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往往成长为施害者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种思维，那就是穷人就是好人，尤其是在面对不认识的人的时候。
我们对穷人和富人的判断也会受到熟识程度的影响。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富人大都是不仁的，但我们自己认识的富人往往都是好的，强大的，了不起的。对于他们，我们就像相信名人一样信任，并将其优秀的品质放大。
一个名人，即使他转播的一条关于医疗的信息是错误的，也会有人信。因为他们觉得，既然那个人影响力大，他说的肯定就是对的。人们完全不会想，这个名人可能连小学都没毕业，可能连医疗常识都不具备。这都没关系，只要是我们心中认定的，比我们高一个等级的人，我们就是会相信他，甚至为他辩护，不管他做什么都觉得他了不起。
但如果评判的富人是陌生人呢？如果他是一个富人，我们一定会认为他的钱财来路不正，如果对方是一个陌生的穷人，则我们会认为他们一定是受了别人的欺凌和压迫。为富不仁的说法，就是源自这种心理基础。当然，底层的群众，也会被认为天然就是具备道德优势，是一群勤劳、勇敢、善良、朴实的永远不会做坏事的人。你要是胆敢说底层民众的坏话，那么，道德的卫士们就会对你群起而攻之，直到你缴械投降为止。
妓女，正是这底层中的一员，尤其是在现代人看来，她们并不是恶的，而大多是苦的。因此，在我们的眼中，她们的形象应该是柔弱的，苦楚的，虽然可能绝情，但绝对不会害人。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我们对底层的人，对穷苦的人，有一种天然的保护意识，总是自然地觉得他们就是弱小的、善良的、不会做坏事的，是受压迫者，却不知道，他们也会压迫别人。
妓女，不仅接客，也会骗客，有的甚至非常职业。在古代，常见的妓女骗术有“仙人跳”和“放白鸽”等。所谓“仙人跳”，就是妓女扮作良家妇女，去勾引男性。当男性上当之后，会有人扮作这女性的家人，突然闯入捉奸，然后对那人进行勒索。“放白鸽”则是妓女扮成良家女性，嫁给别人，或者给有钱人当姨太太。结婚之后，她会使出浑身解数，讨得对方喜欢，之后趁其不备，卷走对方所有财物。
如果说，前面所列举的种种，妓女扮演的都是被动的、受害者的角色，那么，在这类事件中，妓女所演的就是主动地害人的角色了。
京城里有个叫房八的，为人痴蠢，是个老实到有些过分的人。这房八以掏下水沟为生，虽然攒不下钱，但勉强也够自己和老母亲的用度了，起码的温饱还是没问题的。讨老婆肯定是没指望了，因此也只能跟老母相依为命，勉强过活。
这一天傍晚，房八忙完了一天的活计，跑到河边去洗澡。这时候，有一个妇人，不住地看房八。后来，那妇人跑过来跟房八说：“我要回娘家去，可是如今天色已晚，肯定是走不到了，去你家歇一宿可以吗？”
房八觉得奇怪，问那妇人为何不去住店，妇人说怕旅店人多眼杂，遇到坏人。最后，在妇人的央求下，房八将其带回了家，让她跟老母亲挤一宿。
夜半时候，妇人跟房八的母亲聊天，得知房八至今没有婚娶，就跟老太太说，自己前夫刚死了不久，夫家也没有其他人，这次就是收拾了家财回娘家去的。可娘家离得较远，而且哥嫂跟自己关系也不好，回去之后定然没什么好日子过，眼见房八是个老实人，虽无大能耐，但绝对不会欺负自己，因此想留下来，给房八做个媳妇。老太太一听，不禁大喜过望，当即就答应了。就这样，这妇人成了房八的媳妇，当晚，两个人就圆了房。
第二天，妇人拿出六钱银子，交给房八，让他去买酒买菜，给老太太改善伙食。房八和母亲见妇人如此，不禁打心眼里欢喜，想不到能碰到如此贤惠的女人，真是房家的福气。
第三天，妇人拿出八钱银子，交给房八，让他去买布，说要给老太太做身新衣服。房八自然很高兴，拿起银两就走了，到街角的汪家店里买了两块青布回来。
房八将布交给妻子之后，就去看老母亲了。没想那妇人趁着屋里没人，将两块布各剪去了几尺，之后找到房八说，你买回的这布是别人剪过了的破布，并不是成匹的新布，那店家肯定是在欺负咱们。我们决不能受这欺负，你现在就去找他换布。
房八很听话，拿上布就去找店家了。店主见布成了这个样子，也很吃惊，跟房八说肯定是你们自己剪了，然后来讹我，这布是不会给你换的。房八为人痴蠢，认准了自家娘子的话不会错，便不依不饶地让老板换布。不一会儿，就围拢了一帮人来看热闹。店主怕事情闹大影响声誉，便忍着气给房八换了布匹。
妇人见房八回来，便拿了布之后将其支开，用剪刀将布戳了好几个窟窿。之后叫房八进屋，当着他的面打开布匹，气愤地跟房八说，他们这就是欺负老实人，故意拿烂布给我们，你再去找他，如果不给换成好布，就骂他祖宗。房八果然又去了。
店家自然不会承认自己给出的是破布，房八见此，果然破口大骂，店主负气，招来家人将房八撕扯了一顿，然后拿出一块布来，当着房八的面扯开，跟他说你这次看好了，是不是好布，胆敢再来闹事，我决不饶你，之后将布扔在地下，回到店里了。
房八拿了布回家，没想到妻子更加生气了，跟房八说，我们买他家的布，他们竟然打人，这件事不能算了，去找他们，跟他们闹，定要出这口恶气。房八平时为人痴蠢老实，见人大气都不敢出，却听妻子的话，鼻青脸肿地就去找布店老板了，要跟人打架。结果老板气得满脸青紫，找来伙计，打得房八满身是伤。
妻子见房八带伤回来，不禁大怒，跟房八说，一定不能就此罢休，我跟老娘去衙门告状，让他们伏法。之后就找人写了一纸诉状，递到了官衙。然后去集市买了些酒菜回来，说安慰一下房八。
当晚房八喝得烂醉，妇人将其绑了起来，塞住口鼻，活活闷死了。房八死后，妇人来到老太太房里，说她儿子断气了，一定是被布店的人打死的，然后带着老人去官衙门口哭闹。官府派人来检验尸体，见房八满身是伤，怀疑是被布店老板狂殴致死的。布店老板听了消息之后，害怕起来，赶紧来到房家，说自己可以出一笔银钱，只盼他们撤回诉状。最后，两家达成协议，布店老板赔给房家三百两银子，房家撤回诉状。执法官见两家已经和解，也落得自己省事，便打了店主二十大板，又罚了点银子，这件事就此完结。
房家婆媳拿钱回家，继续过日子，可没想到过了不几天，房八媳妇竟不见了，跟她一同不见的还有店主赔房家的那三百两银子。
原来，这妇人是个妓女，后来跟人合伙行骗，早已是骗子中的老手了。
俗话说，穷苦人何苦为难穷苦人，但是，当人的贪欲被勾起之后，往往就不很在乎这些了，而某些妓女，充当的就是这种角色，她们是受害者，但同时也会害别人。
紧张的中国人一直怀揣灾民思维
笔者一直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文化源于灾变，传承于时间。所谓源于灾变，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中，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意识中，一直都有灾民的影子，我们的行事规则，也往往遵循灾民思维。灾民思维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境思维，处在其中的人们都很紧张，他们讲究联合，但同时也强调竞争，尤其强调圈子之内的竞争。这一点跟前面提到的隐性权力竞争是类似的，事实上，前者即是源于此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根据我国的史书记载，进行整理，得出结论，在我国过去的两千年间，一共发生过一千六百余次水灾，一千三百余次旱灾。而亦有学者统计过，我国历史上平均每年都有几次战争发生。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生活必然是艰苦的。这份老天的特别“眷顾”，就是灾民意识的来源。
灾难是我们所不想见的，也是我们所不能对抗的。处在灾难中的人们，想要获得生存的机会，就要联合起来，只有够团结，有一个极大的利益团体在，才有可能度过灾难。这是灾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但同时，身处灾难当中，虽然身边的每个人都对我们逃离灾难有帮助，但同时又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灾难中，需要团体协作寻找食物，单个个体成功率是很低的，但即使团体协作也难以寻找到足够的食物。这时候，寻找的过程中，团体所在的每个人都是别人生存的保障，人越多，力量越大，可能找到食物的几率就越大。可是一旦狩猎结束，到了享用食物的时候，团体中的每个人又都成了彼此的竞争者，这时候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别人生存的威胁，因为食物是有限的。
这是极其矛盾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上天降临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苦难。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顺从。而顺从的结果，就是既喜欢结圈子，又爱窝里斗。
中国人必须对情境有极强的把握能力，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在狩猎的时候，人们只有严格按照狩猎的情境形式，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才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同时在分享食物的时候，充分进入到竞争情境当中，严格按照竞争情境的规则行事，才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不要在这个时候提长远利益，当一个人没有明天的食物的时候，长远利益才是真正的短视。
在灾难中，最普遍的行事规则就是口头上宣扬无私，但实际为自己谋利。口里大道理满天飞，但实际上精明得紧。
长时间的严酷自然环境，让人们必须恪守这一规则，必须要让自己足够情境化。这成了我们文化的起点，也成了我们思维的源头。在流传的过程中，父母给孩子设定的一切情境规则，又被孩子传承下去。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事情，一个严格遵循情境规则行事，不断变换自己的面具，见人说人话，见鬼讲鬼语的人，常常都是走到哪里都能吃得开的人。同时也能够从灾民的表现中看到我们的民族性格。一个情境化的灾民，自然是对谁都有保留的，他会有些小贪婪，这是他的生存之本。但同时他也会有一些大爱，当那种情境到了，比如遇到一个将死之人，他会表现出无私，拿出自己仅有的食物分给对方。
这正是中国底层群众的特点，完全遵循情境化规则。就像赵本山所说的，中国的农民有小狡猾也有大爱。平日生活中精于算计、彼此之间常有矛盾，但当你真正有难的时候，他往往又能无私地帮助你一下。虽然他的《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中，将这些刻意放大了，甚至有些桥段很假，但这个基础分析是没有问题的。
那些说《乡村爱情》丑化农民，刻意破坏底层农民的淳朴形象的人，要么是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要么是被自古的宣传欺骗了。中国的底层民众，从来都是情境化的。不存在永久的善良，但也不会永久作恶。
你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村去，农民们很可能会无私地给你提供食宿，还会照顾你，将你当成是尊贵的客人。这是他们的善良。
因为他们被你离家无助的遭遇打动了。
同样，你拉着一车西红柿翻在乡间的路上，也很可能遭到哄抢。这是他们的小恶。当然，也有可能所有人都帮助你把西红柿捡回来。这前后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当地的民风如何。
其根源在于，是否有人带头。带头人直接决定了事情的发展方向，将群体带入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中。
当你的车翻了，其中一个农民站出来，对大家说，人家也不容易，车翻到我们这里了，我们帮助捡起来吧。那么大家都会帮你捡拾西红柿。当你的车倒了，其中一个人见到地上的西红柿拿起来就跑回家里，保管所有人都会将你的西红柿拿回家里。他们还会互相比较，拿得少的还会叹息，觉得自己没把握住机会。
同样是一群人，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所处的是哪一个情境。那些捡拾西红柿回家的人，不会特意跑到田里去偷西红柿，甚至你给他些许好处让他去他都不去，因为那样丢人。可是，在那种情境下，他就是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观念，拿了你的西红柿回去。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人性，遵循情境的人性。所有人都是如此。在表扬会上，在陌生人群中，没有人会公开宣扬作弊光荣，因为那样的情境不允许我们这样。可是大学生考试归来，集结到宿舍的时候，还是那些人，就会有大批人开始比拼作弊的手段了。人们会彼此夸口，说自己的作弊手段高，仿佛作弊是无上光荣的。这样的人真的是没有羞耻感吗？也不是，情境使然，在那个情境中，人们争的是一个“胜”字，哪怕是不符合道德的“胜”。在那样的场景中，一个人即使言说得再无耻，也不会出门去做坏事，反而很有可能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
他们的行为矛盾，正是我们文化矛盾的体现，是情境化思维的正常现象，这是远古的遗存，我们的祖先必须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但是，现在应该变一变了，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灾难。在如今的社会中，寻求长远利益已经不是短视了，而正是我们发展的根本，是我们重新振兴的不二法门。
要么熬，要么靠，谁没有一点乞食心态？
这是一个破败的村落，零零落落地分布着一些残败的屋子，有的只剩下墙壁，有的屋顶还在，窗子已经破烂不堪。村子周围，却是另一番情景。亭台楼榭、高大建筑鳞次栉比，格外地豪华奢靡。两相对比，那破旧的村落更显残败了。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那残败的小村竟格外热闹，而周围的高大建筑中却略显冷清，几乎不见人影。
在小村里，住着很多人，大都穿得十分破旧，一副乞丐模样。其中，有一个年轻乞丐，穿得尤其破烂。但他衣着虽旧，精神却很足，一直在卖力地乞讨着。这个年轻的乞丐满身污泥，但从没有泥的地方却可看出，他的皮肤并不粗糙，反而细腻白净。
村中人流往来颇为频繁，每个人走过这个少年乞丐身边的时候，都会给他一些东西，有的是几枚铜钱，有的则是些干粮吃食。从那些施舍者的反应来看，他们好像很是害怕这个少年乞丐，不管是给他东西的时候，还是从他身边路过，人们总是小心翼翼的。
少年乞丐乞讨了一个下午，所得颇为丰厚，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应该很是满意。傍晚，少年乞丐收起了这一天所得，满意地离开了。
夜里，白天还很繁闹的村落中已经一片漆黑了，这时候呈现的，是一个真正的残败村庄的景象，没有半点人烟，也不见任何活物。就好像白天的繁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而周围的高大建筑却灯火辉煌，一副繁荣热闹的景象。
这个村落给人的感觉很是奇怪，但在历史上，却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不过，它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专门用来乞讨的。村落所在的地方叫作华林园，是皇宫内的一处园林。
不管从哪个角度讲，皇宫之内都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残败的、专门用来乞讨的村落。但是，历史往往是超出人们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