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作为一员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曾放射过夺目的光彩，然而他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与他政治上、军事上的失策是密切相联的。他分封诸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嗜杀好战，激起了民众的反对；他不重视争取同盟，造成了自己的孤立；他不善于起用人才，团结内部，导致了众叛亲离；他不注意战略基地建设，以至于无法长期支持战争；他缺乏战略头脑，只知道一味死打硬拼，没有主要的打击方向，决定了他虽然能够赢得不少战役、战斗的胜利，但却不能扭转战略上的被动，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彻底失败。项羽战场指挥的成功和战略指导的失策之间的巨大矛盾、反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局，给后世军事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隋代末年，隋王朝的统治日趋腐朽残暴，它横征暴敛，荒淫无道，刑罚酷烈，兵役苛繁，结果民不聊生，矛盾激化，最终导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到公元617年初，农民起义形成了三大起义军中心，李密瓦岗军转战于河南地区，窦建德起义军活跃于河北一带，杜伏威起义军崛起于江淮地区。他们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歼灭了大批隋军，使隋王朝统治濒临于彻底崩溃的边缘。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也抱着各种政治目的，纷纷起兵反隋，李渊父子的太原起兵就是其中之一。
在公元617年春夏之交的时候，隋太原留守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今山西太原东南）起兵。李渊父子是富有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封建贵族官僚，起兵之后，实施争取人心的政治、经济措施，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并且采取高明的战略方针和卓越的作战指导，在军事方面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李渊父子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攻下隋都长安，占据了关中和河东的广大地区，并且迅速拓地到秦、晋、蜀等广大地区，成为当时社会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公元618年，李渊在地安正式称帝，建国号为唐。过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东攻西讨、南征北伐，先后消灭了薛举、梁师都、刘武周等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旋即引兵东向，寻找机会统一全国。
就在当时，李密所领导的瓦岗起义军已经解体，李唐政权的主要对手是河北地区的窦建德起义军和洛阳王世充集团。另外还有杜伏威起义军活动于江淮地区，隋朝残余势力萧铣集团控制长江中游及粤、桂等地。李渊集团对此采取了远交近攻、先王后窦、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在派遣使者暂时稳住窦建德的同时，由李世民统率唐军精锐主力进攻东都洛阳，首先要消灭王世充集团。李世民大军在洛阳城下与王世充军进行了将近半年的激烈交战，给王世充军以重重的打击，拔除了洛阳城外王世充军的据点，形成了对洛阳城的包围。王世充困守孤城，粮尽矢绝，处境很危急，赶快时不时地遣使向窦建德告急并要求进行救援。
窦建德充分意识到如果王世充被消灭的话，那么唐军下一个要进攻目标就会轮到自己身上。“唇亡齿寒”，岂能隔岸观火，坐视不救。于是决定与王世充联合起来攻击唐军，然后找机会消灭王世充，再进而夺取天下。于是他在兼并了山东地区的孟海公起义军之后，于公元621年春，亲率10余万兵马西援洛阳。窦军连下管州（今河南郑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等地，很快进抵虎牢以东的东原一带（即东广武，河南荥阳东北广武山）。
虎牢乃是洛阳东面的战略要地。早在武德四年二月三十日夜，唐军王君廓部就在内应的协助下，先到达此地袭占该地。李世民在洛阳坚城未下、窦军骤至的形势面前，于青城宫召集前线指挥会议，商讨破敌的方法。在会上大多数唐军将领主张暂时先退兵以避敌锋，但唐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刺史郭孝恪、记室薛收等人却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王世充据有洛阳坚城，兵卒善战，但是他们所在的困难就是粮草匮乏；窦建德远来增援王世充，兵多势众。如果让王、窦联手合兵，窦建德以河北粮草供王世充，就会给唐军造成严重不利，那么要收复李唐的统一事业便会很困难。因此，唐军刺史主张在分兵围困洛阳孤城的同时，由唐军主力扼守虎牢，阻止窦军的西进，首先要消灭窦建德军，到那个时候洛阳城就能不攻自下。李世民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将唐军一分为二，令李元吉、屈突通等将继续围攻洛阳；自己则率精兵3500人，于3月24日起先出发，进据虎牢。
李世民抵达虎牢的次日，即率精骑500东出10公里侦察窦建德军的情况。他派遣李世勋、秦叔宝、程知节等率兵埋伏在道路的两旁，自己则与尉迟敬德等仅少数骑向窦建德军营前进。在距离窦军军营1.5公里处，李世民故意暴露自己，引诱窦建德出动骑兵追击。待窦骑兵进入预先设伏地点之后，李世勣等及时发起袭击，击败窦军追兵，歼敌300余人。这次小战挫抑了窦军的锋芒，同时也让李世民对窦军的虚实有了一定的了解。
窦军被阻于虎牢东月余，不得西进，几次小战后自己军队都失利，此时窦建德军士气开始低落。四月间，窦军的粮道被唐军抄袭后，大将张青特被俘虏，这使得窦军的处境更为不利。此时，国子祭酒凌敬劝谏窦建德改变作战计划：率主力渡黄河，攻取怀州、河阳，再翻越太行山，入上党，攻占汾阳、太原，下蒲津（今山西永济西）。指出这样做有三利：入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拓地收众，增强实力；震骇关中，迫使唐军回师援救，以解洛阳之围。窦建德认为此言有道理，准备采纳，但苦于王世充频频遣使告急，部将又多受王世充使者的贿赂，主张直接救洛，终于搁置了凌敬的合理建议，而与唐军交战于虎牢一线，越来越陷入被动。
不久后，李世民得到情报，说窦军企图乘唐军饲料用尽，到河北岸牧马的机会，袭击虎牢。李世民将计就计，遂率兵一部过河，南临广武，在观察了窦军情况后，故意留马千余匹在河渚，以诱窦建德军出战。次日，窦军果然中计，出动全军，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正面宽达10多公里，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李世民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窦军没有经历过大战，今度险而进，逼城而阵，有轻视唐军之意。我军可按兵不动，等待窦军疲惫之后，再行出击，以一举克敌制胜。于是他一面严阵以待，使窦军无隙可乘；一面派人召回留在河（黄河）北的诱兵，准备出击。
窦建德轻视唐军，仅遣300骑过汜水向唐军挑战，李世民派部将王君廓率长矛兵200出战。两军往来冲击交锋数次，都没有分出胜负，于是各自都退回本阵。战斗呈现胶着状态。
窦建德沿汜水列阵，自辰时直至午时，士卒饥饿疲乏，支撑不住，都一屁股坐倒在地上，士卒间又争着喝水，秩序成一片混乱的状态，整个形式表现出要返回军营的意向。李世民细心观察到这些迹象后，立即派遣宇文士及率领300精骑经窦军阵西而来，先行试阵。并且指示说：如窦军严整不动，即回军返阵：如其阵势有动，则可引兵继续东进。宇文士及至窦军阵前，窦军的阵势即开始动摇。李世民见状，当机立断，下令出战，并亲自率领骑兵先出，主力继进。过汜水后，直扑窦建德的统帅部。
当时窦建德正欲召集群臣商议事情，唐军骤然而至，群臣均惊恐失措，纷纷向窦建德处走避，致使奉调抵抗唐兵的战骑通道被阻塞。窦建德急忙下令群臣闪开为骑兵让路，但是为时已晚，唐军已经冲入。窦建德被迫向东撤退，为唐军窦抗部所紧追不舍。接着李世民所率领的精骑也突入窦军大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李世民又命令秦叔宝、程知节、宇文歆等部迂回窦军的后路，分割窦军。窦军见大势已去，遂惊慌溃逃。唐军乘胜追击15公里，俘获窦军5万余人。窦建德本人也负伤坠马后被俘，其余军卒大部分溃散，仅窦建德之妻率数百骑仓皇逃回河北。至此，窦军被全部歼灭。
唐军取得虎牢之战的胜利后，主力回师洛阳城下。王世充见窦军被歼，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终于在绝望之中献城投降。
虎牢之战，唐军消灭窦建德主力部队10万人，接着又迫降了洛阳王世充的残余守军，夺取了中原的主要地区，取得“一举两得”的重大胜利，创造了我国古代“围城打援”的著名成功战例。这也是李唐统一全国的最关键一战。至此，唐王朝的统一事业基本完成。
虎牢之战中，李世民围城打援，避锐击惰，奇兵突袭，一举两得，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卓越指挥才能。更具体地说，除了充分凭藉唐军自身所具备的强大实力外，他得宜的作战指导优点突出表现为：一、先期占据战略要地虎牢，造就了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二、注重观察和分析敌情，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三、临机应变自如，将计就计，捕捉战机，利用敌人骄傲轻敌、兵疲将惰等弱点，及时发起突袭战斗，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打击；四、在采取突袭行动时，正确选择主攻方向，集中兵力攻打窦军统帅部，造成其指挥中枢的瘫痪。并注意战术配合，运用穿插、迂回、分割等手段，将窦军各部逐一予以击破。五、突袭得手后，适时展开战场追击，穷追猛打，扩大战果。
与李世民相比，窦建德在作战指导上，有很多不当之处。他劳师远征，又不能尽全力先攻占虎牢，这在“处军”上已先输了一着；他不能正确判明唐军的作战意图，这就使自己无法制定正确的作战部署，从而使自己处处陷于被动的地步；他不能虚心采纳部下绕过虎牢、乘虚迂回、北上威胁关中的合理建议，只知道坚攻硬拼，不知道根据形势灵活变化，这就使自己错过了取得胜利的一个有利时机。他不能沉着应付唐军的突然袭击，当遇到变故时就惊慌失措，事起仓促即意志崩溃，这就使他无法摆脱兵败如山倒、束手就擒的可悲下场。当然，窦军上下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硬仗，将领骄狂自大，士兵懒惰成性、士卒思念家乡等种种因素，也是导致窦建德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将领有德有才，在战场上沉着冷静，机智勇敢，目光远大，才能有力地指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俗话说“商场如战场”。战场上有一个出色的将领，才能领导军队取得战争的胜利；商场上也要有出色的领导，才能领导公司一步步地发展壮大。作为现代企业的领导人，一定要德才兼备，顾全大局，富有远见，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领导公司胜利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