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
包川同志在改革之年出任《人世间》杂志副主编，走南闯北，纵横驰骋，联络作家，推波助澜，全力运营这份来之不易的大型纪实文学刊物，推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女文学事业家和文学编辑家的形象。但强烈的作家意识促使她从来不敢放松在艺术上的创造与探索。换言之，眼界和思路的开阔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她在艺术上的追求。在她参与刊物编辑工作期间，又以她的勤奋和毅力写好了几个中篇小说的初稿和一部以童年生活为题材的散文。不过，由于她生性的矜持与审慎，不大肯于轻抛而已。去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逝水滔滔》，这之后，又在期刊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外省人物风情二章》（载《中国作家》1987年第六期）是她今年贡献给读者的得力之作。
读罢《外省人物风情二章》，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判断：包川早已不再是那个因《办婚事的年轻人》而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包川了，她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自己。这种超越不仅表现在艺术观念上，同时也表现在艺术创造上。她在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经营上，又有了新的收获和新的成功。如果说，过去的创作中，一种“逝川”之慨常常萦绕在作者的心头和笔底，成为她的世界观、艺术观以及艺术气质的重要因素的话（她把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题名为《逝水滔滔》，想必是取意于曾巩的诗句“滔滔逝水流今古”，以纪念她本人在“不舍昼夜”地流逝的长江边上度过的那段沉重而孤独的童年生活），那么，在《外省人物风情》中，她的艺术触角伸到了正在发生着剧烈变革的社会生活及各种世态人情，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人们精神状态之间所出现的错位（也许还要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调节好），激发起她的强烈的隐忧与社会责任感。《唱》和《门》这两篇不无象征意义的小说是作者计划之中的《外省人物风情》的开卷之作，后头还有一组以广阔的社会众生相为对象的小说，将要联袂问世。这两篇小说，不论是取材角度、内容的深层含义，还是描写的成功（作者只用了对于任何作家来说最困难、也最见功底的白描）、语言的凝练（尤其是对话），都给我们以出手不凡的感觉。
很难用几句惯熟的套语来概括《唱》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它所给予我们的是一组组莫可名状的、淡淡的、朦胧的生活画面，就如同一幅国画的长卷。围绕着通俗歌曲比赛而缀成的斑驳生活场景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似乎也是那样的朦朦胧胧、那样的不可捉摸。苟二妹们、陈三妹们、江铁匠们……人们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但人们发现了自己是不容易的。小城充满了阳光，小城需要七色的阳光。生活出现了错位。长途贩运的二贩子们把小城搞活了，留着长发的儿娃子（小伙子）穿上了把屁股包得紧紧的牛仔裤，一脸粉嘟嘟的妹娃子（姑娘）被若隐若现的连衣裙裹得朦朦胧胧，茶馆、商店、发廊到处飘着邓丽君、程琳、张明敏们的歌声。小城在变，各色人等在登台唱歌时，忘情地显示着人性。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发现了自己：苟二妹发现了自己，江铁匠发现了自己。但各种令人不快的隐忧却也无时不在，无论是县委宣传部收到的小报告，还是街头巷尾的议论，在指责：上台的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唱的尽是些酥骨麻肉的情歌；剧场混乱不堪，县文化馆从此赚了大钱。不仅文化馆馆长吴军感到了头上悬挂着的达摩克利斯的剑，整个小城也不能不升腾起令人揪心的忧虑。最敏感的自然是那位文界人士吴军，他的心理状态时刻处在紧张的恐惧中。苟二妹唱“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他的潜意识里立即浮现出：那些打小报告的专业户会不会说这歌宣传前方战士想老婆，以松懈斗志罪告我呢？被劳教过三年的江铁匠在舞台上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吴军的潜意识里立即又出现了阴影：龟儿子的报告文学又打上去了！吴军学了乖，他再也不干那种大家高兴、一人担风险的事了。陈三妹告诉吴军，郑幺哥在西门办起了音乐茶座，要向文化馆借麦克风助兴，吴军再也不像举办唱歌比赛时那样干脆、那样尽心竭力，竟然以天气“哈——哈——哈”来支吾搪塞。这就是小城的现实生活，这就是小城的现实的人。我们从这朦胧的画面中体味到了物质与精神的错位断裂。人们发现自己不易，社会前进不易。作者的笔触是冷峻的，尽管她尽量写得幽默、风趣，甚至尾巴加上光明的一笔，说歌声挡不住，穿透了城墙，唱出了城，但我们读后并不感到轻松。
我不掩饰我的看法：我认为《门》写得似乎更辛辣、更深刻、更耐人寻味。那吴科长的阿谀奉承，那郑处长的耿直豁达，那周局长（周工）的书生气，那王某的自私庸俗（号称糖公鸡），那赵工的天真无凿，那孙工的尖酸刻薄，描绘得活灵活现，尽得其妙。围绕着是否建一座门和怎样建这座门的问题，把一批知识分子和管理干部的心态和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心态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原因，揭示得淋漓尽致、脉络清楚。作者的刀笔是那样凌厉、那样不留情面，深得契诃夫、鲁迅的真传，也令我们想起美国60年代的“黑色幽默”。她笔下的人物被解剖得十分彻底，就像剥光了衣服那样无处躲藏。请看：“周还没习惯局长的称谓，眼镜片镜头般对准吴，多次对焦，才确认是在招呼自己。”“修门与自己有什么相干？周认定这绝不属自己的工作范畴，突然冒出一个人来讨指示，就像逼他留下买路钱。……这老兄初涉官场，不懂得‘请示’下面那种不老实的亲狎。人家哪儿是逼他发指示，不过卖卖乖，像小狗儿小猫儿，见了衣冠楚楚之士，摇尾撒欢而已。”“郑和吴一愣，什么？他王，牺牲个人利益？规定还公家的雨衣，他说丢了，重领了一次又一次，似乎贼娃子是他喂家了的；路上捡的连号公共汽车票，拿去报销，说是自己坐的，仿佛他长了七八个屁股；帮农民抗旱，他抽下草房上的衬木，要拿回家搭鸡圈，还理直气壮地说老婆有命令，就像他执行的是公安条例；为了赚钱，他宁可称病退休……比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更厉害，连灰也要粘一身的糖公鸡……就他，竟主动要求牺牲个人利益？那些见利忘义的生意人说，我不为赚钱，是为四化建设，能相信吗？那些竭力安排亲朋、子女、心腹到领导岗位、要害部门的官员说，我没结党营私、是为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敢相信吗？小小糖公鸡，居然像染上感冒一样，也染上了欺世盗名的流行病！”用不着再引证了，人物的心态、性格、嘴脸，都在这极富表现力的幽默诙谐、泼辣、简约、凝练的语言中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作者对庸俗市侩流行病的鞭笞，并不停留在表面的描述上，而是力求揭示出它的来龙去脉和新形势下得以猖獗的特征。她指出了早些年那些左得可怕的人（有的甚至是群专队员）现在往往最庸俗不堪。这个思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包川是一个真诚而不轻信、内秀而不封闭、深沉而不神秘、执著而不迂腐的女性作家，她的这种性格与气质，同样地也浸透在她的作品之中，构成她特有的气质与风格。她对生活是真诚的，但她并不轻信生活。这一点，在《母爱》中就已经显示得充分了，在《外省人物风情》中就更有信服力。当她感受到生活带来的切肤之痛时，她就不再重复那呢喃的淡淡哀伤，而变得冷峻、辛辣、无情、凌厉、深沉。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当社会的改革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妨碍着一些人的实际利益时，她以艺术家的眼睛去寻求，发现蕴藏在人们心中的秘密，不回避，不文饰，照实写来，而且写得细致入微，实为难能可贵。
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神殿里，好的短篇小说可遇而不可求，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更是寥若晨星。包川的这两个短篇，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