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早朝，新帝在朝堂上心忧太皇太后的病情，竟至泣不成声，群臣无不喟然涕下，为陛下感天动地的孝心而感怀，纷纷祈祷太皇太后凤体安康。
这个时候，章惇因是首相，已被命为山陵使，要在皇陵居住7个月。按照大宋律，皇帝山陵崩之后，要经山陵使督造皇陵达7个月，待得皇陵完成，才能入葬。只不过，由于这几个月内首相不在朝中，本来是应该由次相行首相职责的，但是赵佶却因蔡京拥立有功，命他暂行副贰尚书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大宋自从“元丰改制”以后，相权基本就归于中书省，而又由于中书省不设正堂，只有一个中书侍郎的副职，但事实上，这个中书侍郎就是行的中书令的权力。换句话说，所谓中书侍郎其实就是首相。只不过，这个首相又挂着一个尚书右仆射的名衔，还是尚书省的第二副手。而次相是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门下省和中书省一样，也不设正堂，因此，门下侍郎就相当于侍中。
因为中书省是负责提出建议的，而尚书省是负责执行的，而门下省只是负责对中书省提出的建议进行审查。本来，首相的行政职权还是收到次相的约束的，因为次相掌握的门下省本身就是监督首相的提出建议直到施行朝政的过程。但是，章惇在朝的时候，次相的监督智能却根本得不到发挥，因为担任次相的都是他章惇举荐的，又怎么可能再去监督章惇的行事呢？
这也就是章惇能权倾朝野而无人能撼动他的原因。
但是，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上面坐着的那位变了。其实，相权虽然是对皇权的一个制衡，但说白了还是皇权给的，只要是皇帝变了，再有权的宰相也可能会一朝之间成为庶人。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赵佶上台了，他要挺蔡京上去，其他几位宰相是根本没有办法的，而且事实上，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走到尽头了，这时候再惹得皇帝不高兴，说不定真跑岭南开荒去了——这就是站错队列的下场，大家参与了这个赌局，就应该考虑到后果。
所以虽然大家都知道，赵佶把蔡京提上来，绝不是为了暂代章惇那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的清理章惇的势力，等到他辖下的人马都换成了蔡京的人（或者说得直白一点是赵佶的人），就该找借口把章惇本人撤下来了。而曾布、蔡卞之辈也绝难幸免。
这时候，蔡京忽然出列道：“臣启陛下，昨日收到矩州知府奏报，说是该州境内发现了大唐高僧元度法师的舍利子。臣想，太皇太后向来崇信佛法，一定会有神佛保佑，这次矩州境内发现元度大师的舍利子应当是一个大吉之兆啊，不但预示着太皇太后病情能恢复，更预示着我大宋的气象能越发蒸蒸向上啊，陛下！”
赵佶“大喜”，转忧为喜道：“真有此事？”
虽然这事有些蹊跷，但是朝臣却是不敢怀疑的，因为蔡京这老狐狸把话说得很艺术，把舍利子的存在和太皇太后的病情捆绑在了一起，甚至将之和大宋的气数也捆绑在了一起你怀疑元度舍利子的存在不就是怀疑太皇太后能否痊愈吗？不就是怀疑大宋在陛下的领导之下能够蒸蒸日上吗？
于是，群臣只好纷纷跪下，向陛下贺喜，向太皇太后贺喜。
蔡京见这火烧得差不多了，又说道：“陛下，臣以为朝廷应该立即派出人马前往矩州迎取舍利，以免夜长梦多啊！”
赵佶点点头说道：“爱卿说的极是！武松，朕命你在禁军中挑选五千军士前往迎取这颗事关重大的舍利子，你可有信心？”
这时候，武松因护驾有功，已经被任命为殿前都检点，在西班的后列里有了一个位置，闻言连忙起身跪倒道：“臣万死不辞！”
站在东班首位的曾布感觉出不对了，一颗舍利子再怎么精贵，命地方上多用点兵力送上京来就是，哪里需要派禁军去，而且是五千人，更离谱的是，还要在禁军中挑选精锐！这简直就是搞笑啊！
曾布正要站起来说话，忽见赵佶眼光转向了他，说道：“既是迎接舍利子，不能没有僧道中人，不知道曾相有什么人选没有？”
曾布心里打了一个突，他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名义上虽然还是文臣之首，但实际上随时可能出知地方了。皇上现在正在兴头上，这时候去扫他的兴不正是送个借口给他抓吗？还不如迎合一下他，还有机会再谋其他。
于是，曾布笑道：“臣向来少拜神佛，僧侣认识的不多，并没有人选。”
赵佶笑道：“哦，那可惜了。”又转向蔡京道：“一事不烦二主，还是蔡卿看看有什么人选没有吧！”
蔡京沉吟一阵，说道：“相国寺又一高僧法号叫做智深的，佛法高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赵佶点头道：“蔡卿推荐的人选必然是好的，那就让这位智深法师随着禁军的行列一起走吧！嗯，朕看，事不宜迟。拟旨，命他们明日就出发！”
最后一句话却是对着中书舍人说的，那中书舍人连忙答应一声。
赵佶又说道：“朕素来喜好诗词文学，常想面见天下诗词魁首之人，相对吟诗作对，岂不快哉！诸位爱卿有何推荐吗？”
群臣听得这话，心里都“怦怦直跳”起来，天下诗词魁首之人，这还用问吗？除了二苏和李易安还有谁敢自称？但是，赵佶这话显然不是冲着李清照去的，谁不知道李清照如今已经是赵佶最好的朋友曹端的准夫人，要见李清照只要告诉一下曹端让他来安排就是，何必要在朝堂之中提出来呢？
由此可见，赵佶的真实目的是在“二苏”上。说什么吟诗作对，纯粹是胡扯，要召他们入朝为官才是真的。
要知道，苏轼一直被成为保守派，其实他和王安石虽然不和，但是对他的不少措施还是很赞赏的。当年司马光上来之后，尽废王安石的新法，苏轼还曾去劝他，让人不要因人废言，但是司马光非但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还认为他乃是自己派系的叛徒。这样，苏轼就成为了在保守派和改革派都不受欢迎的人物，两派都认为他是本派的叛徒。
但是，现在的历史已经渐渐开始证明，苏轼的政治眼光其实是超越了这时代的所有人的，他所反对的王安石的举措果然在施行过程中被百姓所诟病，而他所赞成的不少举措在实践中却被认为是可行的。而这些，在朝堂上大发议论的百官们是不知道的，曹端这个布衣却很清楚，因为他的清楚，赵佶也清楚了。
这时候苏轼虽然已经很老了，但是受他影响极大的弟弟苏辙却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群臣哪能不知道赵佶想召回“二苏”其实就是为了弥补朝中将要空出来的相位的空缺，但是这时候他们也知道反对是无用的，只好任由蔡京再次站起来说出了他们早就心知肚明的答案：“启奏陛下，臣以为若论诗词文章，首推‘二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