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在他的一生之中历经了清朝的四个皇帝而服佐了三个主子，为清朝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他的功绩可与汉之张良、明之刘伯温相提并论。但由于范文程是帮助少数民族夺取汉人的天下，以致人们对他的“叛逆”长期怀有某种偏见。范文程称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这说明他自己也为此受到过煎熬。范文程能够在各式各样的形势下，还可以看到事情的大体，从大局利益出发，说就是说，做就是做，不去看着别人的意思去行动，不随着别人的意思去动摇自己的意志，就表明他韬略过人，又能悟移人主，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巧妙地转变为现实，他真的不愧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谋略家，对人民的安定、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第七节）官场奇才曾国藩
近年来社会上非常流行清朝的故事，不论是小说还是电视连续剧都是如此。世人为什么喜欢这些历史性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这不仅仅与人们的好奇心有关，最重要的是这些故事里充满了许多现代感与真实感。就像国人都很喜欢看的并且收视率很高的《康熙帝国》、《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电视剧就是如此。如果提起清朝时期的官员并且与太平天国有关的清政府的官员，我们不禁会想起曾国藩。
曾国藩是何许人也？他是中国历史上文武并兼的“贤相”的典型，是一位福禄寿喜都占全了的人。世人对他有很高的热情，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到现在的《曾国藩传》等等小说热的现象中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也有不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他镇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但是作为官场中的一员，这些也可以说是他的职责所在。
人们研究曾国藩大多集中在其为官、为政、为人等方面，其学术文章、个人修养却大多被人一略而过，可见“立德、立言、立功”三者中，时人对事功的关注远远胜过于学问修为，而对事功的关注又多集中在其在建立这一过程中的行为——与其说是想猎奇，想窥视曾国藩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还不如说是想在此过程中寻找到一些启示。这本无可厚非，人们研究历史传奇人物，不外乎就是想从中体味历史，从中吸取教训。
现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关系趋于复杂多样化，传统社会为人们所依托维系的道德习惯，行为标准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法治的不完备，又增长了市场的欺诈和权力场的寻租，人们的安全需求得不到妥贴的保证。一时人们感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甚至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研究曾国藩也都偏向于用权奸诈。
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正的静下心来好好的体会一下就不难发现，曾国藩之所以会被后世人所推崇，绝不是他的深沉，而正是他的道德修为和在道德修为下所做的事，成就了他的俗世功名。在传统意义上，越是盛世越是道德高尚，而越是乱世越是风气低落，更主要的，在历史上，一般道德高岸者，大多鲜于事功。而曾国藩刚好相反，“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甚至被誉为“末世完人”，他无疑为后世人做了一个榜样。其个人修为以及经世致用哲学才开始被后辈群起仿效，特别是其身后清政府陷入了深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不仅危及统治，还危及文化传统，在这些复杂多变的挑战中，曾国藩又带来了文化传统的榜样寄托。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曾国藩做官的智慧，作为大清朝甚至说是整个中华历史上最会做官的人，曾国藩的做官术给了我们对做官的一个全新的概念。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在危急的时候需要任用德才兼备的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很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外一方面也不是盲目的排外，而是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说对后来的制国有一定的反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是好的，他认为这对清国有帮助的。
再来看曾国藩的“疆场竞斗之计”吧！就是因为曾国藩曾经镇压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就被世人唾骂，但是假如他不这样做的话，历史上怎么不会有另外一个曾国藩来代替他呢？因为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这里暂时先抛开他的骂名，来说说他的这种战术对世人的影响以及值得世人研究的地方。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开，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一个人的成功，他的能力只占有30%，而在为人处事方面却占70%。曾国藩之所以会一步步的高升，这与他的为人交友处事之道是分不开的。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应该在“淡”字上着意，“不恃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的格言十二首，基本上包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现在的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是看他的修身养性，特别是男人看他有没有品味，有没有思想，曾国藩的“修身养性之诀”值得我们欣赏。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这个人，不相信医药，不相信僧巫，不相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作为士大夫，是按照老规矩走完了自己的学问之路，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属于大变前期的动荡阶段，从他留下来的日记中到处可见“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当时社会变迁对传统的个人修为所带来冲击的激烈程度。从曾国藩与其朋友往来的书札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约束的很严厉，不是跟着坏的社会风气跑，而是朋友间互相勉励，不怕难，不投机取巧，首先从自己做起，给自己立个标准，扩充下去，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曾国藩以及他的幕僚兼好友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等一帮读书人就转而“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承担起“中兴”大业，并且以成功告终。
从今天来看曾国藩，他的真正意义应该是启示个人既要适应现实社会，但更要信守自己的原则，既能在时务上纵横捭阖，也能在道德上站得住脚。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是太好，但是我们一般都是进行制度上的要求，好像坏的都是别人，而自己往往是受害者，更没有反省自己是不是也“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呢？要改变这种社会风气，就应该从自己做起，把自己的道德修为做好，最起码不应该有害人之心或者说主动参与其间。
也许我们不能主张用道德去衡量一切，但是道德对于社会来说是很重要的，道德和社会风气的维系需要某些制度与个人努力的双向合一，而且，个人的道德追求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其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
评价一个历史“名人”不能光从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如果这样看问题目光往往是短浅的，要从他对历史的进步（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则是有意义和深远的。如果要对曾国藩有更多更细的了解，还要从他的平生来说起。
曾国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是晚清时期很受重用的大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祖辈辈都以种地为生，生活也比较宽裕。祖父曾玉屏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阅历却很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中进士留京师后10年7迁，连升10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他的这些功绩，足可以看出来他从小就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个台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无阻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在是很少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所以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经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的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缺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首先皇上要自己先做好。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来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沥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猝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紧接着因母亲去世而返回了家乡，正好赶上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他的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他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现代的世人对他的评价也有很大的争议性。
有一句俗语说的一点儿也不假，叫南方出将相，北方出帝皇。这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湖南人心气特别高，喜欢冒尖出头：执政有毛泽东和胡耀邦，治国有刘少奇，打仗有彭德怀，抓经济有朱镕基，绘画有齐白石，编剧有田汉，作曲有谭盾，创作小说有丁玲等人，研究杂交水稻有袁隆平，唱民歌有李谷一和宋祖英，跳水有熊倪，体操有陆莉、刘璇和李小双，举重有占旭刚，打羽毛球有唐九红和龚智超……这些现、当代英雄的事迹可谓人人称赞，家家都知道的事情。假如我们的好奇心不满足，还要往历史的纵深处再仔细瞧一瞧，肯定会更加吃惊，因为赫然在目的是这样一行文字——“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这也是湖南值得骄傲的地方。
对上边的内容，有人也许会说其中有水分，但它跟晚清盛传的那句“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样，绝非故意夸张。晚清七十年间（1840~1911），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江、浙、粤三地集中所有的力量都不能与它相比。数百上千位卓然命世的雄杰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等多方面成为近代中国的“火车头”。他们同赴时艰，共纾国难，从未有过畏葸和退缩。诚然，在大批湖湘雄杰中，守旧的“后卫”中，曾国藩是典型的人物，维新的“中场”（魏源、郭嵩焘、谭嗣同），还是革命的“前锋”（黄兴、蔡锷、宋教仁）都是世间少有的顶尖高手。真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