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正疼，我能感觉到脑袋里飞出一只明亮的鸟来。那鸟通体金属色，飞出我脑袋后翅膀越扇越大，在半下午的太阳底下发出银白的光。如果它往西飞，会看见民房、野地、光秃秃的五环和六环路，然后是西山，过了山头就不见了。如果它朝东飞，除了楼房就是马路，楼房像山，马路是峡谷，满满当当的水流是车辆和行人，在这只鸟看来，北京城大得没完没了，让人喘不过气来。它明晃晃地飞啊飞。
“出牌！”
我甩出一张梅花6，说：“鸟。”
他们都拿大眼瞪我。
我赶快改口：“梅花6。”
“就是嘛，这就是像个鸡巴也不会像个鸟。”
我们坐在屋顶上玩“捉黑A”，槐树的阴凉罩住四个人。行健、米箩、宝来和我。这一年，宝来二十岁，最大；我最小，刚过十七。我们住在海淀区郊外的一所平房里。整个夏天到秋天，大白天我们都在屋顶上玩扑克，捉黑A。这个牌简单易学，玩起来上瘾。一副扑克里只有一张黑桃A，抓到的人一声不吭，他是我们另外三个的共同敌人，败了，就得请我们抽烟喝啤酒；我们输了，三个人伺候他一个。但事实上一打三总是很吃亏，谁抓到黑桃A谁倒霉。从夏天到秋天，从我住进这间小平房，从跟着他们三个撅着屁股爬上屋顶坐到槐树阴下，黑桃A就非宝来莫属。奇了怪了，这张牌长了眼似的每局都直奔他去。一百回中至少有九十五回。到最后，抓完牌我们干脆就说：
“宝来，让我们看看你的黑桃A。”
他顺从地抽出来给我们看：“在呢。”
几乎不出意外，他又输了。我把赢到的那根中南海烟和那杯燕京牌啤酒推到他跟前，说：“宝来哥，给他们。”
我都有点心疼他了。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嘴里叼根烟手里攥杯酒让我难为情。我刚十七岁，夏天开始的时候来到北京。退学了。看不进去书，我头疼。医生把这病称作“神经衰弱”，他轻描淡写地开了药：安神补脑液，维磷补汁。脑袋发紧或者头疼时就喝一口。后者装在一个类似敌敌畏的瓶子里，每次打开瓶盖我都在想，这是毒药。疗效可以忽略不计。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我站在高二年级的教学楼上面对夕阳，依然莫名其妙地恐慌，整个世界充满了我剧烈的心跳声，每一根血管都在打鼓。医生称之为“心悸”。好吧，可是我为什么要心悸？脑袋里如同装了圈紧箍咒，一看书就发紧，然后就疼，晚上睡不着，早上不愿起。即便入睡了也仅是浮在睡眠的表层，蚊子打个喷嚏就能把我吵醒。我常常看见另外一个自己立在集体宿舍的床边看着我，而此刻宿舍里的另外七个同学正痛快地打呼噜、磨牙、说梦话和放屁。医生说，跑步。跑步可以提高神经兴奋性，知道吗，你的神经因为过度紧张像松紧带一样失去了弹性，你要锻炼锻炼锻炼，让神经恢复弹性。可是，我不能半夜爬起来跑步啊。
可是，医生还是说：跑步。我就卷起铺盖回家了，这书念不下去了。我跟爸妈说，打死我也不念了。他们和我一样对这诡异的毛病充满怀疑。我爸围着我脑袋转圈，右手举起来，大拇指和食指紧张地靠拢，他希望一发现某根明亮的金属丝就及时地将它抓住，从我头脑里拽出来。不能让它跑了，狗日的你到底在哪里。什么都没找到。什么都没找到，我爸一屁股坐在四条腿长短不齐的旧藤椅上，语重心长地跟我妈说：
“闲着也是闲着，让他跟三万去北京吧。兴许能挣两瓶酒钱。”
我妈说：“他才十七啊。”
“十七怎么了？我爹十七岁已经有我了！”
我就跟三万来了北京。洪三万，我姑父，在北京办假证，看他每次回老家的穿戴和叼的烟，就知道发大了。他只抽中南海点8的烟。见了乡亲们慷慨地一撒一排子，都尝尝，国家领导人就抽这个。给我爸都给两根，一根抽，一根夹到耳朵上，让他没事摸出来闻闻。我和行健、米箩、宝来住一块儿，就这间平房，每月两百四十块钱租金，两张高低床。四个人干一样的活儿，晚上出门到大街上打小广告，就是拿支粗墨水笔，在干净显眼的地方写一句话：刻章办证请联系XXXXXX。XXX是传呼机号码。行健和米箩给陈兴多干，我和宝来给我姑父干，我们俩写的传呼机号当然就是洪三万的。有时候我们不用笔写，而是一手拿吸满墨水的海绵，一手拿用生山芋或者大白箩卜刻的章，抹一下海绵盖一个印，比写快多了。印是我刻的，就是那句话，不算好看但是打眼就明白。
只能晚上干活儿，怕抓。城管和警察小眼滴溜溜乱转，见一个抓一下。后半夜他们就睡了，就算繁华的中关村大街后半夜也没几个醒着的，我们俩就在墙上、公交车站牌上、天桥上、台阶上甚至马路上放心大胆地写字，盖印章。环卫工人擦掉了我们再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想刻章和办证的人就会按图索骥找到洪三万，洪三万再找专业人员来做。他到底能挣多少钱，搞不清楚，反正他给我们的工资是每月五百。宝来说，不错了兄弟，每天半夜出来溜一圈，就当逛街了，还有钱拿。他很知足。我也很开心，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因为我喜欢夜里。后半夜安静，尘埃也落下来，马路如同静止的河床，北京变大了。夜间的北京前所未有地空旷，在柔和的路灯下像一个巨大而又空旷的梦境。自从神经衰弱了以后，我的梦浅尝辄止，像北京白天的交通一样拥挤，支离破碎，如果能做一个宽阔安宁的梦，我怀疑我能乐醒了。
白天我们睡觉，从清早睡到下午。为了能顺利入睡，后半夜我在打小广告的间隙强迫自己上蹿下跳，利用一切机会跑来跑去。如果你碰巧也在那时候走在北京的后半夜里，没准会看见一个头发支棱着的瘦高小伙子像个多动症患者一样出没在京城的大街小巷。对，那家伙就是我。旁边长得敦实的矮一点的是宝来，他的动作缓慢，可能你会觉得他有点傻，其实不是，我拿我的神经衰弱向你保证，宝来哥一点都不傻，他只是心眼儿实在，用你们的话说是“善良”。他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好的好人。
行健和米箩坚持认为他有点不够用，从不叫他哥，平房里的杂事都让他干。扫地，倒垃圾，切西瓜，开啤酒瓶，如果晚饭可以代吃，他们可能也会让他做。当然这些事根本不用他们指使，宝来已经提前动手了，他觉得他最大，理应照顾好我们三个。比如现在，我们在床上还没睁开眼，他已经下床把小饭桌和四张小板凳搬到了屋顶上。离太阳落山还早，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打牌，捉黑A。
在我来之前，他们三个爬到屋顶上不是为了捉黑A，而是看女人。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经过巷子里的女人可以迎面看见她们的脸和乳房，等她们走过去他们也跟着转身，继续看她们的腿和屁股。待在屋顶上也凉快，老槐树的树阴巨大，风吹来吹去。我来以后，四个人正好凑一个牌局。我喜欢屋顶上还因为视野开阔，医生说，登高望远开阔心胸，对神经好。挤在小屋里我觉得憋得慌。而且不远就是高楼，还有比高楼更高的高楼，我想站得高一点，那样感觉好像好了一点点，虽然再怎么踮脚伸脖子也很矮。
打牌的时候我不吭声，话说多了头疼。宝来话也少，他总是皱着眉头像哲学家一样思考，但想得再多也没用，黑桃A到了他必输无疑。他从不遮掩黑桃A，没必要，行健和米箩一对眼就知道那张牌在谁手里。我也藏不住，如果不幸被我抓到了，我会觉得脑袋一圈圈发紧，忍不住就要中指的第二个指关节敲脑门。宝来出牌慢，行健和米箩就聊女人，他们俩分别大我两岁和一岁，但举手投足在我看来都是风月场上的老手做派，对女人身体部分的熟悉程度简直到了科学的高度。如果哪天他们俩后半夜没去打小广告，一定是去某个地下录像厅看夜场了。在遇到他们之前，我以为世界上最黄的电影就是三级片，他们说，没见过世面，是A片！A片知道吗？就是毛片！说真的，我不知道。他们就笑话我，更笑话宝来，准备凑点钱帮我们找个卖青菜的大婶，帮我们“破处”。
我把头低下来，太阳穴开始跳，想起初三时喜欢过的那个女同学。她从南方的某个地方转到我们班上，高鼻梁，说话总喜欢用牙咬住舌尖。她说的是区别于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咬着舌尖的普通话。有一天，正是现在这个季节，她学我把运动衫的袖子捋起来，双手插进裤兜，走在教室后面半下午的阳光里。因为裤兜里多了两只手，裤子变紧，女孩子的圆屁股现出了形状。我站在教室里，隔着窗户看见她扭头对我笑一下，阳光给她的屁股镶了一道金边。这是我关于爱情和女人的最早记忆，以致此后每次面临与爱情和女人有关的话题，我头脑里都会闪过迅速剪切的两个画面，一个高挺的鼻子和一个镶着金边的没能充分饱满起来的圆屁股，接着我会感到一道灼热短促的心痛，太阳穴开始跳，我把头低下来。
上个月的某个下午，在屋顶上注视完一个穿短裙的女孩穿过巷子之后，米箩逼着我讲一讲“女人”。因为实在不知道讲什么，我说起两年前的那个女同学，念高中我们进了不同学校，再不联系。行健和米箩快笑翻了，差点从屋顶上摔下去。
“这也叫女人？”他们说。“肉！肉！”
在他们俩看来，如果你不能迅速想到“肉”，那你离“女人”就很远。我知道我离得很远，我都没想过要离她们近一点。我只想离我的脑袋近一点，但它决意离我很远，疼起来不像是我的。
“那你呢，宝来？”行健问。
“脸。”宝来捧着一把牌说。抓到黑桃A后，我们就三面围剿让他走不掉牌。“我要看见她的脸才相信。”
这话很费解，没头没脑。看见脸你要相信啥呢？宝来不解释。我们就当他在瞎说。一个屡战屡败的人你应该允许他偶尔说点逻辑之外的话。那局牌宝来显然输了，我想放他一马都没机会，米箩先走，行健殿后，他让我走后他再走，以便死死控制住宝来。宝来输了八张牌。加上之前的四局，除了脚边的三个空啤酒瓶，他还得献出来三瓶燕京啤酒和一盒中南海烟，点8的。
“我去买酒，”宝来放下牌。
“不着急，玩完了一块算。”行健没尽兴。
“行健，说真话，”米箩跟酒瓶嘴对嘴，说，“明天下午一醒来，你有钱了，想干啥？”
“操，买套大房子，娶个比我大九岁的老婆，天天赖床上。”
“非得大九岁？”我很奇怪。
“嫩了吧？”米箩说，“小丫头没意思。得女人，要啥懂啥。”
“我就喜欢二十八的。二十八，听着我都激动。耶！耶！”
“我要有钱，房子老婆当然都得有。还有，出门就打车，上厕所都打车。然后找一帮人，像你们，半夜三更给我打广告去。我他妈要比陈兴多还有钱！”
“那么多钱了，还舍不得自己买一辆车？”我问。
“你不知道我转向？上三环就晕，去房山我能开到平谷去。”
“你呢，宝来？”米箩用酒瓶子敲宝来的膝盖。
“我？”宝来撇撇嘴笑笑，提着裤子站起来，“我还是去买酒吧。”
“说完再买嘛。”
“很快就回，”宝来看看手表，“你们抽根烟的工夫。”
“那你呢，小东西？”行健点着右手食指问我。“假设，你有五十万。”
五十万。我确信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文数字。我真不知道怎么花。我会给六十岁的爷爷奶奶盖个新房子，让他们颐养天年？给我爸买一车皮中南海点8的烟？把我妈的龋齿换成最好的烤瓷假牙，然后把每一根提前白了的头发都染黑？至于我自己，如果谁能把我的神经衰弱治好，剩下的所有钱都归他。
“说呀，小东西？”他们俩催着问，“要不把你那个女同学买回家？”
高鼻梁和圆屁股。我心疼了一下，说：“我跟宝来哥买酒去。”追着宝来下了屋顶。
行健和米箩说：“操丫的，没劲！”
他们比我早来半年，学会了几句北京脏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