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三月至九月间，大西洋或者印度洋上某个风平浪静的深夜，在中国碰了钉子的英国大使马嘎尔尼痛定思痛，总结原因，终于把自己从这次失败交涉的责任中摘了出去，万千感慨随风侧畔而过後，终于提起笔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一段被后世引为经典，在各个版本的关于这一时期著作中出镜率高达九成的，对18世纪末期中国的评判：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当年马嘎尔尼来华并不像清政府当局所认为的那样单单是来给天朝上国的九五之尊拜个寿，送几件怪模怪样的在乾隆皇帝和列为大臣眼中真正称得上是薄礼的贡品，顺便提几个符合其蛮夷身份的无理要求这么简单。
看看他的行程就不难发现，早在其进京参拜这个国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经沿着大清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仔仔细细地走了一遭，对这个被当时的欧洲人所狂热崇拜着的东方神秘而富庶的国度进行了在当时来说比较深入的考察，对中国的沿海军事以及风土人情都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了解和评判，其“破船理论”更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即中国开始沦为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剧之时流传甚广，甚至曾在一段时间内被奉为至理名言。
但沈哲对这段话却有另外的想法，马嘎尔尼对于中国这艘“残破的**”触礁之后的预言固然被事实证明没有大问题，只是“中华帝国”这艘“残破不堪”的“旧船”之所以没有“沉没”在沈哲看来似乎和他的掌舵人的贤明智慧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要稍微设想一下情况就可以十分明朗化，如果马嘎尔尼在1793年从英格兰带来的不是盛满西方先进器物的商船，而是不逊于半个世纪以后直逼大清沿海脆弱防线的坚船利炮，纵使乾隆皇帝的气魄胜于道光和咸丰千倍万倍，可以让八旗、绿营乃至于全国百姓得到强大的精神支柱，并释放出无与伦比的斗争热情，前仆后继，奋力抗敌，以死报国。
但是精神的力量再强大，到了和科学的力量相抗衡的时候，还是必然会显现出了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本质。
虽然在沈哲从前的那个时代，太平洋彼岸某个吃穿不愁，喜欢把人的行为性格用公式表示计算的国家有研究结果显示，人的潜力一旦被某些特定环境全面激发，产生的动力无法预计以至于超出人本身身体承受的极限的几倍，更有形象的具体说明表示人类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逃脱一只老虎的追捕。
不过老虎虽然是猛兽，毕竟也是血肉之躯，说到底和人一样都是由蛋白质和核糖酸等有机物构造而成的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其运动就必然受到各个方面的干扰，就上述人和老虎的例子而言，两个生命体的原动力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干扰因素——对于人而言，放慢脚步，就等于会被老虎抓住，被抓住就基本上等同于没命，所以人的行为虽然是以奔跑为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实际上是保命，但是老虎就不同了，跑慢点对其不过就是抓不着这个猎物，少吃一顿他死不了，甚至一个人的分量对于一直成年虎而言不过就是塞牙缝儿的零嘴儿而已，试问，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对买零食这一行为付诸拼命的热情呢？答案自然是否定。
从另一个方面讲，科学家虽然提出了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速度上战胜老虎，但是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提出在全面激发出潜力的同等条件下在速度上可以超越汽车及一系列以工业革命后的能源为动力的交通工具，而众所周知，就算有再大的精神力量，其能够达到的程度只有像黄继光那样用自己的肉体堵枪口，像邱少云那样烈火焚身毅然不动，他们的精神可以让他们支配他们的肉体，但不能因此改变他们皮肤组织的密度，也没法让他们在大火和子弹下还能生还。
因此，就算是乾隆皇帝拥有镇守京城甚至是御驾亲征的气魄和胆识，其结果也不会比1840和1860年所看到的结果好多少。
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就算是这个掌舵人昏庸无能，那取代他的人也必然不会是其它船上上来的人，而极有可能是最底层的那些摇船桨的那些个劳苦大众，他们不会认为这个船有多破多旧，在他们的意识里，这条船就应该如此，而他们作为新任掌舵人的任务，无疑是让这艘船继续逆历史潮流而行，其结果也很明朗，如果没有外来的惊涛骇浪或是别的船只撞击，不管掌舵的人强悍还是懦弱，这艘船仍然会继续航行下去，这的确是一个国家的病态，但这个病态却难以以个人病症具体化，因为其治疗方法不是以外用药物抑制，而是在保留病态的中心的同时，自动将坏死部位进行更新，整个船上最高权力的新陈代谢秉承了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特色——自给自足。
更何况，如果马嘎尔尼在京城多逗留些时日，跟他口中的“中华帝国”的公务员们交流交流国际经验和心得，很快就能发现，这艘**的掌舵者虽然是名义上说一不二的最高决策人，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并没有一言堂的权力，或者可以说是不敢一言堂，因为他的水手们可以像马嘎尔尼看到的那样卑躬屈膝，以至于被这位异国使者认为是毫无尊严，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自主选择给不给他们的“船长”面子——在两边护航的可以义正言辞地表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舱内办事的也可以毫不客气地据“礼”力争，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前仆后继的状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这些“水手”们管得越宽，甚至连“船长”早饭吃了几粒米，从卧室到办公室应该走几步，都上升到了国家大事的范畴，要讨论决定，而且一旦决定出来，作为“船长”还必须照着执行。
要是“船长”愣是不执行，甚至为了耳根子清静把这些倒霉的“水手”给扔到海里喂鲨鱼，当然原则上说也没什么不行，但是纵观“中华帝国”这条大船几千年延传下来的“航海日志”可以发现，能做出这样“壮举”的人实在不多，而且这样做的人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英明神武如唐太宗为了不被魏征批评也只能活活闷死自己的猎鹰，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结果了这个爱挑刺儿的，可半路上又杀出了一个千古第一贤德的长孙皇后，硬是把这事给化解了。
最初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文官治国，是为了控制武人的野心，防止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发生在他的后代子孙身上，出于社会责任考虑也是预防五代十国，各镇割据的历史重演。武官的确是一个难以对付的群体难以对付的群体，稍有点不顺心立马闹出点事端来让上面也不顺心，没脑子的揭竿而起，占个山头为王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有些智商的会借助地理优势拉帮结派甚至礼通外国，伺机而动，历朝历代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诸如使其家眷留守京师的做法来牵制武官的行动，但这不过就是皇帝自欺欺人的把戏，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真要有心造反的，谁还能在乎自己的家室妻儿，朝廷要是把他的老婆孩子杀了，他就更加有继续作乱的理由——上头不义，休怪他不仁。
相比之下，将手无缚鸡之力，又只热衷于动口而耻于动手的文官阶层充当这个国家的顶梁柱，其安全性能的确提高了许多，但是当皇帝的未必就会觉得这样有多舒服，诸多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这个团体只能被使用不能被征服，这些人办事不是受制于皇帝的个人魅力更加不是受制于对朝廷的感恩戴德，而是遵从着孔子、孟子的礼数尊卑，你皇帝遵从孔孟之道，他们挺你，为你出生入死，肝脑涂地眼皮都不带动一下，要是碰上个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他们就会开始对你实行围攻政策，当然他们不会造反，因为孔孟告诉他们要忠君爱国，但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办法，比方说无孔不入的禁言战略，只要你不聋，大概是受不了一天十二个时辰不同的声音重复着同样的话。
而比武官或是藩王的造反更胜一筹的是，这些人往往可以在道义上占有主动权，中国自古讲究的是“礼法”——礼为先，然后才轮到律法的事，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对中国的律法自然可以拥有最终解释权，但是“礼”就不一样了，这不是哪朝哪代定下来的，而是以西周宗法制度和礼教为蓝本，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多位“高级技工”加以改造升级最终成型的，其最终的解释权自然自能归于儒学经典，若要把这个权力下放到个人的话，日理万机的天子肯定是与这项权利无缘，而从小就熟背四书五经，立志成为“儒学经典明珠点读机”的文官集团的成员们却绝对当之无愧。
所以，无论是在后世人的眼中还是当时天下百姓的眼中，文官集团所代表的就是绝对的真理和正义，而皇帝作为一个个体，他可以一人之力和一个人相抗争，甚至可以和国家机器相抗争，但若要和公理相抗争，的确也是力不从心。
因此，自秦始皇一统六国首先给“中华帝国”这艘**的船长套上“皇帝”的名头以来,这艘船上的船长或独当一面或共同执政，林林总总有一百二十几号人，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战胜过外敌和心怀鬼胎的藩王，有很多人摧毁过宦官集团，也有很多人有效操纵了豪族门阀和外戚，但是却无一人可以战胜或者操控文官集团，甚至都不能表现出自己对这些人有任何不满情绪，被训了还要去亲自去低头认错，把人家给哄好了。
若是不想这么做那肯定免不了从此要被扣上一个昏庸的帽子在史书里被大书特书，这还不要紧，毕竟史书是留给后人看的，碰到前朝“正德船长”那样以娱乐至死为人生宗旨，生性豁达点的，懂得及时行乐的“船长”不会把这后人评说当一回事，但“天子失道”一事，后人能懂得的道理，天下百姓也能懂得，和天子血脉相连，但没能得到宝座的哥哥弟弟，和前朝的皇室后裔更是能敏锐地嗅出这其中的机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帝国哪个边边角角的头一炮一打，天下就不知道有多少城头要变换大王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