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译文
孙子说：“以攻心为上策，以攻城为下策。”
感悟人生
战国时有人劝说齐王：“攻打一国的方法，以攻心为上策，以攻城为下策。心胜为上，兵服为下。所以圣智之人讨伐他国、战胜敌人，最要紧的是先使其心服。什么叫‘攻心’呢？断绝他的凭恃就是‘攻心’。现在秦所凭恃为心的，是燕国、赵国，应收回燕、赵的权力。如今劝说燕国、赵国的国君，不要只用空言虚辞，一定要给他们实利，用来回转他们的心，这就是所说的‘攻心’。”
善攻者，先攻其心，后攻其城。攻心者，智也；攻城者，力也。以智服人，恒久；以力压人，暂短。所以孙子认为，攻城是下策，攻心才是上策。历史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晋阳之战，是春秋战国之际，晋国内部四个强卿大族智、赵、韩、魏之间为争夺统治权益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是役历时两年左右，以赵、韩、魏三家联合携手，共同攻灭智伯氏，瓜分其领地而告终。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三家分晋”的历史新局面便逐渐形成了，史家多将此视为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这场战争也是因为人心向背而导致胜负的一次著名战役。
春秋以来，长期不停地上演着你打我夺的战争，各大国的实力被严重地削弱了；而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又使各大国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各大国都感到难以为继。而各小国长期以来苦于大国争霸战争带来的灾难，更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喘息间歇。在这种形势下，弭兵之议随之而起。向戍弭兵就标志着大国争霸的战争从此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各国内部的倾轧斗争。
历史进入了春秋晚期。
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是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的兴起和国君公室的败落。当时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拖得各大国的诸侯均已筋疲力竭，这样就给各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得以榨取民众的剩余劳动来积累财富和用损公室利民众的方式来收买人心。这种情况的长期发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渐强大起来，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中期一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个时候再变为“自大夫出”了。
强大起来的卿大夫，也不可避免地互相兼并，进行激烈的战争。这在晋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在那里，首先是十多个卿大夫的宗族财富和势力一天天扩展，而其互相兼并的结果，则只剩下韩、魏、赵、智、中行、范六大宗族，是为“六卿”。这时，晋君的权力已基本被剥夺，国内政治全由“六卿”所主宰。尔后，“六卿”之间又因瓜分权益产生矛盾而进行火并，火并导致范、中行两氏的覆灭。晋国于是只剩赵、韩、魏、智四大贵族集团。可是“四卿”之间也不能相安，将要来临的是更大的冲突。这样，便直接引起了晋阳之战的爆发。
翦灭范、中行两氏之后，智氏的智伯瑶专断了晋国的国政，在四卿中他的实力最为雄厚。智伯瑶是一个没有政治眼光、贪得无厌的贵族之身。这时，就凭藉自己的优势地位，强行索取韩氏和魏氏的万家之县。韩康子、魏桓子无力同智伯瑶抗争，只好被迫割让自己的大片领地给智氏。智伯此举得手后，得陇望蜀，又把矛头指向了赵襄子，狮子大开口向赵襄子索取土地。赵襄子不甘心受制于智伯，坚决拒绝了智伯向他索地的要求。
智伯被赵襄子不屈服的态度激怒了。他于是在周贞定王十四年（公元前455年）大举发兵攻赵，并胁迫韩、魏两氏出兵协同作战。赵襄子见三家联军前来进攻，自度寡不敌众，便采纳谋臣张孟谈的建议，选择了这些一心向赵卖力的人，并预先有准备地在晋阳城（今山西太原西南）进行固守。
智伯统率三家联军猛攻晋阳三月，又围困一年多未果。联军屯兵坚城之下，慢慢地处于被动地位。而晋阳城中军民却是同仇敌忾，士气始终高昂。智伯眼见战事拖延两年而进展甚微，不禁焦急万分。他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终于想出了引晋水（汾水）淹没晋阳城的这一计划。
于是，智伯命令士兵在晋水上游建筑一个堤坝，造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再挖一条河通向晋阳城西南。又在围城部队的营地外，筑起一道拦水坝，以防水淹了自己的人马。工程竣工后，正值雨季来临，连日大雨不止，河水暴涨，把蓄水池灌得满满的。智伯下令，掘开堤坝，一时间大水奔腾咆哮，直扑晋阳城。很快晋阳全城就被浸没在水中了。城内军民只好支棚而居住了，把锅吊起来做饭吃，大病饥饿相逢，情况特别危险。但尽管这样，守城军民始终没有动摇斗志，仍坚守着危城。
韩、魏一起攻打赵氏，以前是出于被胁迫，现在他们亲身经历了智伯的残暴，所以对此有很大的感受，开始感到赵如果灭亡后，自己也难免落得被兼并的下场，于是便对作战行动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赵襄子看出了韩、魏两氏与智伯之间这种滋长的矛盾，决心巧妙地加以利用。便派遣张孟谈连夜逃出城外，秘密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用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韩、魏两家暗中倒戈。
赵、韩、魏三家密谋联合在一起后，约好在一个夜间展开军事行动：赵襄子在韩、魏的配合帮助下，派兵杀死智伯守堤的官兵，把卫护堤坝掘开了，放水倒灌智伯的军营。智伯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乱作一团。赵军乘势从城中正面出击，韩、魏两军则自两翼夹攻，大破智伯军，并擒杀智伯本人。三家乘胜进击，尽灭智氏宗族，瓜分了他的土地，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晋阳之战中，赵襄子最会利用民心，激发战士的锐气，挫败了智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企图；当智伯以水灌城，守城斗争进入最艰巨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利用韩、魏与智伯的矛盾，加以争取，瓦解智伯的战线，使其陷于彻底的孤立，为以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伐交”斗争取得成功后，赵襄子又能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巧妙利用水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水倒灌智伯军营，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并及时把握战机，迅速全面出击，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由此可见，赵襄子之所以能在晋阳之战中取得胜利，除了他本人卓越的政治、外交、军事才能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得到了人心。
智伯的失败，在最大程度上是他自找的：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失却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在作战中，他长年屯兵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许多实力；他昧于对“同盟者”动向的了解，以致为敌所乘；当被对方用水攻对付自己时，又不知所措，没有及时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有效的抵御，终于身死族灭，最终为天下人所笑。说到底，还是因为他失去了人心。南征之战也说明了攻心对战争胜负的最要作用。
南征之战，是诸葛亮治理蜀国的一个重要政绩的表现。在这次征战中，诸葛亮把军事行动与政治斗争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并成功地运用“攻心为上”的政策，胜利平定了南中叛乱，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蜀国的四郡也是南中地区的一部分，即越靣靣、益州、永昌、牂牁，指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这里除了住有汉族外，还聚居着许多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彝”。秦汉以来，由于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南中地区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经常发生反抗活动。刘备占据益州后，为了稳定蜀国的政权，根据诸葛亮在隆中提出的搞好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但是南中的豪强地主和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为了能割据一方，就利用民族之间的不和，进行武装叛乱。
后主建兴元年（223年），益州郡（今云南晋宁）大姓雍恺，杀太守正昂，又缚送继任太守张裔到东吴，以换取孙权的支持。孙权即任命雍恺为永昌太守，互为声援。雍恺又诱永昌郡人孟获，使之煽动各族群众叛蜀。紧接着，越靣郡（今四川西昌）的叟族首领高定元、牂牁郡（今贵州西部）太守（一说郡丞）朱褒，并皆响应，进行叛乱。
南中叛乱面临的又一严峻局面是蜀国于夷陵被孙吴打败之后，其时刘备刚死，后主刘禅即位，政权不稳定，加上孙吴、曹魏威胁在外，形势十分危急。但辅佐后主的诸葛亮，临事不慌，没有仓促起兵，而是暂时“抚而不讨”，命令各地闭关严守，息民殖谷。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政治，改革官职，修订法制。诸葛亮还致书雍恺，争取和平解决，但遭拒绝。同时急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赴吴，以刘孙联盟共同抗曹的利害关系，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这就减轻了外部压力，孤立了叛乱分子。这样，蜀汉政权获得了喘息机会，通过整顿内政，形势趋于稳定。与此同时，诸葛亮开始谋划平定南中的征战。
后主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向成都南下。临行，参军马谡献策：“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接受了这一正确意见，坚持军事镇压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方针。同时兵分三路：以门下督马忠为牂牁太守，率东路军由僰道（今四川宜宾）攻打据守在牂牁的朱褒；庲降都督领交州刺史李恢由中路从平夷进逼益州；诸葛亮率领主力军从西路经水道进入越靣攻打高定元。
由于充分的准备和战前良好的训练，蜀军将士个个都很有气势，战争顺利地展开了。诸葛亮的西路大军顺岷江至安上（今四川屏山），旋即西向进入越靣地区。这时高定元已分别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定笮（今四川盐源）、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一带部署军队，修筑营垒，对抗蜀军。为了寻歼叛军，诸葛亮在卑水停军等待时机。高定元见蜀军已到，忙把自己的军队从各处调集汇合起来，准备决战。诸葛亮乘叛军尚未完全调集部署之际，快速进军，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叛军，并杀死高定元，占领了越靣郡。
与此同时，朱褒也被东路的马忠给打败了，马忠占领了牂牁郡。李恢的中路军于进军路上，曾被围困于昆明，时叛军数倍于蜀军，又未得诸葛亮的声息，处境一度险恶。李恢故意扬言因粮尽要退军，叛军闻讯，信以为真，因而麻痹大意，围守怠缓。李恢乘机突然出击，大破叛军，并与东、西路大军相互呼应。诸葛亮指挥大军继续攻打南下，直指叛军的最后据点益州郡。
这年五月，蜀军冒着酷暑炎热的夏季，穿过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渡过沪水（金沙江），进入南中腹地，靠近益州郡。这时，叛军的内部已经起了变化，叛乱头目雍恺在内讧中被高定元的部下杀掉了，当地彝族首领孟获继统雍恺余部，率叛军对抗蜀军。
孟获是一位勇敢的作战者，特别是他在少数民族中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很强的号召力。对于这样的人物，诸葛亮采取了“攻心为上”的政策。于是，诸葛亮对部下下令，对于孟获，只许活捉，不许伤害他。
诸葛亮是一位善于用计谋做事的人，蜀军和孟获军队交锋的时候，蜀军故意败退下来。孟获仗着人多，一股劲儿追了过去，很快就中了蜀兵的埋伏。南兵被打得四处而逃，孟获本人就被活捉了去。
孟获被押到大营中，心里想，活路这回一定是没有的了。没想到进了大营，诸葛亮立刻叫人给他松了绑，好言好语劝说他归降。但是不服气的孟获说：“这次是我自己不小心，中了你的计，让我心服是不可能的。”
诸葛亮也不勉强他，陪着他一起骑马在大营外兜了一圈，让他看清蜀军的营垒和阵容，然后问孟获：“您看我们的人马怎么样？”
孟获傲慢地说：“以前我没弄清楚你们的虚实，所以败了。今天承蒙您给我看了你们的阵势，我看也不过如此。这样的阵势，我要打赢你们也是不难的。”
诸葛亮爽朗的笑了起来，说：“既然这样，咱们来个约定，如果我能抓到你七次，你就归顺蜀国，怎么样？”
孟获不以为然地答应了。
孟获被释放以后，回到自己的部落，重整旗鼓，又一次进攻蜀军。但是他本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第二次又被活捉了。诸葛亮二话没说就把孟获放回去了。
像这样又放又捉，一直把孟获捉了七次。
孟获第七次被捉时，诸葛亮还要再次放他，孟获却不想走了，他流着眼泪说：“丞相七擒孟获，信守诺言，说到做到，待我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我打心底里佩服你了，当初的约定哪能不遵守呢？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反了。”
南中叛乱本是当地豪强大族和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挑起的不义之战，没有群众基础，是得不到人民真正的支持的；而诸葛亮是平叛措施得当的人，注意政治影响，因此消灭了战乱，战争进展顺利，春天出兵，秋天即告胜利，消灭了叛乱力量。
平定叛乱之后，诸葛亮即施“和彝”政策，这也是他攻心政策的继续。撤军是他首先要做的。叛乱平定后，诸葛亮就从南中撤出了军队，一个兵也没有留下，从而缓和和消除了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矛盾，使“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同时，尽量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做官。如任命李恢、王伉、吕凯为南中诸郡守，孟获为御史中丞，等等，通过他们加强了蜀汉在南中的统治。诸葛亮还注意南中的经济开发，从内地引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引进牛耕，以改变当地落后的刀耕火种的方法，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从而吸引了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走向定居的农业生产。开发南中，也给蜀汉政府增加了大量收入，“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诸葛亮镇抚南中的成功，解除了蜀汉以后的麻烦，得到了物力和人力的支持，使他可以专心对付曹魏，向北进军攻打曹魏的战争从此也就开始了。
武王利用人心所向，战胜了残暴的商纣王，以他的清明史治赢得了百姓的称赞；诸葛亮“攻心为上”平定了南中叛乱，特别是七擒孟获，更是将攻心之术运用到了极致。
人心所向，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人心所向，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治国也好，战争也好，管理企业也好，都要注意人心所向，要充分利用人心，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为最终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