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为何把165个“高考状元”拒之门外
黄全愈/文
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几乎是美国每一个大学都在积极追求的东西。学校学生会的领导，各种学生俱乐部的头头，各个学生活动的组织者，都是大学“捕猎”的对象。社会这个大课堂是青少年充分表演的舞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推销饼干的孩子，甚至比一个学生会主席更让名校动心的原因。
问：“什么人能进哈佛或者排名更高的普林斯顿？”
答：“得过西屋奖的，得过总统奖的……”
问：“还有呢？”
答：“还有，能大量推销童子军饼干的……”
问：“推销童子军饼干？你不是开玩笑吧！”
答：“千真万确！那个推销童子军饼干的女孩进了普林斯顿……”
“三合一”的高校招生标准
中国的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划线：分数多少？上没上重点线？十分明了。有人说：“什么都是假的，一分定乾坤。”
高考得什么分，就上什么等级的学校，这在中国高校招生中几乎是不变的天条。中国的高考公式是：好的高考成绩：好学生=好学校。但是在美国，能进好学校的“好学生”，并不一定都有最好的“成绩”，特别是不一定有最好的“高考成绩”。
中国高校招生以高考成绩为录取的唯一标准，而美国高校招生则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高考的考分，平时的成绩，再加上申请者的综合素质，搞的是“三合一”。
美国常春藤名校在招生中使用的计算AI（学业指数）的公式，是根据高考成绩和平时成绩计算的，是呈现在明面的，量化了的东西；而“综合素质”则是隐藏在背后的，不易量化的东西。
像哈佛、普林斯顿这种绝对顶尖级的学校，都公开宣称高考成绩和学校的平时成绩都非常重要，但还要看申请者的综合素质。越是高水平的学校，越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哈佛每年都拒收不少“高考状元”，如1996年把165个高考成绩满分的“状元”拒之门外，理由是对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档次低一些的大学，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就简单一些。
高中生的“综合素质”有各种社会活动成绩来参照：
体育活动：参加过奥林匹克比赛、国际比赛、州际比赛、区域性比赛、学校间比赛；参加学校某一个运动队，一级队、二级队，队长或是队员……
文娱活动：学过什么乐器？在哪里演出过？参加过什么剧团？演过什么角色？得过什么奖……
科技活动：参加什么学术俱乐部？参加什么样的学术竞赛？搞过什么发明？得过什么专利？获得什么奖……
校内活动：参加什么学生组织？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过什么成就……
校外活动：参加什么社会组织？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过什么成就……
个人兴趣爱好：特长是什么？有什么成就？得过什么奖励……
高校招生办公室对学生参加哪一类活动，一般来说并没有特殊的偏好，往往不在于参加了什么活动，而在于干得怎么样。有些学生样样活动都参加，但没有一样特别突出，给人印象不深刻；有些孩子在某一个领域有所突破，反而显得突出。
据《招生ABC》等书的介绍，普林斯顿把AI（学业指数）分为5个等级；同时，也把“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点”分为5个等级：
第1等：参加奥林匹克的游泳比赛，能登上卡内基大礼堂（类似中国国家级别的剧院）演奏小提琴，获得科技发明的产品专利，出版书籍……这是属“明星”一类的级别。
第2等：在体育或音乐领域内获得州（省）一级的荣誉，如州的摔跤冠军，省级音乐大奖赛一等奖。
第3等：是一个或两个（学校级别的）运动队的队长，学校管弦乐团的指挥，学校学生会主席，等等。在普林斯顿的申请者中，这一类人才最普遍。
第4等：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但均是一般成员（如校刊编辑、足球队员），既不是队长或领导，又没有显示出领导才能。
第5等：很少参加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
学校校刊的主编，获得童子军最高段位——“雄鹰”级别的资格证书者，某个已经成功运作的公司的创始人……虽然在一般高中生里，已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但在人才济济的顶尖级大学的申请者当中，也只能列为第3等。
寻找孩子潜在的领导素质
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但美国社会又非常重视个人为小区做出的无偿贡献。社会上有许多组织和基金会给申请大学的高中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在小区服务上有突出贡献的奖学金。
美国的高中生能否获得毕业证书，除了学分、成绩等要求外，还要求无偿地为社会服务数十个小时。我的儿子矿矿的学校对义务服务的要求如下：高一需要5小时，高二需要10小时，高三需要10小时，高四需要35小时。
这只是最基本的“毕业”要求。至于申请大学时，要在这方面打动招生办的审核人员，有时从事六七十个小时的无偿贡献还远远不够。
有些高中生的学业并不突出，就因为“学雷锋”非常突出，而被大学录取了。比如，有的学生每年的暑假都到非洲或南美洲一些不发达国家去为穷人盖房子，经年不渝，终于感动了“上帝”。
普林斯顿大学曾录取了一个推销了大量童子军饼干的学生。童子军们大多爱在超市门口，或挨家挨户地向人推销饼干。在超市门口拦住来去匆匆的人们兜售饼干，十次难有一两次成功。挨家挨户兜售，也挺难为孩子。脸皮薄的，话还没说，就先闹个大红脸。
这个女孩是怎么推销童子军饼干的？当成千上万的童子军在超市门口“守株待兔”或挨门挨户兜售时，这个女孩子异想天开地闯到某大公司，点名要见CEO。见到CEO后，她拿出几盒饼干，开始向不苟言笑的CEO兜售——从饼干怎么美味，讲到卖饼干的钱将怎样帮助贫困孩子，再讲到如果该公司做了这件善事将在小区造成的影响……女孩的胆略和智慧终于打动了CEO。CEO大笔一挥，订购了童子军饼干，数量大得让女孩目瞪口呆，好半天回不过神儿来。
女孩的胆略和智慧还打动了普林斯顿大学。大学看中的是这个敢想能做、与众不同的学生表现出来的潜在的领导素质。
寻找“未来的领导人才”，几乎是美国每一个大学都在积极追求的东西。学校学生会的领导，各种学生俱乐部的头头，各个学生活动的组织者，都是大学“捕猎”的对象。然而，表现领袖素质并不一定要担任什么“职务”，社会这个大课堂是青少年充分表演的舞台。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推销饼干的孩子，甚至比一个学生会主席更让大学动心的原因。
除了领导素质，美国大学招生办还要考查学生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
我认识一个来美国读高三的中国孩子，他对我说，真不敢相信他的美国同学到外面做好事，从来不用学校组织，都是自愿的。其实，自觉自愿“学雷锋”的人有，但美国孩子参加公益活动更多的是因为学校的硬性要求。
我儿子矿矿上的是天主教会办的私立高中，要求学生参加公益活动比一般公立学校严格得多。矿矿上高三那年，刚学会开车。有一天放学后，他兴致勃勃地要开车出去。问他出去干什么，矿矿闪烁其词，说是出去找人。一个小时后，矿矿回来了。再三追问，他才告诉我，刚才是去附近的几个教堂“找工作”去了。
原来，学校规定的60个小时的义工里，有一定的“工时”要在教会里完成。其他孩子家里都属各种教会，要做义工，“自扫门前雪”就行了。我们不属任何教会，矿矿有劲儿没处使，还得求人“施舍”一份义工。
从高一到高四，矿矿干过的义工工种繁多。有到教会干的，但大多是到城区里为穷人、伤残人服务。什么为穷人修建房子啦，到老人院陪老人聊天啦，带市区里穷人家的孩子上公园玩啦……搬运工、建筑工、“聊天”工、幼儿园的“男阿姨”……什么都干过。十几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同他谈“助人为乐”的意义。很多时候，矿矿是硬着头皮去干义工的。我常常开玩笑地“警告”他：不“学雷锋”，就别想申请好学校。
把义工当任务来完成的学生不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自觉自愿地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服务里。美国高校更看重的是这种货真价实的小区服务。决定命运的综合指数在把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征分成等级后，高校招生办公室再根据你的AI（学业指数）的等级和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及个人特征的等级来做综合评价。
以普林斯顿的5级制为例子，如果你的AI（学业指数）的等级“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征”的等级都很高，例如：1/1.1/2.1.3.2/1.2/2.2/3.即学业指数是1级或2级，同时“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特征”的等级也在1、2或3级之间，你被录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些两方面都达到1级或2级者，无论是哪个学校，几乎都会百分之百地录取。
但是，如果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即1/5或者2/5之类的结合，学习成绩很好，考试优秀，但平常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没有任何特色，尽管一般的学校可能会收你，但哈佛这样的顶尖大学，则很可能不会录取你。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有2/3的各个高中的“状元”被哈佛拒之门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特殊的军火商
章开元/文
美国是一个经常需要处理大量剩余军用品的国家，据说这也是当今美国的一个重大机密。
美国的军事工业在“二战”期间达到了顶峰，其军工生产规模一度超过全世界军工生产总规模的50%。生产得多，自然就剩余得多。例如，美国在“二战”期间前后总共生产了40万架飞机，一旦不用了，连往哪儿放都是个问题！
于是，1946年战争刚一结束，美国便成立了一个叫WAA的机构，这3个字母是“战争财产管理机构”的英文缩写，负责管理天文数字般的战后剩余物资。这些东西当时的估值超过34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400亿美元。要把如此巨大的军用物资在短期内消化掉，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讲都不会是件轻松的事——这么多东西就算白送人还要送一阵子呢！
WAA的负责人是一位叫罗伯特·M.莱托约翰的精明强干的少将。别看他军衔不高，但权力不小，手中握有杜鲁门总统亲赐的“尚方宝剑”，可全权处理这批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剩余物资。
那么，这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到底是如何被这位少将先生打发掉的呢？
莱托约翰是个非常有生意头脑的军人。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他又不满足于报纸杂志的号召力。怎么办？他想，要是能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面开一个剩余物资现场推介会就好了，与会者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后劲”不可小看。不过，当时他要在美国国会大厦前搞商业推销活动，就像我们现在想在人民大会堂前摆摊儿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莱托约翰一个电话打到总统杜鲁门那儿，好说歹说，得到了一个基本允许，不过却附加了一大堆不准这不准那的规定。
“只要让搞，我就有办法。”少将先生暗下决心。可是，把坦克、大炮摆在国会大厦前公开展卖的确有点离谱。想来想去，莱托约翰想到了那些硕大无比的防空气球。到了展卖会开张的那天，国会大厦前飘的尽是防空气球，下面还附有一条带子，赫然写道：“大气球物美价廉，放气之后便于携带，每个104美元。”
莱托约翰少将由此拉开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推销剩余军用物资的运动。这位职业军人出手不凡，山姆大叔的旧货市场在他的一手张罗下竟生意兴隆。1948年的时候，莱托约翰手底下有5万人，负责打发多达400万种各类军用物资。这5万人管理着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81个仓库，里面相当多的剩余物资既没有分类，也没有标明用途，靠商品目录找里面的东西犹如大海捞针。一次，某位来自田纳西州的旅馆老板要买一个目录上提到的货物升降机，但目录上只说出了该升降机是新的，却没说它在什么地方。一通狂找之后，最后才发现这个升降机已被安装在了WAA自己的大楼里……
说起军用剩余物资，最好卖的莫过于吉普车、打字机、军毯之类的东西，但这类东西只占总量的1/7.而剩下的东西，像活动房子、飞机零件、医疗器械、修理工具，以及大量叫不出名字的准军事物资，可叫人犯难了。WAA工作人员的鬼主意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钢盔吗？把它改成洗脸盆！这样一来卖出了10万个；教练弹吗？改成台灯座，一个纽约商人装走了两卡车；弹药搬运车？当拖拉机使好了，又打发出去50辆；紧接着，3.2万个医用小药瓶成了一家射击场里的靶子；防毒面具上的蛇形软管在玩具商手里变成了毒蛇玩具；大量的医用绷带被辛辛那提的一家服装厂用来当做西装垫肩的填充料；50万条用于干扰雷达的铝箔成了华盛顿圣诞树上的时髦装饰品；6万具火箭发射器在纽约变成了昂贵的台灯柱；450万条带有羊毛内衬的飞行裤被精明的伊利诺斯商人改成了手套和拖鞋……总之，像海洋一般的剩余军用物资就这样慢慢从军营走到了民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这么容易被人们利用。比如说军用蚊帐就很难打发出去，因为没有人喜欢它那土黄的颜色——尽管它的价格几乎跟抹布一样便宜。但WAA的推销人员一再向买主解释这种蚊帐布可将它们漂白后再染上任何颜色。没过多久，它们就成了美国千家万户的窗帘。而像电瓶车、罐头香肠生产线、堆积如山的枕头套、便携式狗窝、鸽子窝、风镜、军用针线包等等，都因为量太大而一时难找买主——WAA一向不做小买卖。
看来，光在美国国内推销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高级破烂，莱托约翰决心把买卖做到全世界。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40年代后期，没有几个国家买得起美国货。经过“艰苦谈判”，巴西好歹买了一条海军用来生产绳子的生产线；挪威和荷兰当然是旧船的理想买主；意大利最关心的则是军鞋生产线；捷克斯洛伐克说只要便宜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儿；而正为填饱肚子着急上火的东亚国家关心的则是美国的剩余面粉和奶粉。至于钱吗？只有两个字——“没有”，先赊着再说。这位少将先生到底打发出去了多少东西，收回了多少钱，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披露，但是不难想象，这是一个绝对赔本的买卖。
在推销剩余军用品方面，美国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号召退伍老兵把自己用过的东西买下来，留做纪念物。莱托约翰少将是这一做法的极力推动者。据说，用这种方法，他收回了大约10亿美元。
当然，也有人靠倒腾军用剩余物资发了财。例如，一个不爱削土豆的军厨转业之后买走了他用过的削土豆机，后来在芝加哥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向各餐馆供应削好的土豆，生意奇好；还有一位买了几架旧滑翔机的老兵，在家乡开了一个滑翔机俱乐部，自己充任教练兼老板，混得相当不错；还有些老兵则做起了倒腾旧军需品的买卖，居然也发了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