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体现在我们所做的很多矛盾的事情当中。现实中，很多人都在抱怨，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可用资源太少，抱怨别人不守规则。他们看到有人在公务员考试中作弊会愤怒，看到有人借送礼上位会愤怒，看到有人用强权牟利会愤怒。可是自己一旦遇到麻烦，想到的不是去寻找法律，而是托关系找熟人，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很多人托关系办成了事情之后，还会向身边的人炫耀，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而他们身边的那些人，也往往会说出一些羡慕的话语来。此时，他们早已忘了之前的自己，忘了曾经的那些抱怨和愤怒。不过，当这件事的影响过后，在看到之前类似的信息之后，他们还是会抱怨，会愤怒。
现在，我们接回话题。在我们的文化中，官员，依然是强势的代表。而在这时，如果官员用自己的行为营造一个情境出来，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他竟然放弃了牟利的机会，而表现出公正和廉洁，那么必然能够感动更多的人，将人们的情绪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
而公正和清廉两者相比较，显然公正是更难判定的，因为在我们的思维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很难形成一种统一的标准。也就是俗话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公正本身给人的震撼就不那么强烈。而想要让公正给人更加强烈的震撼的话，就需要跟人们的固有观念进行完美的结合。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的结果就是，如果公正跟广泛同情对象很好地结合之后，就能给人强烈的震撼。表现在古代的官场就是，如果一个官员，在处理地主欺负佃农的纠纷的时候，能够不偏袒地主而是给佃农公正，那么他必然会赢得更多的掌声，因为他所营造出的这个情境，能给人更多的震撼，更能激起人们的情绪反应。许多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不畏强的官员，很少有人会真正在意，地主在自己的眼中是强势的，但在官员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个小民罢了。如果是本来佃农就理亏，而官员秉公办理了，那么虽然他一样是公正的，但在人们的心中却难以激起那样强烈的情绪。这就是情境化的特点。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符合大众的预期，能够跟大众情绪引发共鸣，那么就会得到更多的拥戴。
而与公正不同，廉洁就讨巧多了。廉洁是可视的，也是极容易判定的。它也许没有固定的标准，确定一个官员穷到什么地步才叫作廉洁。但只要官员不奢靡，跟普通百姓保持同一生活水准，那么就会被人判定为廉明。而这种廉明是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判定的。因此，它能够在人们的心中产生更大的冲击。
因此，如果一个古代官员竟然能够做到廉明，那么他就有了受拥戴的资本了。哪怕稍微糊涂一点也无关紧要，只要不是太过糊涂就行。而且，在古代的那种环境中，能够做到这点的一般也不会太过糊涂。靠自己能力得官的，都要经过一系列考试，智力未必一定强于别人，但至少不会太差。那些昏庸者，靠买官上位的，不可能表现得廉明。因此，古代时候，在人们的眼中，清官必定是好官。
如果一个官员，竟然能够在做到清廉的同时，还能偶尔满足一下人们的同情心情绪，那么就必然会被人所崇拜了。
包拯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员，他够公正，也够廉明。所以，他必然会被人神话。
过度紧张与无意识造神运动
情境化思维的人，必然是情绪化的。而最强烈的情绪化表达，自然就是走极端。在这极端的思维当中，包拯从一个被人爱戴的官员嬗变成了一个被人崇拜的官员。同时，他也从一个清官，成为了一尊神。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不是发生在包拯身上的事情也要推给他了。因为只有包拯够神奇，有大法力，才能给人更多的情绪上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情绪的酝酿不是经他人引导的，更不是有人刻意安排的，这是所有处于这一情境之下的人的共同的、无意识的选择。我们紧张，所以我们极端。
包拯被神话，并不是有人刻意拔高包拯，想要达到自己造神的目的，而是每一个被清官情境所感染的人的自发选择。在这个神的产生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虔诚的教徒，搜肠刮肚地为包拯寻找先进材料，安放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全民无意识造就的传奇。
其实，很多古人都是这般造就的。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无一不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现代的偶像们也都一样，大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被自己的粉丝层层加码，最后神话的过程。而当信息足够发达，也总有一天会被人拉下神坛，在当今的信息爆炸时代，尤其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有了话语权，所说的话都能得到很好的传播之后，也确实有很多经过粉丝神话的偶像相继破产了。这是必然的。
在崇拜者的眼中，偶像是神，但在现实社会中，偶像必然是人。哪怕他拥有再过人的见识，也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就像包拯，他确实是廉明的，也是聪慧的，但并不等于他不会犯错误。故事中，他就被那个狡猾的老衙役骗过了。
像包拯这种人，是绝对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更是相信自己的道德坚持。而他的道德坚持，便是不能恃强凌弱，这是他的逆鳞，也是他的敏感点。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境，他必然会暴怒。老衙役是一个狡猾的家伙，更是一个了解包拯的家伙，因此他成功营造了一个让包拯愤怒的情境。果然，包拯很配合，让狡猾的衙役得逞了。
这是一个熟人坑熟人的故事。只是这两个熟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情分罢了。
由这个小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官未必就是绝对意义上的好官，很多时候，他们不过是情境化思维下，人们情绪走向极端的产物。更多时候，他们是用来崇拜的，而不是用来提供正义的。而且，很多时候，恰恰是清官，会给人带来更多的不公。
像前面的叶推官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
清官受人青睐，更多的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自己的品格，他获得人们崇拜的方式，更多时候不是靠功绩，而是靠民众的情绪共鸣。这时，清官就有了一定的神性，至少有了一定的不可反驳的正义性。很多时候，清官代表的，并不是公正，而仅仅是道德。
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清官是不可置疑的，质疑清官就是在质疑道德。然而，判案靠道德是不行的，要靠能力。清官基于道德上的判定而给出的案件结果，往往满足的是道德戒律，而不是正义原则。总之一句话，在对案情的体察方面，清官与赃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清官不会故意去改变自己的判定，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而改变自己的初衷，故意偏袒某一方面，而贪官会。因此，在清官手下，很难翻案，哪怕是冤案。更严重的是，某一人，如果因为清官的糊涂而受到了冤枉，那么想翻身就不太可能了。他越是想要证明自己冤枉，别人就越是会对他做道德审判，使他失去翻身的机会。
就像元直，如果他竟然敢说叶推官冤枉了自己，那么对叶推官的廉明推崇的人，就会用极端的情绪、用道德大棒，将之打死。
我们渴望把别人都绑起来
其实，不仅对官员，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如果依据道德来评判一切，那么我们就会被道德绑架，同时也会被不道德者利用。想要解决这一问题，记住一个简单的原则就好了，道德是用来自律的，而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道德是一种品格修养，不要让道德具有判定别人，或者定义别人的魔力。这样，道德带给我们的就是美好的东西，如果给道德赋予太多外在的标签，给它太多的权力，那么我们都会被道德摆布。
由上，可见基于道德去评定官员，很多时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最好的，还是要依赖制度。
就像包公的故事中，如果制度健全了，老衙役自然也没有钻空子的可能。由此可见，即使我们不能够左右别人的行为，但如果建立一个好的制度，也是可以防范恶人作恶的。
但是想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却并不容易。如今的很多人，都是制度的忠实信奉者和鼓吹者，一旦遇到什么问题，都将之归结为体制上出了问题。也确实有一部分人觉得他们的说法高深莫测，而且颇具批判性。其实，他们说这些话，跟没说没大区别。
说体制有问题，那么体制的问题在哪里？该如何去改变？这才是最关键的。然而人们却往往说不清这点，只不过是为自己的满腔愤怒找一个不会说话的发泄对象罢了，他们的表达方式，依然是情境化的。将责任推给体制之后，不仅造成了一个自己站在权力对立面的弱者形象，还洗脱了自己的责任。
其实，说白了，体制问题也是我们本身的问题。制度的对立面是人情，当我们每个人都按照人情法则来行事的时候，制度想要不出现问题恐怕也难。因为有制度没有执行跟没有制度是差不多的。当每个人遇到问题都想找朋友、找熟人去解决，当每个朋友都想依靠自己的力量从破坏制度的角度来帮朋友避免责罚的时候，制度怎么可能起作用，怎么可能不出现问题呢？
更重要的是，遵从人情法则的人，对制度不仅没有起码的尊重，而且无法产生用制度彼此约束的习惯。没有这习惯，自然不能产生带有自反性的全民约束的制度。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体制中，人们最渴望的是约束他人的制度。当人们看见腐败官员没有受到制度的约束后，会大发其怒，指责其人是禽兽、败类，但当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想法却是找熟人，这就是明证了。
我们期待的从来都是利己的绝对自由，我们希望遵守的从来都是完全约束他人的制度。有这样的思维，自然会产生不正常的体制。因此，那些整天将体制问题挂在嘴边的人，也是不可信的。他们完全将自己的责任摘除了，这类人，不过也是渴望绝对自由的暴力心态持有者，不过是没有给他们实施暴力的环境罢了。如果他们上位，一样会制定出有问题的体制，一样会带来不公平。说到底，还是文化和意识的问题，情境化的思维，很难产生具有绝对约束范围的制度。制度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制定得多么完备，而在于人们是否有自觉遵守制度的意识，没有这意识，再好的制度也是没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