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多次送厚礼给蔡京，甚至不惜金银珠宝和少女同蔡京的大管家翟谦结亲，目的便是寻找大靠山。他寻这座大靠山，最初的意图是为了探听消息，把自己从党案罪罚中解脱出来。谁知出乎西门庆的意料，自己的钱财玉帛不仅解脱了罪罚，而且一夜之间竟从“一介乡民”变成了五品千户官，还成了举国瞩目的蔡太师的干儿子，于是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金银在官场上的作用；当上了千户官，从官经商的极大好处更使他明白做生意对权势的依赖性，所以他才会不断地、大方地向各级官员赠礼送物、酒迎宴送。他将许多金银花在这些人身上，将自己的生意绑在了王权权势的大车上，让它更快地发达起来。
西门庆书房里有一个书橱，这个书橱不是用来装四书五经的，里面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和尺头，书箧里则全是往来书柬拜帖儿以及送节礼物账簿。与其说这是送礼账表，不如说这是“护商符”。西门庆不仅是一年三节处处周到，就是官哥儿满月时，都必须准确周全地按这份“护商符”将能请到的官员都请来，蔡京的生日和其他官员来往经过，更是自然而又必须安排周到的。西门庆的发达，正是这份“护商符”保佑的结果。
诸官僚纷纷借西门庆家设宴迎客送宾，西门庆次次赔钱，赔得愿意，因为这既是交结各级官僚的极好机会，也是向社会上炫耀自己的家门威风的极好机会。这两者都是一般人难以办到的。在西门庆的眼中，这些都是送上门的好生意，于自己的商贾事业有百利而无一害。比如，为宋御史置酒宴迎接黄太尉一事，在西门庆家陪宴的就有巡抚、巡按、两司八府官员二十多人，又有官吏侍从，“少说也有上千人进来，都得管待出去”。其结果，正如应伯爵所说：“到明日，休说朝廷一位钦差殿前大太尉来咱家坐一坐，自这山东一省官并巡抚、巡按，人马散级，也与咱门户添许多光辉，压好些仗气。”
西门庆在来往官僚身上下功夫，目的也是一样的。如西门庆迎接蔡、宋二御史，开销相当大，然而“哄动了东平府，抬起了清河县，都说‘巡按老爷也认的西门大官人，来他家吃酒来’”。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蔡御史对西门庆的热情款待万分感激，在酒宴上就答应了“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3万引一个月”。贩盐买卖在那时是可获数倍利钱的生意，盐引是当时官府发给商人运销食盐的专利凭证，300斤盐为一引，3万引即900万斤盐的买卖，其利润是相当可观的。这位蔡巡盐御史给西门庆不仅开绿灯，而且是早开一个月，西门庆怎会不发其财呢？蔡御史还要宋御史放了杀人犯苗青，开脱了西门庆贪赃枉法之罪，使西门庆又可以放胆为官经商，其“利”也就难以用金银来计算了。
临清钞关有位钱主事老爷，常常收到西门庆的好处，于是对西门庆的过关货物“青目一二”，为他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
在月息5分的同等条件下，商客们当然会来找有权有势的西门庆借钱，因为他们认为，“不如这里借着衙门中势力儿，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应伯爵更是一语中的地说道：“不图打鱼，只图混水，借着他这名声儿才好行事。”看来，西门庆以金钱换来的“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正千户掌刑”以及蔡京的干儿子，不仅成了他依附权势而发展商业的重要条件，也成了别人依附他、他又借此发财的优越条件。
李三带来信息，朝廷改新盖的艮岳为寿岳，下文要每省万两银子的古器，他请西门庆拿出一半银两与张二官合做这笔买卖。可是，西门庆在问清了情况之后，决意自己一人包了。
西门庆又问道：“批文在哪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边，没发下来哩。”西门庆道：“不打紧，我这差人写封书，封些礼，问宋松原讨将来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讨去，不可迟滞，自古兵贵神速，先下来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乞别人家干的去了。”西门庆笑道：“不怕他，没使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认的。”
一切果然按西门庆的意愿进行了。这位宋松原大人就是那位连吃带沾要走八仙捧寿鎏金鼎的宋御史大人。如果西门庆不是随后身亡，这笔买卖又将会给他带来巨额收入。
西门庆利用官场，依附权势，疏通商途，促进买卖，使自己的商贾事业取得了比一般商贾高得多的效益。但也正是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力量与旧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要求他们分离而各行其道是办不到的，也许有的会因为没有依附而倒下去，也许有的只会慢慢爬行。而要求新的资产者与旧的统治者对立相抗，那他们只会在王权专制的政治禁锢之中夭折。带有上述特征的中国商贾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折时期的土特产。
三、富商的奢侈享乐与他们的巨富恐惧心理：王权政治拖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我们先来看看这么一件史书略载而民间盛传的事情：
明太祖戎马倥偬，夺得天下，定都金陵（今南京）。为显示京都气魄，他要扩建这座六朝故都，将城墙加高加厚，城墙上可让四辆马车并驰，周围96里。当时吴兴有一位富可敌国的大户名叫沈万三的闻听此事，奏报太祖，愿助筑城一半，而且还请求犒赏三军，每一位将士犒银一两。这里，我们暂且不论沈万三的动机如何，就当时国家“府库虚乏”的实情来看，沈万三的“赞助”于国、于民、于军都是件好事。如果朱元璋此刻有清醒的经济头脑和宽大的胸怀，完全可以旨准并加褒奖此事。然而，朱皇帝老大不高兴，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竟将沈万三抓来京城问罪，要杀他。幸亏马皇后劝了一句话，沈万三才免去杀头之罪，被没收家产，充军云南。
这件事不仅表现出朱元璋不很清醒的经济头脑和帝王至上高傲“人穷志不穷”爱面子的心理，而且也直接表现出他对待富商大户的鲜明态度。这一点也可以从当时马皇后劝朱元璋的话中看出来。马氏也许是出自好心，编出话来救沈万三，但是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马氏是这样说的：“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民富敌国不是不法，说得在理；以巨富为不祥，却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了。接下去推出不祥必遭天灾的结论，欺己，欺人，也是欺天下。马氏也许是出自好心，编出话来救沈万三，但是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马氏这段话如果不是她自己的思想，就一定是她把握了朱元璋的思想，否则，不可能产生免沈万三一死的效果。
朱元璋出身贫苦，小时是个孤儿，不仅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而且走投无路。为了混饱肚子，他曾流浪，曾给有钱财主当雇工，曾进寺庙当和尚，直至投奔郭子兴从军。童年、少年时的艰难困苦使他恨透了财主富豪。这种阶级感情曾激励他勇猛杀敌，连连立功；这种非理性的感情也在他治国安民的政策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朱皇帝采取的是“让步政策”，与民更始，休养生息。他在农本思想的基础上，鼓励开荒，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他“锄强扶弱”，“右贫抑富”，打击了大贵族、大富豪，缓和了土地的集中，有利于千千万万从战乱和贫困中熬过来的农民，等等。这一切，为明初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但是在起义时期奉行的“摧富益贫”和“杀尽不平”的行动纲领以及千百年来以小农经济为物质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往往导致“锄强扶弱”和“右贫抑富”政策中的偏激。尽管朱元璋要力行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政策，使中等富家不受侵害，而且明初百来年这个政策基本未变，但是在实践中也同样存在偏激，致富的思想受到了压抑。那些有办法赚得钱财的商贾坊主，一旦手中的金银积蓄到一定程度（相对而言，不令时人友邻太眼红的程度）便大肆挥霍，而不愿在个人生活中继续勤俭节欲，以更多的利润去发展生产。有谁愿意在这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社会里，拿十万、百万的钱财去买充军云南边地的罪受并遗害子孙呢？
经济生活中的这种现象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明代只不过具有朱氏王朝的特征罢了。中国是个农业国，以农立国，有着十分悠久而又丰富的农本思想传统。中国又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农业国，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过较大的发展时期。但总的趋势依然是保守和缓慢的。直至原子能加电子计算机的时代，中国不少的农村山区依然靠刀耕火种的方式进行生产。生产力的落后给我们这个颇有繁殖能力的民族带来的便只是贫穷。
孙中山先生曾精辟地分析过中国国民的经济状况，他认为：中国人大家都是贫，亦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所谓的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孙中山先生的这一分析是站在整个世界的经济生活面前说出来的。的确如此！
然而，就在贫与不均的问题上，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革命领袖和统治者都曾经进行过分析，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圣哲贤人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保守的君主还是起义的农民，都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不均”。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话被人们辗转复诵了千万遍。他那崇高的“仁者爱人”理想却给千千万万子孙们以持久的耐力盯住“不均”不放，坚信“均无贫”。人们似乎认为中国不存在着物质的缺乏，而只存在着物质分配的不平均。于是出观了“杀尽不平方太平”、“杀富济贫均天下”、“有福同享”的口号和观念。直到今天，我们的“铁饭碗”、“大锅饭”还没有彻底打破。这些现实虽然表现方式不一，均等的思想程度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小农经济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分支。这种思想使人们的眼睛只盯住现有的物质是如何分配的，而不是激励人们如何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当然，也就使人们往往醉心于“均等”的精神状态之中，昏昏然，愕愕然，碌碌无为，“安贫乐道”。这种思想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当历史向前发展，生产力向前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开始大步发展之时，“平均主义”作为一种极有力量的文化积淀而构成的社会心理，开始直接干预新的经济生活，其中尤其是越来越繁荣的商品经济生活。与“农本”相对的是“商末”，与“安贫乐道”相联的是“知足者常乐”，与仁义礼智信相关就出现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甚至“无商不奸”。“平均主义”借着这些东西在社会意识中对“富”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伦理观念中的“修身莫过于寡欲”，“货贿为贤所贱，德行为贤所贵”，“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存天理，灭人欲”；经济观念中的“财是怨府，贪为祸胎”，“贫穷自在，富贵多忧”，指金钱有“铜臭”，说金钱乃“万恶之源”，论金钱为“身外之物”，等等。这一切，对中国历来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甚至延续至今，屡见不鲜。这样，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朱元璋对沈万三的态度和马皇后的那段话便不难理解了。
物质基础当然有它突出而又鲜明的相对独立性和主动性，传统的观念文化也好，当时的政治文化也好，对物质基础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作用，而不可能完全左右它。否则中国社会经济将会永远陷在贫困的“桃花源”的泥潭中，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熬日月。商品经济发展到明代中叶，不仅显示出它对全国物质交流和生产发展的重大意义，也显示出对经商者的利益关系。
明代中晚期，苏州地区有这样一首民谣：
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一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
四者相比较，谁人愿意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农事手工？所以，在农村有不少农民，在城镇有不少市民，甚至有许多官僚、地主以至皇亲国戚纷纷经商营贾。物质基础上的变化冲击了思想意识领域，构成了思想文化的新特征。重农轻商的思想出现了受异议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张居正大力主张只有“厚商”才能“利农”。在思想观念领域，也出现了士农工商皆可称贤的意识：“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不少读书人，不少书香名门之后投笔从商。在一直被认为有“铜臭”是“万恶之源”的金钱面前，不少人的欲望和激情被调动起来了。
如果中国的商品经济依此向前，如果商品经济能给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整个意识领域来个翻天覆地的变革，尤其是给那些紧抱传统观念不放的人们来个大冲击，或许中国的经济状况会比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大不相同。对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估计我们还不能拔得太高，对囿于中国王权政治和传统观念之中的物质基础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也不能太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