散发出臭气，搞得妈妈尖叫着说要搬家。
最后，我听到爸爸又老调重谈提到我在电视上看起来很矮的事。“他还是没有长高，”他发牢骚说，“真是丢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