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北总布胡同）3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分别之际，林徽因把一只在林家呆了60年的红木箱子送给费慰梅，里面装满了各种漂亮的中式服装。她用她最珍爱的，来回报这段友情。
我们常说聚散随缘。再好的友谊，也会随着离散而越走越淡，直至消失殆尽，隔些年回想起，彼此面容模糊，恍若梦一场。然世间却有这样一种友谊，它不因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而相忘于江湖，反倒离散越久，思念越深，历久弥新。
隔着一条大洋，隔着无数的山和水，林徽因和费慰梅这对异国朋友，罕见地维持着她们的友谊。云中锦书频传，仿佛她们从未曾分开过。在那些颠沛的流亡途中，在隐居四川乡下最为困顿的日子里，费慰梅的信，无疑成了林徽因最有力的支撑。无论悲欢疾苦，她都愿意拿出来，与这个亲密的朋友分享：
为了能挤上车，每天凌晨一点我们就要摸黑爬起，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汽车，一直等到十点，汽车终于开动。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的家伙，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
这是在去往昆明的逃难途中，九曲回肠。
待抵达昆明，稍稍安顿后，林徽因又兴致勃勃欣赏起美来，她告诉慰梅：
这儿的阳光总是异常的明媚，天空昼夜湛蓝，云朵自在惬意地飘动。
然昆明也非避难地，敌机的轰炸转眼就到眼前：
最最亲爱的慰梅、正清：我恨不能有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用她们打字机的猛烈敲击声去盖过刺耳的空袭警报，过去一周以来这已成为每日袭来的交响乐。别担心，慰梅，凡事我们总要表现得尽量平静。每次空袭后，我们总会像专家一样略作评论，“这个炸弹很一般嘛”。之后我们通常会变得异常活跃，好像要把刚刚浪费的时间夺回来。你大概能想象到过去一年我的生活大体内容，日子完全变了模样。我的体重一直在减，作为补偿，我的脾气一直在长，生活无所不能。
他们迁往昆明的乡下龙头村，掏光所有家底，外欠一笔债，在那里搭建了一个温馨的小窝。这期间，费慰梅常常寄支票来，其中一笔钱，刚好帮他们偿还了建房欠下的那笔债务。那年中秋，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信中半是光彩，半是悲凉：
你们的信恰好在中秋前夜抵达。天气开始转凉，空中弥漫着愈来愈多的秋日泛光，景色迷人，花香四溢。——那些久已忘却的无数美好的记忆。
每个晨昏，阳光从奇诡的角度偷偷射来，触碰着我们对静谧和美，依然如此敏锐的神经，而这一切都混在眼前，这个满是灾难的世界里。
偏偏佳节降临，多像是对——逻辑的讽刺啊。别让老金看见这句。
他们在新居居住不过半年，又面临再次迁徙。这一次，长途跋涉到四川的李庄。这次迁徙，几乎丢掉林徽因半条命，到李庄后不久，她就卧床不起。费慰梅时刻关注着他们的一切，她给他们寄钱寄物，还寄来她首次出版的关于山东省武氏墓地汉代浮雕的一本书。这本书让林徽因和梁思成喜出望外，当时，林徽因正沉浸在对汉代历史的研究中。
日本的轰炸，也不时骚扰到这个遥远的小乡村，中国的大地，几无净土。林徽因的信中，充满忧愤：
即使我几乎是100%的肯定日寇决不会把炸弹扔到这偏远的小城镇李庄来，可是那一个小时前就在我们头顶上以那种无可名状的轰鸣声飞过的27架飞机仍然使我起鸡皮疙瘩——一种害怕在任何时候可能被击中的奇怪感觉。它们向上游飞去了，轰炸了什么地方，或许是宜宾，现在正以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从我们的头上缓缓飞过。我要说的是这使我感到恶心，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病得很厉害，而这不过是让我一时间里病得更厉害，体温有些微升高，心脏不适而心跳加速。在今天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战争。我们和它联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我们是否实际参加打仗。
但随即，她又轻松起来，她是个不会把沉重扛在身上太久的女子，她跟费慰梅调侃起思成、她和老金来：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金岳霖抢过信，在下面告白：
当着站长和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不甘落后，在信末加上这样几句：
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些信，写在不同质地、大小长短不一的纸上，信纸上的每一个空间，都密密麻麻写满字，最后一页常常被裁去，作了他用。这个时候，林徽因的日子，已困窘到山穷水尽。友谊却是一眼清泉，因为有你在，我再干涸枯竭的灵魂，也会迸出一抹新绿来。
1943年，费正清来到李庄，探望林徽因。他的到来，撕开了笼在林徽因头上阴霾天空的一角，注进了一团温暖的阳光。梁家的困窘，让费正清瞪目，他立即着手向美国政府提出援助中国学者的三年计划。这之后，他还帮助梁思成，完成了对中国建筑史绘图微缩胶片的制作，这对思成和徽因是个莫大的安慰。
春末初夏的李庄，天气开始闷热起来，雨有时接连不断地下。每逢这时，林徽因都会整日整日地咳嗽，她很是厌恶这样的日子。可1945年的这个春末夏初，对林徽因来说，却有簇簇鲜花在开。她并不知抗战就要胜利了，她将重见天日，她欢喜的是，亲爱的慰梅要来了。她把费慰梅发来的电报，翻来覆去地看，看得每一个字母，都在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记。
梁思成在給费慰梅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最亲爱的慰梅，我们刚刚收到一封激动人心的电报，说你已经抵达新德里了！尽管过去十年来我们天天念叨，什么时候慰梅突然降临，但当一切终成现实，还是让人难以置信。孩子们已经长大，所以现在梁家有四名成员以同样的心情在盼望你的到来。
林徽因的信，则几乎是流着泪写下的：
慰梅亲爱的，一年前的这一天是诺曼底登陆日，今年我们获知这一天你将抵达重庆，而这一天——六月十日是我的生日，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意味着一件事情：我们在欢庆慰梅的到来！
这对亲密的朋友，终于在李庄重逢了。林徽因的病似乎好了大半，她兴高采烈地乘着轿子，和费慰梅一起进城。外面的一切，对她而言，都如尘世里的初相见。她像稚嫩的孩童，睁着懵懂的大眼，看天，看地，看景，看人，不时发出欢喜的惊叹。
这年12月，在费慰梅的安排下，她抵达重庆治病。生命的一页，因友谊的驾临和照拂，重又写满阳光。
你和费正清到李庄做客打破了她五年来在一个房间待着的单调生活，在你们走了很久以后她还能保持情绪高涨。而且，要是你们不来，她到重庆去就连想都不要想。心理的好效应是很大的。
梁思成给费慰梅的信中，充满谢意。她的复活，就是他的复活。
时代的手，总是太过强大，任你再努力挣扎，也逃不过它的掌心。
1948年，费正清在美国出版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本书被称为“最好的单卷本中国史”。书抵达清华园，一度成了梁家茶会的主题。12月，清华亟待解放，林徽因给费正清和费慰梅写信，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对费正清的书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信的最后，林徽因凭着她特有的敏感，不无伤感地写道：
我冥冥中感觉，或许和美国间只有一到两个月的自由通信时间了。我觉得空气令人窒息，眼下只是希望这封信能在圣诞之前抵达。
她的预想成真。从此，关山路远，风沙漠漠，她与他们，天各一方，音讯隔绝。曾经的友谊，被尘封在她送给他们的那只红木箱子里。
30多年后，费慰梅夫妇来到北京，在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里，举行了50周年结婚纪念。恍惚就在昨天，丁香花和马樱花噼里啪啦开了一院子。窗明几净的客厅里，高朋满座，杯子与杯子碰响，欢快的笑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可分明物非人非，那张有着深深梨涡的生动活泼的脸，只能在岁月里凭吊。
疼痛在那一刻袭上费慰梅的心头。此后的数个日日夜夜，她都沉浸在对林徽因的追忆中，终在八十岁那年，提笔写下了《梁思成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这本书，作为对她的好友夫妇的祭奠。
2002年，九十二岁的费慰梅安详地告别人世。在她的追思礼程序单内页上，印着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伴着照片的，是林徽因所作的一首小诗。她把与她的友谊，谱成一曲天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