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之美
我们中国人最讲究“和”，从奥运会开幕式那各种各样写法的“和”字可见一斑。我们做人讲一团和气，做生意讲和气生财，过日子讲家和万事兴，总之都是一幅和和美美的图景。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和”呢？这得从儒家说起。孔子的名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孔子认为古代的礼法制度，最好的状态就是致使全社会上下和谐，这样才是美的，他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间应该各有不同，但是却能和谐一体。
孔子对一个人怎样才是君子，有过这样的论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指品质淳朴，“文”则是指文化修养。“质胜文则野”就是说一个人太过质朴而缺乏文化修养就会显得粗俗；“文胜质则史”就是指一个人过于文雅而缺乏质朴感，就会显得像个书呆子，注重繁文缛节而不切实际。所以要“文质彬彬”，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失淳朴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这就是强调作为一个君子所必须具备的文和质的融合互补。
《周易》上也讲：“保和太和，乃利贞。”保持上下和谐的状态是最吉利的。《周易》上还有一句名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与阳的对立、变化、互动、互补才是道的最基本内容。
于是，落实到中国的艺术上，我们可以看到阴阳调和的“和”就成为艺术美的重要指标。中国画强调天地人的和谐一体，表达天人合一的意蕴；舞台戏剧的动作与定格这种一动一静，给人张弛有度之感；音乐里面无声对有声的衬托，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雕刻里面的阴文与阳文，深刻与浮雕，文学作品中的明线与暗线的交织，这些都是阴阳调和观念的反映。阴阳互补、刚柔并济、动静相宜，这是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
《中庸》上是这么讲“和”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各种情绪内在于心里的状态叫做“中”，发作出来都要适度就叫做“和”，所以，《中庸》强调要“致中和”，每个人力求达到致中和的状态。具体到艺术美上，就主张感情要充沛但不能过度。孔子评价《诗经》里的《关雎》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全诗有爱上一位女子的那种快乐，却不感情泛滥；有那种“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悲哀，却没有伤心欲绝，哭天抢地，这就是感情的最好状态。与我们今天的诸如“死了都要爱”、“爱得死去活来”相比，儒家的感情观多了一些古典的优雅和含蓄，但却更有感染力。
天地有大美
在《庄子》一书中，对“天地大美”有三处集中的论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这是说天地大美包括四季的法则、万物生成的道理等，圣人就是探寻到这个天地大美而认识了万事万物的道理，所以人应该以天地大美为自己观察和体悟的目标。
“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是说领会了天地大美万物之理的圣人有内在寂静的圣贤内涵，行动起来就会成为王，这种行动是无为和本真的，人人尊敬，没有人能争夺他的这种来自天地大美的至美。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这是说天地大美就在于不刻意求高、不用仁义道德而自能修炼，不用功名就能治理天下，等等，忽略一切所以拥有一切，通过无为而获得所有的美好。
庄子举例子说，人们制造乐器演奏出音乐，丝竹管弦，吹拉弹唱，自以为很美，但其实这只是最低层次的“人籁”而已；大自然创造出形态各异的孔窍，用自然的大风吹送，发出千变万化的声响，雷的轰鸣，水的怒吼，风吹竹林响，虎啸山林惊，以至于鸟啼蛙叫，鸡鸣犬吠，这种声响远非人力所能企及，这是更高层次的“地籁”，而最高层次的“天籁”则是大音希声，静静无语，其中蕴涵了无限的神秘奥妙。这就是天地大美与人世的区别。所以，庄子说人应该努力合于天道，这样才能获得最大的乐趣，就是“天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儒家也大力赞扬天道，但是目的明显不在于天地之美，而是天地之善，天地造化养育了人。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时和万物都是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世俗生活的。
道家的最高人生理想是自我与天地自然的合一，其包括两个层次：第一，自我始终处于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第二，自我的存在与大自然贯通合流。庄子说，真正的“真人”是“凄然似秋，煊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这是完全与天地自然通气合拍了。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道家对“美”的最高概括，它确定了中国艺术的最高理想。追求天地无限的大美，以有限的言说（文辞、声音、形象）昭示这大美无言的真意，这个艺术理想鼓舞着千百年中国艺术的不懈努力，也从根本上形成了中国艺术与其他文化中的艺术相迥异的风格、情趣。
羊大为美
美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困扰着古往今来的无数哲学家、美学家。
古人“羊大为美”的观点充分表明：美的事物是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或者讲是对人类有益有用的。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提出“美即有用”学说，他认为事物的有用性（功利价值）是引起人类美感的真正原因。另外，鲁迅先生也在1930年5月的《（艺术论）译本序》中，颇有见地地写道：“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美的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
关于“美”字，长期以来就有“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之说。“羊大为美”即认为羊肥就是美的，“羊肥”表明人的生活比较富裕，所以是美的。其实，“美”字下半部的“大”也可以认为是“人”，《说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甲骨文中的“大”，即指人，像一个人伸开双手正面站立。既然“美”字是“羊”、“大”两个象形字组合而成的新的感性符号，那么其象征意义当指形态、动作形式所赋予人的快感，而这种形态的快感中，同时又包含着善的成分。《说文》：“羊，祥也。”并解释为善，指明了美与善同义。
美、善都从羊，美就是善之形，是想象中的善。“羊”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物又被视为吉祥、神圣的动物，是图腾崇拜的一种对象，表明“羊”同时意味着善，真善美从最初就是不可分的。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有一条由韩玉涛所写的关于“美”字的注文，他认为“美”字是一个“大人”头戴着羊头或羊角，而这个“大”在原始社会里往往是有权势、有地位的酋长或巫师，这些酋长或巫师执掌某些巫术仪式，把羊头或羊角戴在头上以显示其权威和神秘。
所以，美其实是“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的统一体，其中“羊大为美”有三层含义：其一，指羊肥，因为“羊”是人类生存的重要需求对象，它与人类的生活早就有着重要的价值关系，并且被作为一种图腾崇拜的对象，因此，“羊”越肥硕越能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某种需求；其二，特指有权力、有地位的酋长或巫师这样的“大人”，这是“羊”、“大”两个象形字组合而成的最初的“羊大为美”的含义；其三，是指除了酋长或巫师以外的有本领的“大人”，他们是手持或头戴羊头或羊角，在某种仪式中进行表演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是艺术家或艺人，这也是艺术起源于巫术的另一佐证。所以，“羊大为美”中的“大”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羊的大，满足物质需要；二是指人的大，满足精神需要。
美是很困难的
西方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与大家讨论“什么是美”的时候，众人纷纷认为罐子是美的，汤匙是美的，美人是美的，但是最终发现这些都只是美的事物，却都不能代表美本身，美到底是什么？美到底在哪里呢？这让大家非常困惑，所以柏拉图也情不自禁地说：“美是困难的。”
美的确是难的，关于美的讨论历史上数不胜数，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答案。在中国，最早《国语》上面就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论语》里面也说：“里仁为美。”《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这都是说一个人内心充满仁爱就是美。《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苏格拉底则强调有用即美，柏拉图则创造出一个美的理念说。种种观点，莫衷一是。
到了近现代，西方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认为美就是美的感觉。而关于美感的产生，却也分出了好几个派别。“距离说”认为时间、空间、心理上的距离形成美；“移情说”认为美产生于人将自己的感情转移到外物上；“游戏说”认为人在游戏以及与游戏类似的活动中产生美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则认为艺术和美就产生于人类本能的性冲动的转移和升华。
有人认为美是纯粹主观的，我认为什么美，什么就是美的，完全出于自己内心，没有什么好说；有人则认为美是客观的，山河大地、花鸟虫鱼，有没有人看见，它都是一模一样地在那里，一样很美；也有人说美正是主观的审美标准与外物的形象正合拍才形成的。到了后现代哲学那里，解构一切概念和价值，于是人们认为美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名词，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因此美学也是没有意义的。后现代艺术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比如，传统以为鞋子要两只一样才能有对称的美，后现代则偏偏喜欢左右鞋子各不相同，这就是对美的传统理解的反抗和解构。还有人专门针对美学写了《丑学》，认为审美离不开审丑，美与丑都是相对的，可转化的，没有明显的界限。
到了实验美学的阶段，人们竟然已经开始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到人的头脑中去寻找美。实验美学就是让被试者看（听）一些经过选择的颜色、形体、线条、声音，测验反应效果：哪种看（听）起来愉快或不愉快，由此归纳出一般法则。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关于美的讨论自古而今从未止歇，却一直众说纷纭，美学的派别、方法林林总总，美永远没有答案，却吸引着所有的人去思考、探寻，尝试回答，这也许正是美学的魅力所在。美，因为困难，所以更美。
和谐离不开杂多
你是喜欢纯色，还是喜欢五颜六色？你是喜欢纯粹一个音节的反复，还是喜欢多种音节的奏鸣？你是喜欢一年四季只吃一种味道的东西，还是喜欢酸甜苦辣咸都来一点？一般的人应该都会选择后者。
当然，有时人们可能会喜欢单一的元素，单纯而干净；但那其实只是对太多元素泛滥的一种抵触，人的本能，还是更加喜欢杂多，你绝不可能忍受几十年都面对一种颜色，没有任何对比。人们喜欢在杂多之中构建一种秩序或规律，从而让杂多变成和谐，就是人所追求的美的状态。
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也就是说，平衡、对称、变化、整齐等事物共同形成的一种秩序，就形成美。这里，不言而喻的是，美的和谐状态离不开各种各样彼此不同的事物，大家相互映衬、浑然一体，才构成美。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研究音乐的音程时，得到这样的认识：音乐在质的方面的差别是由声音在量的方面的差异——比如长短高低轻重——所形成的，如果只有一个单纯的声音在同一个量上不断地重复，是不会有和谐的美感的。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得出这样的结论：
“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从杂多导致统一，从不协调导致协调。”
亚里士多德也说：“美就在于体积大小和秩序”、“物体各部分的一种妥当的安排，配合到一种悦目的颜色上去，就叫做美”。18世纪英国画家霍加兹在他的《美的分析》一书中也认为，最美的曲线就是蜿蜒起伏的曲线，这也是杂多之中见和谐的表现。
还有一种杂多中的和谐，也非常美，却不是人力所能创造的，那就是宇宙自然神秘的和谐。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把整个世界比喻成一座无比巨大、复杂的钟表，其中每一部机器每一个零部件各有各的功能和形式，安排得妥妥当当，运行得天衣无缝、丝毫不差，这种神秘的和谐状态被莱布尼茨称为“预定的和谐”，也就是说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在这种神秘的和谐之中，万事万物自然生长变化，达到自身最佳的状态就是美，艾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说：“事物到了自然发展的顶峰，就显得美。”中国古代哲学也有“万物静观皆自得”之说。
虽然老子说，过多的颜色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以，过多的味道让人口感丧失品不出味，过多的声音让人耳朵失聪什么都听不见，但是人们还是喜欢杂多，因为杂多才能拼凑出更美的东西，把各种杂多的东西拼凑起来，让人觉得很和谐，很舒服，很自然，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在文艺复兴时代，德国出现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古代造型艺术史》，作者是文克尔曼。文克尔曼认为古希腊雕塑造型艺术所表现的最高的美的境界就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单纯到像没有味道的清水，静穆到没有表情，但是却显示出无上的高贵与伟大。这种高贵与伟大，是属于神的气质，所以，古希腊的雕塑是不添加各种颜色的，而且也是不能点上眼睛的，一点眼睛，人们就会习惯地关注雕塑的眼睛，而忽视了线条和轮廓所表达的神圣庄重。眼睛所反映出更多的是人的特点，而古希腊雕塑的题材几乎全部是希腊众神：宙斯、赫拉、阿波罗、波塞冬、雅典娜，等等，巍峨庄严的神庙神殿，宗教气氛非常浓厚。
我们知道，古希腊的神和中国古代的神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的众神就是非同寻常能力超群的人而已，他们也有情感，也有爱憎好恶，甚至也会受伤流血，其实，他们就是近乎完美的人。所以，古希腊雕塑在表现神的时候，是在塑造一个完美的人，要有匀称的身材、结实的肌肉、强大的力量感。因此，古希腊艺术要“写实”、“写真”，正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中国的神仙与凡人最大的不同是神仙腾云驾雾、不食人间烟火、无情无欲，所以，中国艺术重在“写意”、“传神”，重在表现神仙那飘飘欲仙的非凡气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艺术中的神仙都是身体偏瘦，完全不同于健壮的西方神，这是因为中国的神仙强调的是灵，对肉体是抛弃的，身体是累赘，最好把它忘掉。
在传统的艺术美论之中，概括说，中国传统艺术注重“写意”、“表现”，重在通过艺术表现一种精神诉求，而不注意是否符合事物的原貌，常常根据需要而改造事物的形状；西方传统艺术注重“摹写”、“模仿”，重在追求逼真、还原，努力接近事物本身形象。我们看到伦勃朗那么多张自画像，把自己打扮成年龄、身份各不相同的人，但是无论怎么打扮我们都能看出来那就是伦勃朗本人，因为他不能离开写实；但是，反过来，我们看中国的老子，从雕塑到画像，自古至今的作品成百上千，每个老子的模样却都各自不同，但是他们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那种充满智慧和快乐的气质，那种飘飘欲仙、浑然忘我的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