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官场之中的争斗只是一个小的方面，并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决定一个封建官僚荣辱生死的，是皇权。这一点，曾国藩到地方以后，体会愈来愈深刻，这使得他最终学会了如何在权力场中明哲保身。他编练湘军，手握一支强大的武装，虽然功勋赫赫，却也正犯了功高震主的忌讳。白他领兵之日起，清廷便一直对他很不放心，担心他力量太大，尾大不掉。许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带着兵部侍郎这个虚衔，用人、用兵、用饷，处处受制于人，无法施展拳脚。而清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方面让曾国藩苦苦支撑危局，保大清江山不倒，一方面又不能让他的势力发展太快，以致无法控制，重蹈历代亡国之祸。
经过几年的官宦生涯，曾国藩通过反省以前的种种得失，终于对权力的运用也有了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一变化，是他由申韩之术向老庄之学的转变，也是由刚直向阴柔的转变。此后，他奉行的基本用权之道便是“大柔非柔，以屈求伸”，可谓得到了权变的“真谛”。
儒家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但在实际的复杂场合中，却不可能处处遂愿，许多情况下都有可能碰壁，甚至失败。如果一味坚持，到头来只会把上上下下都变成敌人，自己却成了孤家寡人。经过一番反省，曾国藩领略到了另一种权变境界，他的行事风格，也由原来的方正，变为之后的圆通。此前，他对清廷官场习气非常反感，自己也检讨说“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出山之后，改弦易辙。以前所面临的各种冲突也逐渐得以缓解。如他与骆秉章、左宗棠等人的关系便日渐好转，为其充分施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与清廷的权力角逐中，曾国藩充分施展权变之术。他不再一味抱怨世事艰辛、权势不专，当咸丰帝命其出山率军到江浙围堵石达开时，他借机找了个台阶下，从此不再要官要权。咸丰帝见他比原来听话，对他也便稍微放心，曾国藩要钱要粮时，尽量给予满足，上疏推荐人才，也大多任用。到咸丰末年，虽然曾国藩仍旧是侍郎的虚衔，却指挥着许多地方大员如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人，湘军将领即使官至提督、总兵，也仍旧在他统帅之下，实在是军事史上的一件怪事。
之后，咸丰帝终于授任他为两江总督，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务，自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受他节制。经过曾国藩的一番调整，他的幕僚也都平步青云。李续宜出任安徽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祯为江西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彭玉麟被任命为水师提督、兵部侍郎，曾国荃、刘蓉、李桓、蒋益澧都升为布政使。这样，东南数省不仅尽归曾国藩管辖，各省的主要文武官员也都是他的部下、心腹，实际上成了东南半壁江山的主人。
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经过数年的拼搏。他深深体味到无权无势的艰辛。“治事公则权势，私则情谊，二者必须居一于此”，这是他的教训经验总结。他说“军事无权不威，无势不行”，虽然说的是带兵打仗，其实是官场较量的结果。他对自己面临“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的困局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机会来了，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不断施展和动用权术。
1861年，李秀成挥军攻打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向曾国藩告急，恳求速派救援。王有龄与曾国藩向来不睦，且在浙江作战时，不给湘军提供粮饷。曾国藩很想拔掉这颗钉子，派心腹出任巡抚。因此，他根本不理会王有龄的哀求，不紧不慢地奏请由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却不命他迅速入浙作战。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攻下杭州，王有龄自杀，曾国藩这才派左宗棠入浙。
另外，曾国藩对江苏巡抚一职也志在必得。当时的巡抚薛焕正避居上海，曾国藩便借口援沪，借以夺得这一职位。他想派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去，但曾老九一直想攻下天京，夺得首功，不愿去，曾国藩便派最得意的门生李鸿章前往。在其指点下，李鸿章编练淮军前往上海。与此同时，曾国藩向朝廷上奏，说薛焕丢城失地，不能胜任，而李鸿章才大心细，可接苏抚一职。李鸿章出发不久，就被任命为署理江苏巡抚。
曾国藩如此揽权，并非为了私利及名望，而是为了使自己在指挥上得心应手，尽快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责任。他很清楚，他的权力来自于清廷，即使他再怎么有权有势，清廷一纸诏令，仍旧可以决定他的荣辱生死。因此，在与清廷的关系中，他仍旧采取以退为进、以柔为用的权变策略。虽然位至总督，事无巨细，都详细奏报，请朝廷定夺。这一做法为的是使清廷放下心来。不会动不动就出来掣肘。因此曾国藩一生留下了大量奏牍，这些奏牍很多都是他亲自拟写的，即使是幕僚所拟。他也要反复斟酌修改。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曾国藩才懂得什么时候当进，什么时候当退。在培养自己的势力上，曾国藩是毫不退让的。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并非一味斤斤计较于权力，而是把“势”放于最重地位。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伤人，也容易伤已，卉往今来权奸巨恶，无不因权力导致覆亡。但“势”则不然，势指的是实力，是不可动摇的基础。所以曾国藩宁可自己的官不要。也要为部下谋得官位名望。
在对待权力的问题上，曾国藩非常冷静，当退之时，干脆利落。其最大手笔便是裁撤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湘军。历史上“兔死狗烹”的惨剧太让他心惊了，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曾国藩便意识到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关头。所以给曾国苓写信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颇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者极少，深恐我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时，或致连累弟等，谁无事时常以危汤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他的一位朋友窦兰泉在接到天京攻克的消息便对他说：“大功成矣，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顾所以善其后者，于国何如，于民何如，于家何如，于身何如，必筹之已熟，图之已预矣。窃尝妄意：图下所以为民者，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所以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此诚忧盛危明之定识，持盈保泰之定议也。”为了避免这场危机，曾国藩从容退让，裁撤湘军，放弃兵权。使朝廷消除了顾忌，而曾氏及湘军也得以保持兴盛之局。
但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实在是出于无奈。早在准备裁撤湘军之前。他就写信给李鸿章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临终时，他也向李鸿章交待了两点，其中一点便是指此。他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慑于各方压力，解散了多支湘军，自坏长城，自己失去了坚强的后盾，导致“剿捻”无功。他让李鸿章记住自己的教训，万一有一天面临同样情况，千万不要像自己一样。乱世之中，军队切不可放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这番话无不透露了其权变的真谛，即权可让，势不可弱。
曾国藩言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一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农民军队并未完全被消灭，捻军在全国各处发动起义，反抗清廷，农民军视曾国藩为“屠夫”，为共同之敌人，所以他需要有支军队保护：另一方面，朝廷向来猜忌握有兵权的湘淮将领，特别是天京被攻陷后，各种舆论更是推波助澜，必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的“功高盖主者杀”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既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利。在老师的教诲下，他深知在****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更是关乎个人宦海沉浮。于是他致函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君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就这样，曾、李达成默契，便使裁湘留淮成为定局。
可见，曾国藩深知官场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他认为李鸿章是自己的门生，有他在，就可保全自己的“势”在，也就不愁有什么变故发生。曾国藩的谋划可谓老道，李鸿章也果不辜负期望，在“剿捻”中迅速崛起，成为清廷颇为倚重的股肱汉臣。
韩非说：“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胜。”这段话讲的是成大事不可单凭蛮力、智慧或权势，而应因时、因事糅合三者之功，但玩弄权术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权没势，开展不了工作，有势没权又放不开手脚。当然后者的情况比起前者来说，无疑又高明了许多，尽管不握权柄，但我有实力，有一大帮忠心耿耿、掌握着或大或小权力的追捧者，因此无论重用不重用，迟早还是会有崛起的一天（那些权力支配者会发现：选来选去根本就没有其他人能坐这个位子）。可见，权可让，势不可弱还真说得上是权变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