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主持人恰如其分地提问：“教授，能不能谈谈您的经历。”
教授说：“好的。我生于1919年，也就是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那一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了华北，我跟着学校一路迁徙到四川、云南等地，那时的名字叫西南联大。1942年经胡适之——也就是新文化倡导者胡适先生——的介绍，进了美国加里敦大学读生命学，先后读完硕士、博士、博士后，又来又攻读博士后又后——这是一个只对极少人开设的学位——1949年，本来想像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样返回祖国，但因美国政府的阻挠，还因为课题一直没有攻克，国内又缺乏研究的基础就一直留滞在那里。但我从不向美国人透露任何的研究细节，愿望就是一定要把科学成果首先应用于祖国人民。”
热烈鼓掌。
主持人又问：“您在大陆还有没有亲人？”
教授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实行包办婚姻，父母给我找了一个童养媳，出国之前逼我完婚，因此就有了一个儿子，现在已经七十一岁了。”
主持人问：“他现在还健在吗？”
教授说：“在，而且也跟我到了直播现场。”
就听主持人高声喊道：“现在就请教授的儿子闪亮登场。”
音乐骤然响起，干冰制造的白色祥云中，走来一位颤颤巍巍的古稀老人。
大家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老头脸上，分辨他到底和教授有几分相像。几分？百分之百！虽然一个老年、一个壮年，那脸型、五官甚至表情，特别是那两个老鼠一样的啮齿都惟妙惟肖。
老头向教授恭恭敬敬叫声爹，然后坐在了主持人安排的座椅上。
主持人问：“老爷爷，您真是教授的儿子吗？”
老爷子说：“那还有假，不信我再叫一声，爹！”
主持人问：“教授，有了这么珍贵的成果，为什么不用在您儿子身上，让他首先返老还童？”
教授说：“这个问题提得好，一来是药品刚刚在动物身上完成实验，再就是我先让他以现在的模样做个参照，实际效果出来了才更有说服力，等再次露面时，你们会见到一个全新的他。”
过了不长时间，也就是两个月左右吧，教授又来到直播现场，儿子又在音乐和烟雾中闪亮登场。这是一个二十岁的青涩少年，眉眼鼻子无不一样，也有家族标志性的大板牙，台上爸爸叫得比以往还亲。他现身说法，循序渐进、依次服用长生1234567，终于实现了返老还童，同时他还告诫观众，这种药要适可而止，否则就会回到童年甚至婴儿时期。
药品热销，各大药店排起了长队，甚至出现有人加塞被打死的事件发生。
这时，在一处海滨高级别墅里，有这么祖孙三代正在享受着天伦之乐。
老板牙说：“大水（生于1963年，故名），你就缺大德吧，当着那么多人让我叫你爹。”中板牙也就是“教授”说：“爸爸，你是受了委屈，我这就给你操持个老伴。”老板牙说：“过五十的我可不要。”小板牙撒娇地说：“爸爸，我功劳也不小，我要买台法拉利。”
老板牙有些好奇心地问：“加里敦是所什么大学？”
中板牙说：“就是家里蹲着。”
青岛啊，青岛
刘兆亮
青岛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我那时认为它恰如其分的美丽是因为父亲去了那里。
自从父亲去了青岛，这个离我八百里的地方突然有了亲和力和感召力。尊敬的青岛市民也好像一下子都成了我的亲人，我特别挂念青岛，想念他们。
父亲是去青岛干建筑小工的，抬水泥、搬石块、挑砖头是他的工作。但这是次要的，父亲在青岛生活和工作了，这是让人感恩的事。
那时我正上高三，父亲带着家中最破的被子和那顶漏雨的安全帽到县城坐火车。因为还有四十分钟的空闲，父亲就到学校去看我。但他并没有见到我，他的脚刚好踩到上课铃声。父亲就给看门师傅留了一张字条，写道：“儿，我去青岛干活儿了。青岛好啊，包吃包住一天二十块钱。你好好念书，争取考到青岛去。”落款是“父亲亲笔”。
这是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书信，是写在随手捡起的烟盒上的，烟盒上脚印清晰可辨，比父亲的字还工整。但父亲的字比它精神多了，撇撇捺捺都有把持不住的去青岛的激动之情。
青岛好啊！父亲这个赞美诗般的感叹也是听别人陈述来的。父亲没去过青岛，甚至他连比县城更大点儿的城市都没去过，但父亲那时去青岛了。看到父亲的留言，我很高兴。
从此以后，我的学习和生活便有了“青岛特色”。地理课本上的胶东半岛成了我的维多利亚港，历史课本上德国强占青岛的章节让我深刻铭记，青岛颐中足球队成了我心中的巴西队。而我的高考志愿上，打头阵的都是青岛的大学。
父亲在一个叫观海山的山上建花园。山不太高，但站在屋顶上可以看到海，下雨天不上工，父亲就上山顶去看海。看海是父亲最高级的精神生活。在他的物质生活方面，让他津津乐道的，是能隔三差五吃到两块五一斤的肥肉膘。父亲说，瘦的他们才不爱吃呢，青岛的肥肉真贱！父亲说，乖乖，青岛就是青岛啊！
但青岛没有及时给他发工资，这是堵心窝儿的事。父亲说，肥肉很香，但一想到钱就咽不下去了。
父亲走时只准备了二十五块钱生活费，父亲花了四十天。之后，他摸口袋时，兜里只剩下五个手指头了。当然，在他的内裤边，母亲还连夜为他缝进了五十块钱。但那钱不能动啊！
青岛怎么不发工资呢？老板解释说临时有点儿困难，让父亲等人顶一顶。父亲觉得那个李老板说的话不虚。以前李老板让父亲下山替他买的烟都是十多块钱一包的，现在下降到四块多钱一包了。
给李老板买烟是父亲难忘青岛的另外一个原因。
起初，父亲买烟买得一肚子得意，觉得老板还挺把自己当回事。等父亲戒烟了——实际是没有闲钱买烟了，他才感觉到买烟成了一种煎熬和痛苦。
父亲每次烟瘾上来的时候，都要到厕所尿一泡尿，每次进行的时间都很长。他低头思考着什么，最后还是使劲地捏一把那缝在内裤边的五十块钱，忍了。
但父亲经常把烟包放在鼻子下使劲地闻一闻。闻一闻烟又不会少，没事的。有几次他甚至就想把手中的烟往腰里一别，一口气跑回家，坐在田头再一口气抽光。边抽烟边看玉米生长，多美的事儿啊！
但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这也是老板习惯让他买烟的根本原因。父亲觉得自己挟烟出逃的想法太匪气了，也不切实际。父亲比较实际的做法是，爬山时多弄出点儿汗，递烟给老板时好让他酬劳给自己一根抽抽，但是没有。只有一次，李老板客气地说，剩下的三毛钱硬币不要了，看你累的，头上的汗珠子比雨点儿还大！父亲不收，两个人互相推让，干活儿的人都把手中的活儿停下来看他们。李老板生气了，大喝一声后又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拿着，对，拿着。父亲的兜里就多了三毛钱。
父亲想等下次再多出三毛，还有再下次，再再下次……
但李老板已经好几天没让父亲买烟了，也就是说李老板已经很少过来了。慢慢地，父亲他们就感觉到李老板可能在耍熊蛋了——他要跑掉了！
大家也很久没能吃上肉了，伙房的人也好久没接到钱了。
工程没完，老板就跑了，碰上这样的事，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父亲等人也不能干等着，就买了车票回家。父亲们都偷偷地进行着自己的工作：有的与父亲一样拆开了内裤，有的翻起了鞋子，有的把被子里的棉花团弄开……那里是事先准备好的回家的路费。我们那里的习惯，路费多少就缝多少。
父亲把他在青岛的这些经历讲给我听的时候，我还在等青岛方面的大学通知书。青岛与我的关系还八字没一撇。
但青岛朝我走来了。我被青岛一所重点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录取了。
那天父亲把烟头抽得很兴奋，他满眼亮亮的，左手比画着青岛宽阔的马。路怎么走，还一个劲儿说，青岛好啊！青岛好啊！
我不知道，当父亲赞美诗一样地感叹青岛好的时候，他的右手在口袋里把从青岛带回来的那三毛钱都攥出了汗！到了学校后我才发现，那三枚硬币，被父亲打进了我的背包——那是父亲在青岛赚取到的财富，儿子应当继承。
满票
孙方友
村中有一个小学校，学校虽小，但年代久远，据说开初伊始是村上一位乡绅办的。乡绅姓张，名毅斋，学校也就起名叫“毅斋乡小”。解放后，张毅斋被镇压，学校就更了名，改为“张广小学”。张广也是本村人，是位烈士，解放战争时期任共产党的第一任村长，不料当时反动势力猖獗，被反动派暗杀团杀害。因为张广是在小学校里被敌人活活钉死的，为纪念这位为革命献身的烈士，所以经政府同意，将学校改为“张广小学”。
校名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叫下去，岂料不久前张毅斋的儿子从台湾回来了。他见家乡小学校房屋破旧，院墙头倒塌，决心为乡人办点儿好事，捐款五万元人民币修建小学校，但也附加了个条件，学校修建好之后恢复原名：毅斋乡小。
老村长的独生子张郑原在乡政府里当书记，眼下离休在家安享晚年，一听说要更改校名，大发雷霆，气冲冲地找到村支书，说是坚决反对学校更名。村支书更是左右为难：改吧，烈士遗孤不同意；不改吧，这里为老区，经济困难，眼看五万元就要顺水漂走。万般无奈，他急忙召开村委会研究，干部们议论了一天，最后决定召开群众大会，让大伙用无记名投票来决定。
大会就在小学校里召开，一家一个户主，几百户人家全来了。村支书发下选票，宣布了两个候选名单，并说为照顾文盲，来个简单行事，只在选票上画圆或打“”。画圆者表示同意更换校名，打“”者就是不同意。
可做梦也未想到，投票结果，竟是满票——大伙都同意更换校名！
只是，大伙的情绪也非常低沉！
村支书大惑不解，悄悄问张郑说：“你为何也投了赞成票？”
张郑哭丧着脸说：“昨黑我儿子和媳妇、孙子给我吵了一夜，说我糊涂，说是对子孙万代有益的事儿你为何阻挡？名字算个鸟？爷爷的名字挂在上面就有点儿丢烈士的人！再过几年学校塌了砸死了学生是谁的罪过？孙子劝我说：爷爷你别难过，等我大学毕业挣了钱咱再把名字改过来！”
村支书面红耳赤，许久没说出话来……
谁能打我耳光
申平
按摩小姐阿红这天遇上了一个怪客：他要阿红打他耳光。
又是一个变态狂！阿红想，自己真的是很倒霉。阿红毕业于一所按摩学校，她所在的这个发廊搞的是正规按摩。可是偏偏有一些客人，以为按摩小姐都是干那事的，所以一进来总要动手动脚。他们不但千方百计在阿红等女孩身上找便宜，还有一些人更离谱，有个老头儿非要舔阿红的脚，有个中年人非要花高价买阿红的内裤……
这个客人也是个中年人，他相貌堂堂，穿西服，打领带，气度不凡。可他一进来就说：小姐，我不是来按摩的，我想让你狠狠打我几个耳光。
阿红说：这位先生，我打你干什么？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的。你躺下来吧，我给你按摩。
可是那人却只是坐在按摩床上，他看着阿红说：请你帮帮忙吧。你每打我一下，我就给你十元钱，怎么样？
阿红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干部模样的人，问：先生，你没病吧？
没有。啊，不对，我有！我的心里真是太痛苦了。你打过我，我就好了。
阿红问：那你能跟我说说你得的是什么病吗？
客人说：让你打你就打吧，问那么多干什么？
阿红说：你不说清楚，我怎么敢随便打人啊！
客人叹了口气：那好吧。我呢，是个新提拔的干部，我手里有点儿权力。我一上任，每天都有许多人围着我转。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当个好官、清官，决不搞贪污腐化那一套。我都坚持一年多了。可是前几天，我一不小心让他们灌醉了，被他们弄到夜总会，稀里糊涂就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这还用说嘛！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个小姐光着身子躺在我的身边，我知道糟了，穿起衣服就跑，可还顶什么用呢？
阿红冷笑了一声：这算什么错误，你们这些当官的，用不着假正经，得了便宜又卖乖。我不能打你。
客人就急起来：连你也这么说！可是我真的是想惩罚一下我自己啊！我怎么就做不到呢？
阿红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应该去坦白交代才是啊！
客人说：我已经这么做了，可是没有用。我先是跟我一个最好的朋友说了，他说这算什么事呀，你可千万别犯傻。我又跟我的秘书说了，我的秘书说，你就当没这回事吧，你要出了问题，我也跟着倒霉啊。我接着跟我老婆说了，我老婆先是哭得死去活来，随后她又原谅了我，说下不为例吧。最后我找到我的一个上级领导，他可是管纪律监察的啊，我老老实实向他承认了错误，要求组织上处分我。可是领导却说，算了，不能因为这点儿事就毁了你的前程，再说这种事都是民不举官不究的，哪有自己告自己的？你以后注意就是了。你看看，我想找个人教训我一下都做不到，我的心里能不痛苦吗！
阿红说：你说的可是真的？
客人说：我骗你干什么？
阿红说：那好吧，那我今天就成全你！你知道我们老百姓是多么痛恨贪污腐败分子，多么盼望遍地都是好官呀！今天我也算是代表老百姓惩罚你了，你可坐稳了！
阿红说着，突然用力朝他的脸上打去，左右开弓，一连打了十下，把自己的手都打麻了。再看那人，嘴角流血，面颊红肿起来。
阿红说：怎么样，这回你的病好了吧。
那个人擦擦嘴、揉揉脸，点点头说：好，打得好。我会永远记住这十个耳光的！
客人掏出一百元钱递给阿红，临走时还说了一声：谢谢！
落棋有声
张新民
铸造车间主任的人选，通过民意测验、调查座谈，集中在大黄和小李两个人名下。要说工作能力、群众关系，两位各有千秋，不分上下。这可把干部科汪科长难住了。几经斟酌，决定不下来，他打算听听新厂长的意见。
厂长略一沉思，出其不意地问道：“还能告诉我一些题外的细节吗？”
“关于他俩？”科长疑惑了。他理了理额前的乱发，突然想了起来：“哦，这两位都是象棋高手。大黄连续三年蝉联全厂冠军；小李呢，虽没有大黄稳定，但去年也得了第三名……”
厂长颇感兴趣的站起身来：“好哇，我找他俩赛几盘！”原来厂长也是个棋迷。
为了知己知彼，厂长亲自找不少工人了解情况，最后正式下了战表。昨晚与大黄下了三局棋。大黄一向出手稳健，素有“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美誉。但昨天他下得不很顺手，接连三局都握手言和。厂长拱拱手，说：“真太过意不去，让你连让三局。”
今天上场的是小李。棋友们给他的外号是“程咬金”。据说他既有开局的“三斧头”，在遇到逆境时，又常常会像“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一样，走出一些出其不意的妙着，使对手防不胜防。两局下来，厂长就被他凌厉的攻势逼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第三局，下到得意处，小李一扫初进门时的拘谨，竟然拍起厂长的肩膀来：“老兄，十步之内，解决战斗。”
“唔？”厂长不买账，“要是赢不了呢？”
“这辈子不下棋！”
“一言为定？”
“当然！”
厂长毕竟还有两下子，他在太阳穴上抹了点儿清凉油，抖擞精神，沉着应战几起几落，终于和了这一局。他笑吟吟地开始收摊，小李猛然抓住他的手：“慢，再来一盘。”
“不是说这辈子不下棋了吗？”厂长用含笑的眼睛端详着小李，意味深长地问。
小李不服气地说：“不行，刚才漏了一着，不补回来睡不着。”
厂长朗声大笑：“你睡着睡不着我不管，反正今天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