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认真的想了想，慢慢地说：“夫差为了征越而锐意练兵，越王勾践肯定会有所防备。勾践年少气盛，又在三年前击败了吴军，一定心骄气傲，不以为意，不过越国的大夫文种、将军范蠡却都是一些聪明绝顶的人物，他们又一定会阻止勾践轻举妄动而以固守为其策略。现在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千方百计地激怒勾践，使文种、范蠡的约束失败。我有一个办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我们可以派出一支轻骑兵，人数不要很多，五六千名即可，先从太湖渡船南下，在越的西北方登岸，不断地向越军挑衅，转战南北，灵活机动，意在惹恼勾践，即使文种、范蠡谏止，他也会出击的。只要勾践离开越都会稽，我军主力则由东直驱南面，轻取会稽。不管勾践是否回师来救越都，我军那支轻骑队伍都要不断地扰乱他们，当双方主力接触的时候，骑兵队可在敌人后方鼓噪呐喊，使他们惊慌失措，并不断地突击，这样，越军首尾受敌，加上吴军本来就比较强大，胜利是有把握的。注意不要堵住越兵的退路，不要把他们逼到绝路作困兽之斗，而是让他大败而逃，然后趁机追赶，务必全歼敌军，以绝后患。”
孙武喝了一口茶，最后又强调说：“这次战役有三个要点，其一为首先以骑兵队为诱饵，其二为不塞住敌军退路，其三为穷追不舍。我的这些策略，只是纸上谈兵，仅供吴王和您参考吧。”
而在后来的战争进程，果如孙武所料，吴军取得全面胜利，越王勾践夫妇被作为人质带到吴国为奴。不过只是由于伯嚭受越人贿赂，没有对越“穷追不舍”，并说服夫差放越国—马，以致十年后越又灭吴并称霸于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夫差获得大胜，凯旋回国后，派伍子胥前往富春酬谢孙武，然而孙武已不知去向。空留一座缥缈的山庄，静静地矗立在青山绿水之间。
对于孙武的一生，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吴王阖庐深知孙武能用兵，终于任命他为大将。在孙武的指挥下，吴军西向击败强楚，五战克郢，北向威震齐、晋两大中原强国，使吴国称霸于列国诸侯。这一切都同孙武的功劳有直接的联系！”“吴国任用孙武为将，申明军法，严格赏罚，军力强大，终于称霸诸侯。”
孙武之所以享誊中外，主要并不是因为他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的军功，而是由于他送给后人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一部内容完备、结构严谨的古代军事名著。它的问世为我国军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武把与战争有关的军事问题，分作十三篇加以论述，全书有完整的体系，新颖独特的论述形式。各篇既能独立成章，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上下呼应，前后衔接，浑然一体，所以古人说：“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直到今天我们阅读这些篇章，仍然为其精遂的军事思想体系惊叹不已。
《孙子兵法》虽然包括了军事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关于进行和指导战争的论述，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
孙武研究军事是从研究战争着手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因此必须慎重对待，不可轻而视之，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就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孙武的“慎战”思想。
孙武的“慎战”思想，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则体现在“全胜”的理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在“慎战”思想的指导下，孙武要求当权者不可轻易地进行战争，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胜利把握还不行，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才能采取行动。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完全的胜利。
一、“先胜而后求战”是达到“全胜”的先决条件
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在战前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作全面的分析比较，只有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而也才能依据所了解的情况，制订夺取战争胜利的方略。所以他说：“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这就是孙武“知彼和己”，综合分析对比敌我力量的“妙算”知胜的思想。
孙武认为，为了做到“知彼和己”，除了善于通过各种征候“相敌”（即分析观察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外，还要获得可靠的信息，派遣各种间谍潜入敌军内部，进行各种侦察，而且不被敌人发现。孙武十分重视依靠间谍了解敌情，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重要性。
孙武在其“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指引下，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自己的弱点，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立于不败之地，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要树立随时应战的思想，对敌人不能存有侥幸的心理，要做好一切准备，使敌人的进攻无法得逞，并且以自己的充分备战措施，挫败敌人的锐气。在思想上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之后，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详细而严密的作战计划，考虑各种击败敌人所的作战方案，这样就不怕敌人的突然袭击了。
二、占据主动地位是达到“全胜”的必要条件
孙武提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控制敌人而不被敌人控制。这是两千多年前孙武所说的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军事名言，这一名言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唐朝著名的军事家李靖，在《李卫公问对》中就已提到，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对于实力优势较大的军队来说并不难做到，只要指挥无误，官兵善战，自然就能把握住战争中的主动权。对于实力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要想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战争指导者能够作出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恰当地部署和使用兵力，就可以造成一种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主动态势，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任势”。孙武认为，要使军队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攻无不克，就要使部队处于“势险”、“节短”的状态。所谓“势险”，是指军队具有高速机动的速度。这种速度如“激水之疾”，它所产生的冲击力“至于漂石”，能把巨石般的敌人冲垮；这种军队隐藏着极强的战斗力，如同拉满的弩机，紧张的弓箭，一触即发。要使具有这种极强战斗力的军队，产生强大的作战效果，就要使这种战斗力的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以突发的冲击形式达到效果，使敌迅雷不及掩耳，措手不及，这就是孙武所说的“节短”。他用“鸷鸟之疾，至于毁折”的形象比喻，要求枕戈待战的部队，在发起进攻时，要像雄鹰在短距离内搏击小鸟那样，使敌束手就缚。
造成我之主动，敌之被动的形势，不但要使自己的军队蓄积极强的战斗力，具有突发的冲击力，而且要使敌军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孙武认为，要使敌军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就要采取“动敌”——即调动敌人的手段，使最初不易歼灭的敌人，成为可歼灭的敌人。为此他提出：对于深沟高垒的敌人，要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战术，把敌人调出来在野战中消灭它；对于急功冒进的骄横之敌，要先“避其锐气”，消磨其锋芒，使敌人疲于应付，尔后“击其惰归”，将其歼灭；对于目的不明，盲目作战的敌人，则诱使其改变进攻的方向，使之“不得与我战”，尔后我可寻机将其歼灭。
除了“动敌”之外，孙武还采取了“示形”的办法，争取主动地位。孙武所说的“形”，是指客观物质力量。孙武说的“示形”，包括“形人而我无形”两个方面的内容。“形人”，就是要造成各种假象去迷惑敌人，诸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使敌人迷惑，采取错误的行动，把军队拖垮，使官兵疲于奔命，使敌之真相暴露无遗，为我提供歼敌之机。所谓“我无形”，就是要隐行匿迹，含而不露达到“深涧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地步，这样就能增大对方进攻的主动性和突发性，扩大敌人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就能够做到“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了孙子“示形”之说：“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武关于集中力量，造成相对优势，取得作战主动权，战胜敌人的精彩论断。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类比方式，要求战争指导者，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实而击虚”，攻击敌人防御薄弱之点，造成“兵之所加，加以锻击卵”的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
三、灵活多变的战法是达到“全胜”的重要手段
有了充分准备和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后，并不等于已取得了胜利，如果战法单一，照样吃败仗。所以孙武说：“兵无常势”，如同“水无常形”一样，只有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可以说用兵是入了“神”。“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
在正确使用兵力方面，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识众寡之用”，要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战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采取相应的作战手段。“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远征时，要“并敌一向”，撇开次要敌人，攻其主力这样就可以“千里杀将”；在兵力部署上，要如同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做到灵活机动，首尾相应。
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主张“奇正”多变。他认为，虽然打仗的一般规律，总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但是青正之变，就像宇宙的万事万物那样变化多端。他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要灵活变化，计谋要不断更新，使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秘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迂路，使人不能推断我的意图。这样就能稳操胜券了。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出了“因粮而敌”的观点，并对不同的天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形，也提出了变换战法的一系列应变措施，对水战、火战、山地战的战法，也有一定的论述。
四、良将精兵是达到“全胜”的决定因素
孙武在《孙子兵法》开卷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精兵，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达到“全胜”的决定因素。
孙武关于争取战争“全胜”的种种论述，无一不同贤良将帅的指挥才能和精神素质相联系。因此，他对将帅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智”，足智多谋；“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孙武把智放在第一位，表明他对将帅指挥才能的重视。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次之，作为一个优秀的将帅，必须对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要有深刻的了解，能明察事理，足智多谋；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必须有深入的了解，既不可明于和己而暗于知彼，也不可明于知彼而暗于和己，只有知彼和己，才能百战不殆；要竭尽全力，消除自己的弱点，不为敌所乘；必须尽一切可能，暴露敌人的弱点，寻机歼灭敌人；对于错综复杂的战场，要能“通九变之利”，做出灵活的处置；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能“因敌变化”而“料敌制胜”。
孙武认为，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军队，是夺取战争“全胜”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他极为重视治军和练兵。他认为统帅三军必须做到爱护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使士卒亲附，为使用他们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士卒亲附而不能用，厚待而不能使，那就如同溺爱的娇子一样，不能用以作战，因此孙武要求对士卒要“教之以文，齐之以武”，进行严格的训练，对他们赏罚分明，治乱去骄，使之畏服，听从指挥。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流传千古，被人们推尊为兵学鼻祖。韩非在《五蠹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展现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时期，人们研究军事、探讨兵法的盛况。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说明《孙子兵法》在汉代已成为兵学之冠。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军事将领们能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明代后期的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充分肯定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的承先启后作用。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为此书也十分推崇，“就中国历史来考究，2000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士哲学。”
《孙子兵法》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军事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它比希腊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年）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色诺芬（前403~前355或前354）的《希腊远征法斯记》、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前35~约103年）的《谋略例说》，不仅问世年代要早，学术性更强，而且在内容上更加详备、系统和深刻。所以《孙子兵法》不胫而走，被多国人士称道，早在唐朝就流入日本、朝鲜，1660年就有了日译《孙子兵法》；18世纪60年代，《孙子兵法》被传教士带到欧洲，1772年，法国神甫约瑟夫·阿米欧首次将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刊印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以《孙子兵法，世界最古的兵书》为名，在伦敦翻译出版。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译成本国的文字。这些国家的军事理论家们，对《孙子兵法》都推崇备至，认为它的内容“闳阔深远”，“诡谲奥深”，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称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亚洲的许多国家，甚至把《孙子兵法》规定为军官训练的必修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