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是他所处的环境地位使然。确实做到能够反省自己的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苍天日月,俯视大地万物,就胸怀宽广,无畏无惕,更不会羞惭,所以,公治长不愧对他的老师孔子,孟博没有辱没其母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你淳朴诚实,恪守自己的本分无求于人,可是那些意外的灾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你的身上,夜晚对影沉思,充满悔恨不满。这种时候,正应该加强提高修养,不能因此而增添疑虑,稍稍改变自己一贯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终归也不会有好结果。自己的那些坏习惯,本来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以跻身高明者之列。只有一件,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则,希望不十分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希望,所追求的也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而已。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桮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己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命之功也夫!
【译文】
主张矫揉造作之说的人,就好像把杞柳树当成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性命之理,必然导致伤害仁义,使道理颠倒不顺畅,高谈虚玄妙论而无主见的人,好像浮萍漂泊于江湖之上,空论性命之学问.不探求事物的形状与颜色,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也难以说得通顺。只有体察精微,并不隐蔽自己的意图,不屈挠自己的欲望。清醒与机灵常常存于心中,才能随时看到这样人的顺利行事,坚守唯一目的,经常告诫自己专一不二,经常遵循前进不已的原则。战战兢兢干事,这样才会终身没有不顺利的。这是圣人应用尽性来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自己本来性情安身立命的有效法则!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译文】
看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宗旨略有理解。对自己所能知道、能改变的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性。对自己不知道、无法无力的事,听凭上天的安排,就是命。《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话,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话,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致力于耕田种庄稼,勤劳的人将有好收获,懒惰的人,就会歉收,这就是性;在大旱之世种庄稼,无论怎样勤劳,终归庄稼焦枯,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治理别人,礼让别人,这就是性;热爱别人而别人对自己不亲近,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礼让别人而别人不应答,这就是命。圣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尽性而且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以办到的,而达到知命就非常难了。在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有或无,圣人对于这种情况淡然处之。好似知道,又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不用力,这里面的分寸最难把握。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之事,则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就差不多可以接近大道了吧!
荷道第十六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译文】
在文章的写作中,气势宏伟,境界光明是最难达到的境界,因此也最为可贵。这种境界就好比多日阴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山远眺空旷的原野,神清气爽之感油然而生;更好比爬上大江边耸立的危楼,独自坐在窗明几净下悠然畅想,欣赏水天交接的美景;好比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勃勃,飘然而来,神态中丝毫没有猥琐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境界,写文章能有此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的学习修养没有太大关系。除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的贾谊、唐代的陆贽、宋代的苏轼等几个人的文章相对接近了这一境界。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俊丽宏伟的气象,虽说词语意旨不是那么渊博雅洁,但其形式内容浑然一气,如同与知书达理的人交流,表里如一,主辅相得益彰,确实是不能轻易达到的。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译原文】古人谋求大业,多推崇专心一意、认真谨慎的态度。诸葛亮凭借蜀汉一隅之地,却打算向关中一带用兵,北进讨伐强大的曹魏,他所立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往今来很少见的。而《出师表》一文却不谈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宏大、赏罚要公正,做君主的要亲近贤人、从善如流,做臣子的要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职责。由此可知,那些传世不朽的文章,必定是作者胸怀远大、思虑专精的结果。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至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