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英国，失业保险的存在，可以让一家十余口人即便没有一个人去工作，也能从容地生活。这其中，包括由政府提供的免费住宅、低保津贴和给孩子的抚养费。如果有人投机取巧，把政府给的房间出租，那么租金又成为一笔收入。很多人因此就算失业，也不愿意再去设法找到新的工作。同时，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去世，也不用担心丧葬费用，政府会提供免费的墓地。
盖洛普公司用潜在净移民指数来定量计算人口流动的可能顺差或逆差，其计算方法是把希望移入本国的人口数减去希望移出本国的人口数，把所得的差除以该国的成人人口总数。如果所得的结果是正数，就说明这个国家移民进来的比出去的多，绝对值越高就说明这个国家更有吸引力。相反，如果所得的结果是负数，那么说明这个国家移民出去的比进来的多，绝对值越高就说明对这个国家厌烦，例如新加坡的指数是+260%，这就是说如果由着移民的喜好来的话，新加坡的成人人口可以从360万增至1300万。反面的例子是刚果（金），指数是-60%，也就是说如果刚果（金）国门大开的话，刚果（金）的成人人口会从3200万立刻减少到1300万。
盖洛普公布的如下几个国家的PMNI指数：
新加坡：+260%
沙特阿拉伯：+180%
新西兰：+175%
加拿大：+170%
澳大利亚：+145%
刚果（金）：-60%
津巴布韦：-55%
塞拉利昂：-55%
海地：-50%
萨尔瓦多：-50%
3. 欧洲移民危机重重
2009年，联合国人口分布报告显示，至2025年，全球人口增长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而欧洲、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人口增长只占全球增长总量的3%以下。当前，全世界25个出生率最低的国家有22个在欧洲。即使不断有移民涌入，欧洲人口仍将大幅减少，到2030年将减少4 100万。
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欧洲人口衰减最严重的地方将是乡村，那里的人口届时将减少1/3。而且，乡村居民正在往近郊或城市地区迁移。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人口学家努诺·达科斯塔将“太少的孩子、太多的老人和太多离开乡村的年轻人”比作“三颗定时炸弹”。
达科斯塔指出，过去，平均每个农夫至少能找到一个人继承他的土地。如今很多农夫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而这唯一的孩子长大以后还可能到城市里发展。以希腊东伯罗奔尼撒地区的普拉斯托斯村为例，村里曾经有1 000个村民，其中大多以耕田种地为生。如今村里只剩下几十人了，而且还净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在意大利，全国260万农民中有超过60％的人年龄在65岁以上。一旦他们去世，他们留下的农田很多将被荒废。如今意大利已经有多达600万公顷的农田被荒废，占全国农田总面积的1/3。
瑞士格劳宾登州由于儿童数量剧减，从前那种只有一间屋子的小型校舍上世纪80年代重新出现在几百个小村里。如今那里的孩子更少了，以至于这么小型的学校都不得不纷纷关门。阿尔卑斯山上的克劳斯村，人口的急剧减少使得当地的公共汽车服务被迫停止。
2010年，欧盟统计局预测，欧洲正面临着人口负增长的威胁，从现在起到2050年，欧洲将缺少5 200万名工人，只能通过大量、快速引入移民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到2015年，整个欧洲将面临人口负增长的威胁；到2035年，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100万；到2050年，欧洲将缺少5 200万适龄工人。欧洲将面临工程师、技师以及其他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困境。
欧洲国家为维持高福利制度，引进了大量的移民，以补充劳动人口、这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况。
最近数十年来，恐惧的情绪弥漫着欧洲政治。这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惊恐：归咎起来就是欧洲的原住民，除了担心自身安全和工作机会之外，更害怕非欧洲的“另类人”威胁到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
2009年，美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撰写的《全球趋势2025》，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有关未来十五至二十年全球趋势系列研究报告的第四份，也是最新报告。有关专家预测，至2025年，人们从乡村涌向城镇、从穷国涌向富国，这种有去无回的移民潮还会汹涌澎湃地继续。相邻区域间，经济及人身安全上的悬殊差距，会为加速这种大迁移火上浇油。西欧已成为每年上百万移民的目的地，还有3500万外国出生的人来此定居，多数来自北非、中东及南亚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在欧洲移民人数剧增，民族结构会快速变化，城镇地区尤其如此，这将增大加速同化和融合穆斯林的难度。城镇地区经济机会可能更多，但由于缺少适当工种，虽说人口密度上升，欧洲局势可能更紧张、更不稳定。
4. 西欧城市移民“灾区”
文化冲突可能使有大批移民的国家出现动荡。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一度欢迎难民和移民的发达国家已开始出现对外来者的强烈抵制。
据2008年国际在线专稿，2008年，以色列情报局前局长伊夫雷姆·海勒威在《耶路撒冷邮报》专访中预测，随着近年来欧洲人口中穆斯林的比重越来越多，欧洲未来将可能引发一场文化冲突。
海勒威预测，欧洲主要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到2050年其人口的50%都将是穆斯林，文化意识方面的差异性将导致欧洲内部发生文化冲突。海勒威提到，目前英国就面临这样的情况，英国立法部门正在考虑，在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有关婚姻等事宜方面，是否可以用穆斯林的律规取代英国法律。
2010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记者阿德里安迈克尔斯发表《穆斯林的欧洲：人口定时炸弹将改变欧洲》文章预测，在今后二十年欧盟正面临着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但政治家们都没有加以重视。欧盟国家都忽视了一枚移民“定时炸弹”，即涌入欧盟的包括数百万穆斯林在内的大批移民。将不知不觉地改变欧洲大陆。
西班牙1998年时在国外出生的人口只占其总人口的3.2％。而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已升至13.4％。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增加了一倍以上，并将于2015年前再添一倍。最近在布鲁塞尔出现频率最高的七个男婴名字分别是：穆罕默德、阿达姆、拉扬、阿尤布、迈赫迪、阿米内和哈姆扎。
美国著名无党派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皮尤宗教与公众生活论坛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些（欧盟）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宗教及语言传统。几十万——有时甚至是几百万——长相、语言和行为都不同的移民涌入这个社会，往往会难以适应。”
人口变化有多剧烈？每个人都意识到了欧洲某些城市中的一些社区已变得越来越穆斯林，而且这种变化的速度在加快。欧盟移民总人口的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美国记者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指出，到2026年，原住民在英国伯明翰市将变为少数群体，而在莱斯特这种情况甚至会更早出现。考德威尔说，另一项预测显示，到本世纪中叶，法国、甚至是整个西欧的穆斯林人口可能将超过非穆斯林人口。在20世纪，奥地利总人口中有90％为天主教徒，但到2050年，奥地利15岁以下人口中伊斯兰教徒将占多数。对增长速度的预测是有争议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卡罗伊洛兰特为欧洲议会起草了一份报告，据他推算，法国马赛和荷兰鹿特丹的穆斯林人口比例都已超过25％，这个数字在马尔默是20％，在布鲁塞尔和伯明翰是15％，而在伦敦、巴黎和哥本哈根则是10％。
欧盟称非欧盟本土国民的就业率要低于本土国民，这就阻碍了经济发展和融合的进程。语言技能的缺乏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移民政策协会称，2007年时双亲中至少有一人生于国外的小孩占出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小孩总人口的28％。这个比例在伦敦则高达54％。在总体上看，在2008年，有14.4％的小学生母语为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2007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份调查。以英格兰为例，英格兰有574所学校中51％至70％的学生母语不是英语，另外569所70％以上学生把英语视为第二语言。统计数字显示，英格兰某些地区为“英语灾区”，其中首都伦敦20个区“榜上有名”。此外，纽汉市9/10的中小学大多数学生的母语为非英语。这一数字在莱斯特和布莱克本为1/3，在伯明翰为1/4。
人口变化引起了不安。欧洲人经常对进行民意测验的人说他们国家的移民已经够多了，但政治家们却大都回避讨论这个问题。
2008年，英国《泰晤士》杂志发表了一份报告，介绍在西欧各国出现的数百座宏伟的清真寺，在大部分欧洲城市，居民每天有可能听到五次清真寺中的礼拜声。英国在1963年，全国只有十三座清真寺，现在有六百多座，而且各地穆斯林的组织多达一千四百个。法国拥有一千三百座清真寺，有六百个伊斯兰社会组织。根据欧洲穆斯林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马赫慕德迈哈穆德·赛义迪引证联合国的人口统计资料说，欧洲现有穆斯林人口2 100万，但他说，这个数字大大缩水了，实际人口大约5 000万。又据国际伊斯兰人口网站提供信息，2006年最新统计，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穆斯林人口较为确切的数字是5 070万。
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亨廷顿预言，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战争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种族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种族差异导致的冲突与战争”。冲突的形式是人口主体竞争、文明主体争夺和种族冲突……
5. 美国移民“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