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辆普通的纺车。说它普通，一来是它的车架、轮子、锭子跟一般农村用的手摇纺车没有什么两样；二来是它是延安上千上万辆纺车中的一辆。那个时候在延安，无论是机关的干部，学校的教员和学员，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工作、学习、练兵的间隙里，谁没有使用过纺车呢？纺车跟战斗用的枪、耕田用的犁、学习用的书和笔一样，成为大家亲密的伙伴。
在延安，纺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寇重重封锁陕甘宁边区，想困死我们。我们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结果彻底粉碎了敌人困死我们的阴谋。在延安的人，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人，不但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坚持了抗战，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开荒，种庄稼，种蔬菜，是足食的保证；纺羊毛，纺棉花，是丰衣的保证。
大家用自己纺的毛线织毛衣，织呢子，用自己纺的棉纱合线，织布。同志们穿的衣服鞋袜，有的就是自己纺的线织的布或者跟同志换工劳动做成的。开垦南泥湾的部队甚至能够在打仗练兵和进行政治、文化学习而外，纺还能够毛线给指战员做军装呢。同志们亲手纺的线织的布做成衣服，穿着格外舒适，也格外爱惜。那个时候，人们对一身灰布制服，一件本色的粗毛线衣，或者自己打的一副手套，一双草鞋，都很有感情。衣服旧了，破了，也“敝帚自珍”，舍不得丢弃。总是脏了洗洗，破了补补，穿了一水又穿一水，穿了一年又穿一年。衣服只要整齐干净，越朴素穿着越称心。华丽的服装只有演员演戏的时候穿，平时不要说穿，就连看着也觉得碍眼。在延安，美的观念有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
纺线，劳动量并不太小，纺久了会腰酸胳膊疼；不过在刻苦学习和紧张工作的间隙里纺线，除了经济上对敌斗争的意义而外，也是一种很有兴趣的生活。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之间的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有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
纺线也需要技术。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就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棉条就会拧成绳，线就会打成结。摇车抽线配合恰当，成为熟练的技巧，可不简单，很需要下一番功夫。初学纺线，往往不知道劲往哪儿使。一会儿毛卷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纱打成结了，急得人满头大汗。性子躁一些的甚至为断头接不好而生纺车的气。摔摔打打，恨不得把纺车砸碎。
可是关纺车什么事呢？尽管人急得站起来，坐下去，一点也没有用，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直等到纺线的人心平气和了，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之间的毛线或者棉纱就会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那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者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毛卷里或者棉条里了。熟练的纺手趁着一线灯光或者朦胧的月色也能摇车，抽线，上线，一切做得从容自如。线绕在锭子上，线穗子一层一层加大，直到大得沉甸甸的，像成熟了的肥桃。从锭子上取下穗子，也像从果树上摘下果实，劳动以后收获的愉快，那是任何物质享受都不能比拟的。这个时候，就连起初生过纺车的气的人也对纺车发生了感情。那种感情，是凯旋的骑士对战马的感情，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射手对良弓的感情。
纺线有几种姿势：可以坐着蒲团纺，可以坐着矮凳纺，也可以把纺车垫得高高的站着纺。站着纺线，步子有进有退，手臂尽量伸直，像“白鹤晾翅”，一抽线能拉得很长很长。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究竟是生产还是舞蹈。
为了提高生产率，大家也进行技术改革，在轮子和锭子之间安装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把手工生产的工具改成半机械化。大多数纺车是纺羊毛、纺棉花的劳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木工做的；安装加速轮也是大家从劳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创造发明。从劳动实践中还不断总结出一些新的经验。譬如纺羊毛跟纺棉花有不同的要求，羊毛要松一些，干一些，棉花要紧一些，潮一些。因此弹过的羊毛折成卷，弹过的棉花搓成条之后，烘晒毛卷和阴润棉条都有一定的火候分寸。这些技术经验，不靠实践是一辈子也不会知道其中的奥妙的。
为了交流经验，共同提高，纺线也开展竞赛。三五十辆或者百几十辆纺车摆在一起，在同一段时间里比纺线的数量和质量。成绩好的有奖励，譬如奖一辆纺车，奖手巾、肥皂、笔记本之类。那是很光荣的。更光荣的是被称为纺毛突击手、纺纱突击手。举行竞赛，有的时候在礼堂，有的时候在窑洞前边，有的时候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在坪坝上竞赛的场面最壮阔，“沙场秋点兵”或者能有那种气派。不，阵容相似，热闹不够。那是盛大的节日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一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竞赛者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飞机场上机群起飞的气势。那哪里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因此竞赛结束的时候，无论纺得多的还是纺得比较少的，得奖的还是没有得奖的，大家都感到胜利的快乐。
就这样凭劳动的双手，自力更生。纺线，不只在经济上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军民有衣穿，不只使大家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而且在思想上教育了大家，使大家认识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意义，自觉地“克服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在劳动的过程里，很少有人为了个人的什么斤斤计较；倒是为集体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才感到是真正的幸福。
就因为这些，我常常想起那辆纺车。想起它就像想起旅伴和战友，心里充满着深切的怀念。围绕着这种怀念，也想起延安的种种生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工作，学习，劳动，同志的友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真是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曾经是艰苦的、困难的吧，但是，比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来，那算得了什么！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春节
［鉴赏］
吴伯箫（1906—1982），原名吴熙成，山东莱芜人。当代教育家、散文家。出版有《烟尘集》、《出发集》、《北极星》等。有《吴伯箫文集》（上、下两卷）问世，《吴伯箫散文选》是其较好的散文选本。
《记一辆纺车》选自《北极星》。作者说：“1961年，我陆续写了一组反映延安生活的短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窑洞风景》，还有这篇《歌声》。前三篇从衣食住和生产劳动方面写延安……《歌声》从精神生活方面写延安”（见《就〈歌声〉答问》）。《记一辆纺车》就是通过记“纺车”写“丰衣”的。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于，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荒，种庄稼，种蔬菜”；“纺羊毛，纺棉花”。那时“纺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是丰衣的保证，是胜利的保障。
在一辆普通纺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既富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同时也极富诗的意境、美的意义。
此文纯系“赋”的写法。赋者，铺也。赋，就是铺陈，就是直说。这种“直说”，既无人物，又无情节，全靠“铺陈”的本事，是很有难度的。但作者铺叙得法：他采用“轮辐向心”的写法，抱定中心（即文章主题，为全文“轴心”），方方面面（每段像是一根辐条，一个方面），一一写来，直至将文章写“全”、写“严”、写“圆”，真是面面俱到，点水不漏。吴伯箫这种“以赋为文”的写法，把传统的“状物”散文（纺车是“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恐怕就是吴伯萧对当代散文的一个有益贡献了。
直陈其事，当然这里面也有“比”，如（毛线或棉纱）“就会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联想甚新奇；也有典故的征引，如引曹植诗“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形象而恰切；特别是“物中有人”——状“物”而“人”（我或我们）却能出没于其中……所有这些，自然融合，结为一体，娓娓道来，自能流入读者心田。
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说：“所谓艺术品，说到底也就是情感的表现”，“当某种情感被完美地表现出来时，我们就说这件艺术品是优秀的。”《记一辆纺车》作为一篇优秀的散文，就在于纺车成为一种情感符号，它在这里已绝非一架普普通通的纺车了，它体现着一种精神——那是延安的革命精神；它造就了一种境界——一种史诗般的境界。这正是这篇作品的精华，这也正是这篇作品感动人的所在。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渐浙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使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从安东尼奥尼那里来的。不过那一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是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
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水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他是厦门人，至少是广义的厦门人，二十年来，不住在厦门，住在厦门街，算是嘲弄吧，也算是安慰。不过说到广义，他同样也是广义的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残山剩水犹如是。皇天后土犹如是。纭纭黔首纷纷黎民从北到南犹如是。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
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吗？还是香港的谣言里？还是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还是安东尼奥尼的镜底勒马洲的望中？还是呢，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橱内，京戏的锣鼓声中太白和东坡的韵里？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山居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篮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地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落基山岭之胜，在石，在雪。那些奇岩怪石，相叠互倚，砌一场惊心动魄的雕塑展览，给太阳和千里的风看。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回中国。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翁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入山两次，只能在白茫茫里和溪头诸峰玩捉迷藏的游戏，回到台北，世人问起，除了笑而不答心自闲，故作神秘之外，实际的印象，也无非山在虚无之间罢了。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而究竟，是米氏父子下笔像中国的山水，还是中国的山水上纸像宋画。怨怕是谁也说不清楚了吧？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