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卖白纸上黑字的路走完了，我黔驴技穷，还是不能活，就还要想办法。家中老中幼三代，两端的六口当然无挣钱能力，只剩下“中”一口，女性，文，化不高，武，身不强，但是语云，兔子急了还能咬人，况人乎？于是绞尽脑汁，找机会。究竟是比我这黔驴还不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只找到机会两种，一种是给人看（读平声）小孩，另一种是到小市卖家里可有可无的旧物。所得必很可怜，而能得却又大不易。何以不易？要为不知者道。先说看孩子，是同院西房来于四川的一对青年夫妇的小男孩，两岁，略知人事，却又不能自我约束，也就除入睡以外，不能离开人。而我家里这位中，且不说“衣”，单是“食”，数口之家，上市买，到厨房做，一日三餐，又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围着别人家的孩子打转转！然而，正如我之为二十元与活命的血肉相连而隐匿《现代佛学》的编辑费不报，她如果肯打转转也是每月二十元，也就只好咬牙承担下来。之后，忙碌的情况可想而知，幸而她有个稀有的美德，忍而不怨，因而困难就像是不太大而慢慢流过去。
不幸是好景偏偏不常，只是一个月有半，这对四川夫妇搬到西城朋友家去住，这每月的二十元竟成为“黄鹤一去不复返”。妻所得应该是三十元，人家客气，给两个整月的。且说这四十元，还可以引来后话，而且是两本（话本之本）。其一是大革命时期，我这位一生坚守家门的中也要交代历史，如果没有这四十元，她就可以说一生没领过工资，多清白干脆，由这个角度说，这四十元就成为“污点”，至少是累赘了。
其二是回顾往昔，我阮囊不羞涩之时，以钱救人急的次数不少，数目不小，我都希望双方统统忘却；可是受人之惠，记得共三笔，1937年卢玉柱十元，1974年王景徽兄二百元，其中一笔就是1952年这对四川夫妇多付的十元，我都想还，或报，可惜景徽兄早已作古，卢玉柱和那对夫妇，不知在何处了。我在这里唠叨这些，是想利用一次整风时某天才的天才发明，“交心”，以略清心头之债。这债是一，我不劳而得的二百二十元，长存于心，到盖棺时还不能还或报，就带往地下，永世不忘。还有二，敢敬告大胆怀疑以及视我为贪污分子的诸君，到执笔写这些话为止，我不劳而得之钱，八十余年，也只是这三笔，共二百二十元，如果连这也不能算贪污，则诸君就成为多劳而无获，对于为我而多劳，我就只能赔礼道歉了。
再说另一个弄钱的机会，到小市卖家里可有可无的旧物，困难比看孩子就大多了。可有可无的旧物不多，值钱的更少，这是欲卖而无货的第一难。还有二，要起早，或手提或背负赶往小市，身不强就会特别劳累。还有三，走到，摆摊，恭候买主掏钱而未必有买主。最后还有个更大的难，是必须使脸皮变厚。我这位中出身于破落世家，出嫁前还赶上些流风余韵，以上市购物为例，她说是入我的寒门之后，第一次进商店，同售货员搭话，说买什么，是壮了胆，舍去羞，才完成此大举的。现在要变买（暗示有路）为卖（暗示无路），就必须壮胆如斗，舍羞为零。可是她并未表示为难，我想是孩子的总是感到吃不饱给了她力量，她把一切都抛开，只想由小市回来，能够带回三两块钱，哪怕只是块八毛钱也好。记得若干年之后，孩子们有时还说：“妈妈上小市卖东西，回来，卖没卖，我们一看脸色就知道，有笑容就是卖了。”还要感谢她，乱七八糟的卖了不少，却没卖一本书，是我舍不得，她不只谅解，也舍不得。
还要说，就是如此挣扎，有时来了不时之需（如病），还是不免于必须立刻拿出钱而袋内空空，那就要到几个可告以难言之隐的同学处去借，多则一二十，少则三五块。不说告帮而说借，是因为他们比我也好不了很多。这样的钱，绝大部分勤借勤还，少数，到我有可能卖白纸上黑字的时候就拼命写，兼以省吃俭用，也还了。
欠账还钱，还了，像是文也可以打住了。可是因为钱，单是在这本书里就，“伤哉”三次，总该有些感慨吧？确是有，那就说说。用吾乡某先辈的处世壮语，凡事要先及其国，后及其家，先说国。记得西方某名人有一句名言，是“求人服（听话），与其给他幸福，不如给他痛苦”。这秘诀，其实唐周兴、明魏忠贤之流早已用了，只是未总结为定理并广而告之。更上推，如求河源，那就应该说是法家精神，只求速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我呢，正如某君所评，思想落后，总觉得，想长治久安，还是走儒家的路好，那是“以德服人”加“养生丧死无憾”。
假定这种想法不错，则迷信并使用压力，使有些人不能活，这妙法究竟合适不合适，就很值得研究了。还是归结到钱，我以为，为国者首先要做的是使人民都有适度的钱，以便食而能饱，衣而能暖。不如此，而用使之无钱的办法以求人服国治，在三十年开头的河东时期也许像是可以如愿，到三十年后的河西时期，情况如何，就要走着瞧了。由“走”和“西”，思路就不由得飞出去，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到了北欧诸国，据眼见的人说，他们的名号是福利国家，实际也是，在有明确规定的法律范围之内，人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而只要有一条命，就总会有活路，所以他们就取得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其向压力跪拜，还是多看看人家吧。
然后转到及其家，承室中人推我为一家之主，无妨只说我自己。为钱少已经“伤哉”三次，我当然不会轻视钱。但我不是拜金主义者，因为既不想多存，又不想多享乐。由正面说，是只想维持这样一种情况：过朴素的日子（用形象化写法是可以食无鱼，出无车，室内无地毯，老伴颈上指上没有黄澄澄，等等），不为难；还有些余力，可以应不时之需（包括救亲友之急）。再多，我以为没有用。还会有反作用，比如，像是古语就曾见，“庄稼汉多收五斗粮，便思易妻”，至少站在诸女士的立场，还是以不多收为好，那就可以知足常乐，糟糠之妻不下堂了。
辛 安 亭
50年代，辛安亭先生是出版社的副社长，由兰州调来，比我到社晚一些。列为专题写他，是因为我敬重他，于50、60年代之间，他离开社回兰州，1976年在太湖边养病，我还去看过他，想不到其后转为不治之症，于1988年末作古，不知道弥留之际在何处，也就未能去看他，因而有时想起他就特别怀念。他山西人，长我五岁，像是我上北京大学时期（或稍前稍后），他也在北大上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到延安。建国以后在兰州教育部门（兰州大学？）工作。想是还主持过编教材的工作，所以为充实中央编教材的力量，把他调来北京；接着以他之介，把王微也调来北京，任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成为我的直接上司。这里单说辛安亭，外貌瘦弱，风度文静，我第一次看见，也许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
我们几乎没有交往，但常看见他。他住在出版总署门外以东不远，每天准时上班，一身朴素的制服，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到办公室安安静静地看文件和书稿，很少到院里来。来往的路上遇见社里人，认识，必是点头微笑，很少说话。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规矩，温厚，用旧话说是“克己复礼”吧。关于克己，还听说一件可以算做轶事的。他家里只夫妇二人，妇也是山西人，姓卫名明，家庭妇女，脚像是先缠而后解放的。所吃不多，但也要购进粮食。粮店离家有一段路，辛安亭总是自己去买，肩扛到家。一次，一个年轻力壮的看见，要替他扛，他坚决不肯，还是很费力地扛到家。由一般处世随和的人看，这样狷介似乎洁身太过，反而不近人情。我的体会，是他觉得位在他人之上，就决不该让别人伺候自己。他的心不容许自己高高在上，指使无位的人惶恐听命，这就是辛安亭！
这种克己复礼的作风，我也亲历一次。其时我在总编室检查科工作。检查科，顾名思义，是书稿编成之后，看看还有没有失误和缺漏，我扩大范围，兼做修润工作。其时正是迷信苏联，事事学老大哥的时期，因而交来修润的，有些是俄语汉译的书稿。我不懂俄语，有言在先，是只管“达”（即通顺，像汉语），不管“信”（假定译文的意思不错）。可惜送来某女土的译文，离汉语习惯很远，改动就不能不大。常情，女士是更重视脸面的，改动大，不好看，于是照韩文公的高论，不平则鸣，辛安亭大概是负责编辑业务的，她就到辛安亭那里诉苦。辛安亭处理什么事，总是一碗水端平，于是找我，说明情况之后，问我能不能少改一些。我说：“我多年审稿改稿，拿起笔不会客气，总要做到自己认为满意才交出去。她不愿意多改动，可以不交我改；让我改，我就只能这样做。”我的态度和言语都偏于生硬，他听了，还是那样平静温和，说：“就谈到这里吧。”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那位女士又来，说细看看，觉得确是比原来好了。他告诉我，意思显然是我做得对，希望我对上次的小波澜不要介意。我和他的公事交往只此一次，但也能感到，他对人，居心总是宽厚，态度总是尊重，在新时代是很少见的。
他还有个很少见的习惯，是心口如一，比如什么事，出于钦定，他人都堂下百诺、至少是隐忍不言的时候，他却提出疑问。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成立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时候，眼所见是家家做家破的准备（如处理贵重家当之类），耳所闻则是一片欢呼声，他为什么事回家乡一次，回来就说，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因为农村的情况远不像说的那样。为这样的实心话，他受到批判，也许不久就证明他的话并不错吧，像是没受什么处分。是后话，不记得听谁说，他因为思想偏右，心口如一，几乎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就犯错误，重则受到批判，轻则受到批评。不知道是否因为有这样的“缺点”，在出版社也许只是几年吧，他又调回兰州了，听说是到兰州大学做领导工作。王微没有跟着回去，想是因为，虽然也对人宽厚，处理事情稳重，却嘴严，不说不合时宜的话。
我是加过冠的，又适应新风，对于像辛安亭这样的人，虽然敬重，愿意亲近，却不敢通音问。就这样，将近二十年，我和他天各一方，只能“隔千里兮共明月”了。也曾听人说，他身体一直不好，推想必是有时工作、有时休养吧。是1976年的春天，我早已由干校放还，应南京郭翼舟兄和苏州王芝九兄之约，于4月15日到南京，由他们二位陪伴，游南京、扬州、无锡、苏州、杭州诸地。18日到苏州，住在芝九兄家，游各名胜。知道辛安亭在太湖边养病，26日游光福、司徒庙、邓尉山等地，我们三人就乘车到太湖桥，登山，往铁路疗养院去看他。他精神还好，只是显得衰弱，例如那一天天气很好，我们穿得薄还觉得热，他却穿很厚的衣服。态度还是那样温厚，见到我们，不只很高兴，还表现为很感激的样子。他夫人卫明女士也在，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是那样温厚，总是想方设法招待我们。其时已经是中午，疗养院的开饭时间已过，还是非留我们吃饭不可。我们也乐得享受一次厚意的温暖，就吃了食堂补做的肉丝冬笋面条。我们问他的病，是肺气肿，说休养一个时期，好多了。饭后，我们辞出，他们一定要送，站在高处看着我们下山。
又过了几年，出版社休克近十年之后，恢复工作，我也回到社里，参加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工作。干校结业，王微的组织关系也回兰州大学，人却还在北京住，编文选的这个摊儿就由他担任主持之名，由我负责编注之实，我们常见面，也就不断听到辛安亭的消息。他身体还是不好，可是不忘革命事业。大概是80年代中期，我编注完《文言文选读》三册的时候，他还主持编了一种旨在对年轻一代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文言读本。选编过程中曾征询我的意见，出版后寄给我一本，印象是内容丰富，书本厚，还没细看，不记得谁借去看，不还了。其后就听到不吉利的消息，是患了不治之症，正在多方求医。其间也曾到北京来，当然也就要到出版社来。他不忘旧谊，主动约他还记得的人见面，问候，叙离别之情。其中有我，记得还一起照了相。其后，我当然关心他的病情，问几次，都说还平稳。究竟人力不能胜天，最后传来消息，他作古了，想是在兰州吧。
我有时想到他，并想到一些大问题，如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之类。他是老革命，终生不忘救世的弘愿，可是不疑人如敌而爱人如己，即不以压力对人而以仁恕对人，难道这就不能除旧布新吗？总是值得不鄙的肉食者好好想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