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文化是我的大姨夫，算是外戚，在家谱上只是轻飘飘地写在我大姨的配偶这一栏里，不需要简历。但是有一天大家在讨论个人简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大姨夫说，至少应该把他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写上去，如果不写他做过的好事的话。我那喜欢耍贫嘴爱开玩笑的五舅不怀好意地对我大姨夫说，要不要把你乱说话瞎眼的经历写上去？我大姨夫对这个不知轻重的小舅子有些恼火，但也不好发作。他尽量掩饰自己尴尬的样子，装出一副长辈的样子对我小舅说，小孩子不懂不要乱说话，我敢说话的时候你穿着开裆裤，还没长卵呢。本来，一大家子都在严肃地讨论家谱的问题，可是，我姨夫话音刚落，所有人都笑了。我小舅笑的声音最响，他笑的有点喘不过气来，指着我姨夫说，姐夫啊，你真是个死不改悔的卵人。
卵人是我们那里骂人的话，我们那里骂人不管男女，最狠的就是带着生殖器骂人。骂女人带着女性生殖器，骂男人带着男性生殖器，和国骂相比，更有些乡骂的意思。小舅这样骂姐夫自然是不对的，但大家却更笑得厉害了。
既然是可以开心的，那么，虽然不是家谱里主要的成员，我想，我还是应该在二表舅之后说说我那瞎了一只眼叫文化的大姨夫.在二表舅最后的日子里,我的文化姨夫常常陪着他散步;后来二表舅死了,周家人都不同意他入谱的时候,文化姨夫说,周三真冤啊,活得不明不白,死了还是个游魂野鬼.他的意思,应该让周三入谱.但他不过是个外戚,自然说不上话.说不上话也要说,这是文化姨夫的特性,为此,他年轻时候吃过大亏。后面再说。
我大姨夫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个农民，退什么休？他本来是个农民，祖上三代都是农民，兄弟姐妹也都是农民。但我的文化姨夫不是个普通的农民，他关心政治，了解国情，常常针砭时事。更何况，他现在还真不是农民，他是退休的国家工人，还拿着国家的退休工资呢。当然，他原本是个农民，后来在他自己的努力之下，不惜冒着犯法的危险，成为了一个工人，还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领导。这一切，用他自己的话说：老人家教导过我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在他的家里，常年贴着老人家像。他不满意现在的社会，他骂改革开放：改吧改吧，当官的小裤腰改成大裤腰；做生意的红心肝改成黑心肝。他具有演讲的才能，常常唾沫横飞地站在儿子的批发部门前发表言论：现在有什么是真的？假酒假烟假奶粉，简直就是谋财害命啊。这话是实话，那么你儿子店里卖不卖假酒假烟？他不理睬这个问题，继续往下说，哪里像老人家那时候，老人家是真的关心老百姓啊，他老人家吃顿红烧肉都想着人民。他说到这里会加强手势和表情，让人觉得好像是他亲眼看到一样。
看起来，他说的都是老百姓的心里话，对那些腐败的官僚充满了仇恨。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告诉你：乡长把他叫过去征求意见了，一起吃了饭；某天县长热情地跟他握手了。
与身俱来有着政治情怀的我的大姨夫，虽然自始至终都是麦村的一个小人物，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却因为对政治的“敏感”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
那时候，我姨夫是个嘴快肠子直的热血青年，很帅，有一双机灵且充满激情的大眼睛。那也是一个热血的时代，一个有信仰的时代。虽然缺衣少食，但所有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那时候，麦村人种地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种地也不是自己的地，是公社的地、大队的地、生产队的地，总之是大家的地。种地跟现在工人上下班一样，他们叫上下工。每天清晨，大队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快结合了。陆陆续续地都集中在东头的大场地上。结合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宣读老人家语录。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起过，场地就在她家的后面，她端着个粥碗，一边喝粥一边要不停地看有多少人了。有时候，一碗粥还没喝完，觉得人到了差不多了，扔下碗就跑过去。这种事情，不能迟到，迟到就是藐视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你怎么能藐视舵手？况且，这舵手是老人家，老人家那时候就是所有人的信仰，他是一个神、一个观音菩萨。当然，那时候不能这么说，老人家说了，反对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迷信和所谓的鬼神，我们不需要什么神仙。我这个年纪的人还说不全，说不好，我妈妈到现在还能张口就来。天天都要念好几遍，都刻在脑子里了，哪里还会忘掉？何况，她那时候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背得又快又好，一点困难都没有.有困难的是她妈妈还有她的二奶奶，她们也得背。只要是中国人，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红宝书。有红宝书，你就要看，就要背。我外婆还好一些，虽然不认识多少字，跟着女儿念多了，也能背一些；她的二奶奶那时候还活着，那么大年纪了，哪里记得住？早上，大家一起在场地上背诵的时候还可以，混混就过去了；单独背起来，就难了，一个也不会。那时候，不说从麦村到青山县了，就是到离麦村最近的西乡镇，才两里路的样子，就有七八个红卫兵站岗。不管是从麦村去西乡，还是从西乡回麦村，完全有可能中途突然站出一个人来，命令你背诵哪一章的哪一段，还是随机抽查，你非得对整本书都烂熟在心才可以。要是你背不出来，那对不起了，就站到一边去背，一直到背出来为止。我妈妈的二奶奶本来很喜欢去镇上转转，也不是很远，还有几个相好的姐妹，嚼嚼舌头，一天就过去了。后来因为要背书，她有将近三四年没有上街，她的那些姐妹当然也不能来看她。有几个陆续死了，她也不敢去看最后一面。她一篇完整的也背不出来，她这么老了，大概也不会要求多严格，不过，总是丢脸的，还给家里人脸上抹黑，她不肯冒险。那时候，不但要背诵红宝书，还要随时注意老人家有什么指示下来。有什么指示，不是那么匆匆忙忙地传达的，两三天前大队的喇叭就开始天天宣讲了，某日某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老人家最新指示。到了那天，小喇叭会提前放点革命音乐，每家的每个人就都自动地聚集在自家的小广播前，等待最新指示的下达。有时候到点了，指示还没有下，那就继续等，就算等到半夜，也没有人去睡觉，怎么敢睡？说好了老人家的指示今天下来的，你不等到，就去睡觉？老人家都没有睡，你就去睡觉？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麦村的小广播里终于传来了乡村播音员激动的声音，“同志们，乡亲们，最新的指示终于下来了------”。那些实在支撑不住的，昏昏欲睡的一个激灵，睡意全无。麦村的夜晚，原本是寂静的，鸦雀无声的，可是因为老人家的最新指示的下达，家家户户突然门户大开，互相庆祝起来了。接着，一个村子的狗吼成一片，只有它们不知道，三更半夜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新指示下来了，老人家最新指示下来了！”如同我文化姨夫这样一些有觉悟的人，从村头奔到村尾，从村尾奔到村头，抑制不住自己兴奋、激动的心情。
妈妈说，那时候，没有一天吃得饱的，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精神。我问她是不是大家一窝蜂地在起哄。她说，哪能呢？是真的。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理解，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全身上下热血沸腾，现在听起来肉麻的做作的举动，在那个时候都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
按道理说，我大姨夫很有政治热情，就看他现在对老人家的感情，那时候怎么会犯错误呢？他政治清白，两代贫农，真心拥护老人家，老老实实种田，会有什么事情呢？坏，也就坏在他的忠诚上（他自己的话），除了老人家他看不上别人。他居然说了林副主席的坏话。其实，据说另外的人也说，不过不像他那么明目张胆地，人家顶多嘀咕嘀咕，他是在人堆里说的，一副自以为洞穿一切的样子。他是什么人，他怎么可以洞穿一切呢？
我的姨夫，他现在快要八十岁了。那个时候，他自以为洞察一切的时候，才四十不到吧？那个时候，他还不瞎，人家叫他瞎文化，是这个故事之后。回过头去，接到前面，继续说那个年代的热情。他们每天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结合在生产队的大场上，唱《东方红》、背红宝书，最后以三遍“老人家万寿无疆”的祝福词结束，大家就可以去上工了。本来没有什么，大家的心和祝福一样地真诚。事情发生在老人家认定了林彪作为他的继承人以后，队长在大喇叭里发了一个通知，以后祝福词变成两句了，“老人家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第一天不大习惯，有人在底下偷偷地笑。队长说这是个严肃地问题，谁要是笑，就是没有用心，就是对林副主席的不敬，对林副主席的不敬，也是对老人家的不敬。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林副主席是老人家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全国人民现在都在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大家也就不敢笑了，说了三天，倒也说顺口了。其实我姨夫也喊口号了，喊得还挺响亮。就是喊完了，他有点想法，在上工休息的时候就那么随口说出来了。他的意思可能就是也只有老人家才能让他这样无怨无悔，换成别人，谁都不行。他那时候虽然有激情，还比较实在，又有点小聪明。他其实说的是实话，最多就是想卖弄一下那点机灵。其他的他哪里想得到。
他说：“这口号，喊得人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呵呵，林彪的卵泡都要被喊大了。”他就这么说了一句，自己也没当回事，说过了就忘了。当时也没什么，下工了再一次结合，再一次祝福老人家和林副主席，他也喊得挺响亮。然后各人回家吃晚饭，一天就结束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就睡了一晚上的觉，第二天就变成潜伏在人民群众队伍里的反革命了。第二天他连喊的权利都没有了，他站到了主席台上了，当然是被揪上去的。文化，对我们的领袖包藏祸心，严重诽谤林副主席，青山县的文革委员会都知道了，要我们乡严肃处理，不能手软。大队书记的老婆还是文化的表姐，现在他到了大义灭亲的时候了，他昂首挺胸地爬上主席台，表示自己绝不会包庇文化。因为要研究讨论处罚的办法，那天早上的晨会特别长，上工也不管了。结果出来了，罚文化围绕西乡大队爬一圈，一边爬一边叫：“我诽谤林副主席，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另外，罚他出钱为麦村包一场电影。
麦村离县城太远了，去镇上的路也不大好走，为了改善群众的文化生活，有时候大队会请放映员来村里放露天电影。这项活动最受群众欢迎，无奈大队也没有多少钱，一年最多放三四次。这次等于多出来一次看电影的机会，除了文化和他的家人，大家都很高兴，简直都欢呼雀跃了。放电影定了一个星期以后，而文化绕大队爬一圈当天就开始了。这个罪行是严重的，处罚是严肃的，不是开玩笑的。文化不敢不爬，而且，后面还跟着人监督。西乡大队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路都不是很好，若是真的爬一圈下来，要多少天呢？三天吧，五天吧，七天吧，谁知道，正确结果要等文化爬完了才知道。可惜的是，到最后大家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结果，因为我姨夫爬到第三天的时候，被送进医院了，倒不是他吃不消了，而是他爬过一块田埂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棉花田里了。平时若那么一摔，一定是有本能的反应要避开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的，那天可能是太累了，爬了三天，头昏眼花了；也可能呢，他自己并没有一心一意地爬，他的脑海里一定比露天电影还热闹，他当然不会想这种惩罚的不人性、也不会反思他的忠诚是否正确。他想的应该是谁出卖了他？林副主席难道真的可以和老人家并排吗？甚至他会想，如果老人家知道了他的这件事情，是会对他的忠诚首肯呢还是另外的态度？就是这个时候，一根棉花的枝桠硬生生地戳进眼睛里去了。监督他的人将他送到医院，医院说眼睛都这样了，还有什么用？监督他的人只好汇报给了生产队革委会会，革委会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剩下的就算了。算是原谅他了，还能说什么呢？从此，他就叫瞎文化了。瞎文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瞎说了一句话，代价是瞎了一只眼。
但我的文化姨夫，他不是一下子就能被打趴下的人，他对政治的热情一直都在，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热情部分转化成了行动和理智，并因此成功地脱离了农民的队伍。
他说，政治这玩艺真真假假，要你自己去辨别。他在成为国家工人编制之前，对大家分析过：工农兵，虽然才三个字，但里面有真假。工农这个排序是真的，工人在农民之前，你看好了，永远都是这样；但是，兵放在最后，是假的。兵是这三个中最重要的最有地位的。大家听听，觉得也挺有道理。但是，只是觉得有道理而已，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而我的文化姨夫，此时却已经对自己的地位的低下有了认识，并寻找机会开始向上了。
当兵么，他当然没什么指望了。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有想法，总能抓住机会。
那年西乡镇供销社有个空缺的编制并恰好需要进一个员工的消息，在公社还没有公布之前，我姨夫就知道了。可是，招工的条件他除了性别符合其它一条也不符合。年轻、初中以上学历、非农业户口优先。但是，我那瞎文化姨夫坚信，只要有机会，就有实现的可能。事在人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结果，他顺利地成了供销社的一名员工。他到底是有政治抱负的，没两年，他成了供销社主任了。这就是他说起的要写进家谱的职务。关于他是如何越过那些招工条件由不可能转为可能的，他在位期间从来没说过。我们猜想就算非农业户口规定不那么严格不要紧，学历的门槛也可以越过，毕竟他有算盘打得好的优势。那么，年龄是个死杠杠，他比规定的年龄要大了将近十岁，又不是一两岁，怎么他就不要紧呢？一直到他退休。他退休前改革开放已经轰轰烈烈了，西乡镇供销社已经没有先前计划供应时的优越感了，私人小超市春笋一样在西乡镇一个个冒出来了。乡供销社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营业员常常端张凳子坐在门口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打盹了。激烈的竞争让供销社集团作出了惊人的决定，员工可以个人承包供销社。我姨夫毫不犹豫地在他退休前承包了乡供销社，并且将供销社变成了批发部。不久，这批发部便成了他为儿子准备好的现成的事业。我姨夫，在退休的那年安全地拿到了国家企业工人全额退休工资。
除了我父亲，谁都没觉得奇怪。农民并不大懂工龄年限的问题，他们以为既然是工人了退休就可以拿退休工资了。我父亲非常好奇地问我姨夫怎么可能拿全额退休金？你才工作没几年啊？你吹牛吧？你这样的至少还要七八年才够拿退休金，否则只能算病退或内退。你不可能拿到退休工资。
我姨夫咧着嘴笑得很得意，他对我父亲说，你以为你大学生就了不起了？你也太小瞧我们工人阶级的智慧了。
于是，我们从那时候才知道十年前的秘密：我姨夫进供销社的时候找人将年龄改小了十岁，不是改小了一岁、三岁、五岁甚至六岁，而是整整十岁。后来，为了赶在供销社承包前退休不至于被内退，又找人将年龄改回来了，这样，他的退休年龄是真实的，而且，工龄算起来理直气壮地比实际工作年龄多了十年。至于他找谁帮了他的忙，我们都不知道，他不肯说。我们能理解，帮他的人也算他的恩人了，他不能出卖人家；但我们也会猜测，应该是他唾弃的那些小裤带改成大裤带的当官的吧？
现在我看到那些满街卖假文凭的，常常觉得我姨夫应该是他们的祖师爷了。并且，我常常想，我姨夫若是真的年轻那么十岁，再多读几年书，应该是一个挖到第一桶金的企业家或者已经实现了他指鹿为马的理想抱负。
这就是我的文化姨夫，你如果在西乡镇看到他胡说八道，你千万别以为他是个古怪的怀旧的被彻底洗脑的老头，其实，他心里明白着呢。他并不是因为自己混得不如人家好而怀念从前大家都吃不饱饭的日子，他怀念的是那个年代，那是个没有饭吃，也能让人热血沸腾的岁月。他这样的性格，现在的生活，对他来说，也许是有些无聊了。
一直以来，和本分现实的农民相比，他有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浪漫。他上学不多，但还喜欢看书。年轻的时候还是个兽医。他的兽医技术，就跟他每年腊月帮人家做米酒的技术一样，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如今他退休了，突然地喜欢摆弄乐器了，家里有一根笛子一管萧，革命歌曲不用说，近几年回乡过年，他还像模像样地吹了几首网络流行歌曲，他没有歌谱，听别人唱几遍，就能写下简谱了，当然不会完全正确，但能听出来他吹的是什么曲儿。去年，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把破二胡，如获至宝。清晨笛子黄昏萧，二胡拉断腰。拉二胡从技术上来说，就两根弦，要拉出美妙的声音，是要难一些。他一点也不懂，从来没拉过。拿着那把破二胡在镇上跟一个略懂些的人学了两三招，回来天天叽呷吉嘎地拉。大多时候还是忙过了一天，吃过了晚饭，睡觉前的那一段空隙。他不觉得难听，也不管家里人抱怨。但是，他拉出的声音实在太刺耳了，四周的邻居纷纷提出了抗议。有人说一听到那个声音头就炸开来疼；还有人说，本来一年就过年的时候听一次杀猪声，现在天天要听，实在受不了。他没办法，只好将二胡带到店里，不忙的时候抓紧练习，儿子又不乐意了，说客人都被他吵走了。就是这样，他还是没有停止过对二胡的热爱。去年过年我回去，他已经能拉些个简单的练习曲了，比如《北京有个敬太阳》《上海滩》什么的。他就是这样，宁可被人误解，也不愿意被人忽视。
虽然这种浪漫让他显得比较虚荣和浮华，但是，在麦村他倒是个难得的好家长，好父亲。
我的大表哥就不说了，如今在西乡镇风生云起地经营着那个供销社的批发部；我那两个表姐，本来已经嫁出去了，都嫁到了较远的乡村。若是从经济或者地域上看，都是我姨夫不太满意的人家。西乡镇不满意女婿的丈人丈母娘很多，但若是生米煮成了熟饭，那也就算了，最后幸福是否都终结于一句“都是她自己选的，怪谁？”可是，我的瞎姨夫看不得女儿受苦，在他看来，哪儿也没有西乡镇好。所以，现在，我两个表姐和她们的夫婿全在西乡镇，在他的身边，也都在集镇上买了房子：开店的开店，做手艺的做手艺。我那小表姐有些娇气，基本上不做什么事情，老说自己这儿疼那儿疼，但是我们都觉得她气色很好。我那勤劳的大表姐心直口快地说她妹妹：你呀，也就是懒，不做事哪儿都好，做事哪儿都疼。这时，我的小表姐夫开口了，他说，她说疼肯定就是疼嘛，谁会没病老说自己不舒服？于是，我小表姐就疼得更厉害了。我大表姐说她的妹婿：看看，都是你宠的。可是，我那瞎姨夫在一边看着他女婿，满眼赞许的神色。这样的女婿，他放心。
可见，我那不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瞎姨夫倒有着儒家情怀，虽然没有治国平天下，却也至少做到了齐家了。
实际上，这么点小事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除了是个好家长，他还真为麦村做过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从意义上说，这件事比让自己的家族幸福美满要大得多，所以他希望最好能写上家谱的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家门前的河是清澈见底的，能看见水草和鱼虾。关于江南的河，我在开头的时候写过，我写的时候充满了情感和对童年记忆的留恋。那些蜿蜒起伏的有着各种好听名字的河是运粮河人生命的源头，生活的保证。他们在河面淘米洗菜洗碗，鱼儿就在水底吃他们淘汰的、剩下的。我那绝色的大姑婆曾经在我外婆门前和对面的河里没完没了地洗她那洗不完的衣服，因此遇到了她一生的姻缘。
对运粮河边的人来说，河是活的，有心的。谁又会想到，有一天关于河的记忆都会变得模糊？变化，似乎是在麦村有了桥以后。就像有了路一样，有了桥总是好的。西乡镇通往麦村的桥叫幸福桥。
幸福桥是混凝土的，看上去很结实。不过，大卡车、拖拉机什么的在上面开过的时候，总觉得它还是会抖的。开始的时候，还有些农民不放心，说这样子的抖法，会不会哪天断塌了？都是些没出过门的，他们不知道，长江大桥还抖呢。说这些话的，是如同我姨夫一类的农民，他们进过城，说不定去过更远的地方，他们讥笑那些足不出户的，已经不大愿意承认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农民了。
有了幸福桥，运粮河的两边近年来大大小小地盖起了不少的厂房，塑料厂、造纸厂、玩具厂、制鞋厂------，这些厂房的老板，有些是本地人，但大部分是外地人。每天总有源源不断的产品从公路或者从水路运出去，还有一些原材料运进来。于是，运粮河周边的乡镇也大都富起来了，大概每家都有一两个上班的人了。上班的钱，每个月都是亮晃晃的现钞，不像种田，忙了一年，还要看老天爷帮不帮忙。现在两三个月的工钱就抵得上一个丰收年的收成。手里有钱了，干什么都会方便些，房子翻新了，电器也舍得买了，以前只有过年过节才吃得到的菜，现在个把星期就想着要改改口味了。谁也没有注意到，运粮河的水色越来越深、越来越黑。因为自来水用上了，不吃运粮河的水，便也不会感觉到运粮河的水正在一天一天地变化；头上的天似乎也没有以前那么清澈了，整天灰蒙蒙的，若是刮了东南风，要下雨了，一直到二十里开外的麦村，都能闻到空气里浓烈的工业臭味。开始的时候大家会有些抱怨，厂子太多，污染太严重了。不过雨下过了，臭味散发了，大家马上也就忘记了。时间长了，竟也习惯了，连抱怨声也没有了。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没有厂子，我们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生活改变？虽然江南不是穷地方，但是，没有饭吃的日子，大家都还记得，就算后来挺过来了，也是吃顿肉要算计个把月。那样的日子，现在，都不愿意回头去想。甚至，那些莫名其妙的病也不能让运粮河的人警觉起来，人活着总会生病，全世界都在出现各种怪病，也不是运粮河这地方就特殊些。现在运粮河的人，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连生老病死都比以前热闹了很多，没有谁觉得不好。他们的快乐是真实的，看得到的，摸得着的，甚至，是可以感染你的。
有一年我回去，站在幸福桥上，看到飞扬的尘土，踩着地毯一样的垃圾，眼望着运粮河里川流不息的带马达的货船，我怀疑，我父亲记忆中那艘摆渡的小船、那些绿油油的水草，是不是根本就是从我小说里走出来的；同时，那些因为物质的丰富而带来的热情和能量，如同晴空下的阳光，也实实在在温暖地包围了我。关于进步和落后，我无法判断。那些总是装满货物的船将要开向哪里？最终给运粮河带来什么？我不知道，现在脏乱而富足的运粮河是不是一个走向文明、现代化的运粮河的过程。
而我那因为多了一句嘴就瞎了一只眼的文化姨夫，虽然只有一只眼睛，却率先看到了麦村进步后面的危险。他第一个提出：优化本地企业，把外地化工企业从西乡镇赶出去！他为此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上访、下问、向领导大义凛然地陈述这种得不偿失的经济利益带来的危害，对村民苦口婆心地列举这些年来无数怪病恶疾的原由。说不定哪天就轮到你了，说不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认为他危言耸听，看不得人家过好日子；还有人说他家没人在厂里，当然希望厂子关门。但是，他并没有气馁、也没有因为被误解而放弃，他准备了一份材料，把危害用文字的形式列举，发给村民。他逢人就问：你现在敢用河水烧饭洗菜吗？人家说，神经病，现在谁用河水烧饭？都用自来水了，多方便。
原先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是沉甸甸的黑色，厚重的水面常常漂浮着各种颜色的不明物体，有些腐烂、有些变质。大家不是看不到，只是看惯了，麻木了，他们想不起来也不愿意想起从前河水的颜色，反正现在不用了。瞎文化又列举了近几年麦村癌症死亡人数，他说，就算将你们祖宗都算进来，也没有这几年得癌症的人多。瞎文化说，谁知道下一个是谁？是你？是我？谁都有可能。
那段时间，他不拉二胡了，每天从儿子的批发部回来，吃过晚饭，就挨家挨户地宣讲。他还收到过恐吓信、也收到过封口费，这些后来都成为他有力的证据。终于有一天，他将麦村全村人的签名和手印都拿到了。就这样，麦村周围污染最严重的几个工厂关门了。麦村的空气里再也没有说不出来的怪味；麦村的天空也渐渐地恢复了蓝色；我外婆门前的那条河，虽然还不曾清澈见底，但倒映下来的蓝天白云柳树，倒也让人又想起了从前。我瞎姨夫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西乡镇和麦村人史无前例的赞美，甚至有人说，要是当官的都像瞎文化一样有远见就好了。
那么，他要求将他的事迹写进家谱也是有些道理的。只是，他是外戚，周家人不愿意他喧兵夺主。所以，在家谱里他没有简历，但据说还是写了他的职务：供销社主任。
现在，我姨夫还是那样，常常在儿子的批发部前发表对政府的看法。其实，他哪里懂什么政治，最多就像当年一样，想表达一下自以为与众不同的见解。不同的就是他现在可以说了，他可以满口白沫地说谁谁腐败，说现在的政策一心向“钱”看，姓资不姓社，没人管他；而那时，他不过就说了一句话，差点就送掉了半条命。这些不同，他大概也看到了，所以他才敢说；而且他觉得还不够，这是对的。但他颠三倒四地强调贫富的差距，弄得人家总以为，他还嫌自己不够有钱。他家里常年挂着老人家像和一大镜框的老人家徽章，他像供着神一样供着老人家。我看出来，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只是一直没有弄清楚，他不能实现理想的根源。
有关麦村，我估计村志，或者周家的家谱里会说得更科学更详尽些更光彩些，我只是写了些“不那么光彩”的我外婆称之为稗子的人或者事情。不过我想，要是没有稗子，麦村一定没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