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半落，天低下来，我加大油门赶路，摩托车前的影子越追越长。一辆运砖的卡车过去，尘土漫天，我不得不慢下来，把脸扭到一边，看见了路旁的两家小饭店。两个红衣服的女人站在各自的门前向我招手。我又慢一点，等着沙土缓慢降落，她们几乎同时向我跑来，说：“大哥，吃饭不？”
她们热情得都有点不怀好意了，我本能地加大油门，车向前跑了几米。肚子里叫了两声，我感到了饥饿难忍。随即慢下来，她们继续在身后喊：“大哥！”我扭一下车头，斜穿路面，在对面一家小饭店前停下来。饭店门口空空荡荡，污水都没有，门楣上挂着一块鲜亮的木匾，刀刻出来的三个舒同体红字：吉田家。一个女人听见车响，从屋子里走出来，两只袖子卷到臂弯，右手里捏着几根芹菜。
“吃饭么？”她问。
我点点头，停好摩托车走进饭店。
一共十五张桌子和我这个唯一的客人，我看墙上一只飞马牌挂钟时，她把菜单放到我面前。墙上的时间是五点五十七分，这是十一月初的下午，摩托车迎着风跑起来已经很有点秋天的味道了。我拿起菜单，再次看到封面上的彩色套印的“吉田家”三个字。
“你们饭店的名字？”我问。
“嗯”，她说，“我和我老公开的，他姓吉，我姓田。”
哦。这名字好。我就是冲着这个名字进来的，它让我想起当年念大学时，在城市的某个繁华地段才出现的日式餐馆“吉野家”。的确像个日本名字。我又看了看老板娘，不是很漂亮，但五官清爽，脸上有种硬和净混合出来的表情。当然不是日本人。
我随便点了两个小菜，一瓶啤酒，一碗牛肉面。她让我等会儿，从吧台后面的一个挂布帘的小门进去，接着就响起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如急管繁弦，但节奏温润。刀功不错。
手机响了一声，我从背包里找出来，看到陆鸣发来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我心里有点乱。第二条是：你跑哪去了？到底打算怎么办？第一条我已经看过了，同样的消息他发了两次。第一次在三点左右，我在一个叫辛庄的镇子上买水喝，刚打开矿泉水瓶盖手机响了。我没回。现在他又追着发。我突然就火了，恶狠狠地回了一条：你他妈的还有完没完！
当初是他动员我一起辞职的。才几天啊，一个月不到吧，就扛不住了，又回头捡起了扔掉的那个饭碗。他以为我不知道。十月初我们来到校长室门前，我问他：“真不干了？”他说：“当然，早就烦透了。”我说：“我也是。”然后一起走进校长室，一声不吭地把辞职报告放到校长面前，校长慢慢地翻出白眼来看我们，没等他下指示，我们已经出了他的办公室，如蒙大赦一般直奔宿舍，收拾东西从此滚蛋。自由了，再也不用看那些可怜的孩子和领导们的脸色了。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为了反抗和良知才辞职的，那时候我们慷慨激昂，觉得自己义薄云天，甚至疑惑自己竟然能在那种环境下呆了四年。
真是太不容易了。工作忙从来都不是问题，年轻人么，别人一天上四节课，我们可以上八节课。问题是，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中学里，我们的工资实在低得离谱。地方上实行财政包干，我们的工资由镇政府统一发放，在这个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周围乡镇的地方，我们的工资水平可想而知。这还不算，镇里的领导决定，每个月只发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六。也就是说，实际到手的工资都赶不上城里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费高。还拖欠，正常情况下，十月份我们要排着队去领七月份的工资。为了活下去，有门路的老师就托关系求朋友调到其他地方了，只剩下我和陆鸣这样一穷二白的人死守在学校。就这样领导还不满意，又搞出个末位淘汰制出来，谁的班上期末考试均分最低，继续从工资里往外扣罚金；连续两次垫底，就请你走人。为了这个期末考试的均分，老师之间就差撕破脸动刀子了。能想的办法都想，恨不得替自己的学生进考场。暗地里挤兑别的老师和班级，几乎就是心照不宣的习惯了。这倒不是我和陆鸣辞职的直接原因。在我们俩，钱不是最重要的，不是不喜欢钱，而是对钱的需要相对小一些。都是光棍，钱多了也花不出去，又是那种偏僻落后的地方，整个镇子上都找不到一次可以花掉两百块钱的地方。
是为了让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到课堂上来。新学期开始，我和陆鸣配对的班上突然少了十四个学生。刚入学时是五十，初一上学期结束时走了两个，下学期走了四个，现在初二，刚开始竟然只剩下三十个。原来坐在破课桌后面满满当当一教室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地分散在教室的各个角落，稀落，荒凉，像那些掉色了很多年的课桌一样让人伤心。其他班也多少流失了一些，但都比不上陆鸣和我这个班。就为了这一学期的学费，298元，他们家里拿不出，或者不愿拿。
我们决定去学生家里把他们都找回来。这也是学校的要求，学生流失要被上面狠批的。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么小就冲进社会里，才十三四岁的年纪。谁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一天我去买烧饼，烧饼店老板在炉子前打儿子，因为他儿子少收了别人五毛钱。那孩子是我的学生，初一上学期退的学。我说偶尔错一次是正常的，谁能不出个错。烧饼店老板说，他不是错一次了，错了很多次了。再错下去，烧饼炉都得赔进去。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让他继续念书？老板说，头脑好不好使，跟念书有个屁关系，你看我小儿子，就是他弟弟，才上五年级，从来没替我算过错账。出去找学生时，我还跟陆鸣说了这事。陆鸣说，真巧，十四个学生里，就有烧饼店老板的小儿子。
到了烧饼店，老板正在教他小儿子贴烧饼，大儿子挎着篮子出去卖烧饼了。见了我们，老板立马让小儿子到另外一间屋里去，那孩子揉了一脸的面粉，骨碌碌地转着黑眼珠不想走，老板喝了一声，还不过去，那孩子抽了一下鼻子消失了。
“两位老师要买烧饼？”老板说。
“不买。”陆鸣说，“让孩子接着念吧。”
老板斜着眼睛看我们：“接着念？拿什么念？”
“不就298块吗？多贴几炉烧饼不就来了？这孩子成绩挺好的。”我说。
“你以为我贴的是钱哪？”老板说，“成绩再好，能当烧饼吃？”
“念好了考大学，你连烧饼都不用贴了。”
“考大学？老师你说笑话吧，咱这地方还能出大学生？出了也轮不到咱们家。我儿子我知道，老祖坟上就没长这根蒿。不想了。”
“万一考上呢？”
“万一考不上呢？这些年钱哪来？还不是得我一个烧饼一个烧饼贴出来？我一天到晚把脑袋插炉膛里容易么，你看看，这毛都被烧得不剩下几根了。”他让我们看他稀拉拉的头发。
“起码多学点知识吧。”
“有什么用？卖烧饼又不是造原子弹。这孩子五年级就没算错过账，这两年都白上了。一学期一两百块钱，你算算，多少个烧饼啊。”
老板像烧饼炉一样不为所动，怎么说都不行，和烧饼炉一样他只认烧饼。没办法，我们失望地出了烧饼房，出门时看见那孩子躲在院子里的大树后头，伸着脑袋偷看我们，黑眼珠还在骨碌碌地转。我转过身对他看一会儿，想起他最后一次数学试卷考了九十八分，比他高的只有一个。
还有一个女孩，辍学的原因是为了省钱以后给弟弟盖大瓦房娶媳妇。我们到她家时，她弟弟只有四岁，还被母亲抱在怀里，抓着母亲的大乳房叫着要吃奶。我问她父亲，为什么不给她继续念，她父亲说，这还用问么，一个丫头，不会学好的，学好了也是人家的，你们看我儿子都四岁了，不攒点钱以后拿什么给他说媳妇。她学习好？那你们供她念吧，反正我没钱。那男人简直就是一个真理在握的无赖。我们依然无功而返。临走的时候，那女孩一直跟着我们走到村外，一路流眼泪。可是没办法。我们上了车子要走的那一刻，她才哇地哭出声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了甩手不干的念头。真是太没意思了。
十四个孩子我们只找回来两个，也是磨破了嘴皮子才成功的，我们甚至因为让其中一个回来，担保他一定能考上大学。出了他家门，我和陆鸣面面相觑，我们拿什么去担保？我们又凭什么去担保？总之我们是充分地尝到了荒诞的滋味，几天跑下来，我直想哭。
陆鸣提出辞职是在上报家访结果的时候。他拿着只有两个人名的一张大纸对我说：“这鸟活儿，真他妈的不能干了。”
我说：“嗯。”
“不干了？”
“嗯。”
“一块儿辞？”
“好。”
陆鸣开始在办公室里像列宁一样来回走动，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五分硬币摊在我眼前，说：“国徽朝上就辞？”
我说：“好。”
她把硬币一只抛到天花板上，撞下一层灰土然后掉下来，滚了半天才在一个地理老师办公桌底下停住。陆鸣趴在地上，撅着屁股钻到桌底下，像捏着一枚钻石一样谨慎地把硬币平移出来，“国徽。”
我啪地放下手中的书，说：“快，写辞职报告。”
交了辞职报告我们就回宿舍收拾东西。除了几本书，被褥和几件衣服，我们各自值钱的家当就是一辆杂牌的廉价二手摩托车和一个待机时间越来越短的手机。若是单从人民币来衡量，可以毫不避讳地说，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最终就置办这两样东西。
我们就这么辞职了，干净利落，像脱掉件衣服，就像当初一腔热情立志献身乡村的教育事业拎着一个包裹来到这所中学一样，多少都有些稀里糊涂。
而现在，陆鸣独自清醒了，在辞职快一个月时，突然发现那个饭碗竟是如此重要，舍不得放不下了，就回去了。这个消息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她在电话里言简意赅地说，陆鸣又回去了，看你怎么办？
我一个人被抛下时，那种激昂的烈士心态突然就松懈了一大半。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我真的也放不下那个饭碗么？好像不是。我愤怒的原因也许仅仅因为我被背叛了、抛弃了。那种反抗的姿态突然失去了力量和意义，成了一种可笑的举动似的。所以我更加愤怒，又回了一条短信：有多远滚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