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大师伊曼努尔·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则。”
然而，在我们的人世间，除了没完没了的劳作，人们哪里还有空闲“仰望星空”呢。
“仰望星空”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真正的庄严，以及对自我的一种道德约束。
在星空之下，个人诚然渺小如尘，但生命的本质，是超越尘土、草菅的。之所以超越，这跟人性有关。而人性，是最容易说出，却最难以做到，也难以表达清晰的一个概念。
我对“散文”这个概念，一直试图扩大化，到“随笔”，也包括在内。“随笔”是一种更加自由的问题，我们对宇宙、社会、人世的万物，都可能瞬间有感，都可能从一件事物想到另一件事物，并从这些习以为常、貌似毫无新意的事物中，突然感知到一种新鲜的激动。可能是一种逻辑推导而获知的经验，可能是一种神思而达致的感觉，这些都能促使一个作家通过习以为常的事物，表达出与众不同的观念来。或者还可以这么说，作者通过这样一件事情突然产生的神会，更有说服力地表达了观念。
对我们来说，一件事情的真相在被蒙蔽已久之后被揭示出来时，往往会产生令人惊讶的阅读感受。例如本编选入的李辉先生文章《再见司徒雷登》，就是对我原有成见的一次摧毁。而王小波则善于在一则寓言中，发掘其蕴含的现实意义。
本编中李承鹏的文章《妈妈的四合院》我校对和编写时，读过很多遍，每一遍都备受感动。
政治学者刘瑜博士的文章《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是她的著名随笔集《民主的细节》中的一篇。从随笔集的名字上可以看到，刘瑜博士的着眼点，是用细节来具体可感地写美国的民主是如何运作的。这样的随笔，有很具体的意义。
我前不久刚刚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为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教育学博士生濮实。他认为，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决定一个人的发展和未来——“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并让别人明白你的意思，这件看起来简单的事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可以不夸张地说，在现代社会里，使用语言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潜力。”他认为，“写作会让人变得更精确，更注重细节，更刨根问底，更真切地关注他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字即人的思想，是生活本身”。
与各位共勉。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记者。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巴金传》《李辉文集》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中国作协举办的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在《收获》开设个人专栏“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6年散文家”奖项。同年，《封面中国（1923—1946）》一书，被评为“2007年十大好书”之一。2010年，《传奇黄永玉》被“新浪读书”评为“2010年度文学十大好书”之一。2011年，在《收获》开设个人专栏“绝响谁听——八十年代的文化记忆”。
历史与历史人物，在不同的视角下讲述，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
再见司徒雷登
李辉
时值初秋，桂花新放，走在南京郊外中山陵的树林里，或走在城里西康路一带幽静的庭院里，随处可以闻到飘浮而来的淡淡花香。
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我走进西康路三十三号（原十八号）大院，伫立在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老楼之前。这一天，历史环节中的一个虽普通却也有一点儿特别意味的日子——距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老楼的最后一任主人司徒雷登大使黯然离开这里，六十年零五十四天；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大典，只剩下四天。
六十年，一个甲子。
这个大院，这座老楼，在我眼里，似乎在以它们的方式感受这一个甲子的沧桑。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演变，在华西方传教士及后代的独特性，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他们在影响中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难以预测的命运，集中地、戏剧性地在这里最后呈现。政权更替，时代转换，司徒雷登在华生活五十年，那一天，在这个大院，戛然而止，黯然终结，使得这一次的甲子循环，于历史厚重中又多了人生况味。
一位经历特殊的美国传教士，不会因身影远去而被遗忘。
早在“文革”期间全民学习毛选“雄文四卷”的时代，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让我和许多同龄人，少年时即熟知这个美国人的名字。“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陌生的身影，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语里多了几笔滑稽。“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最后一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至今难忘当年我们这些初中生，在老师率领下摇头晃脑大声朗读这些句子的情景。
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成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他度过深深介入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后三年——参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前的马歇尔军事调解；亲历蒋介石由盛及衰乃至最终崩溃的全过程；见证解放军占领南京；本人的在华教育事业如枯叶飘落，走向终结……难道还有别的人、别的地方，比司徒雷登，比这座大院，更能浓缩时代替换之际中美关系的演变吗？
分析
开篇先写司徒雷登故居，这个历史上因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而有名的大“反派”、“帝国主义”坏蛋，他是一名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50年，长期担任对中国现代教育影响深远的燕京大学校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卓越的名声。但，因领袖的一篇文章，在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心目中，他有了一个小丑般的形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走过历史的沧桑，掸去旧书上的尘埃，倾听作者娓娓道来，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真相。
走出囚禁的国际明星
抗战胜利一个多月后的重庆，迎来了一位来自北平的客人，他是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校务长（校长）司徒雷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在北平被日本人关押三年有余，此时，出狱不久的他从北平抵达重庆，第一次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囚禁生活。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时代》以《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为题，对此做了报道。《时代》配发一幅他的肖像照片：秃顶，眼睛大而圆，锐气逼人，但微笑又使之有了一种亲和力。照片说明很简单：“司徒雷登，一千五百次猜字游戏。”
《时代》写道：
清瘦、秃顶的司徒雷登，已有六十九岁，是享有盛誉的美国教育家，可他却有四十年没有在美国居住过，他自一九一九年以来一直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最近三年半时间里，他是日本人的俘虏。上周，司徒雷登——也许是在中国最受尊敬的美国人——在重庆讲述他的经历。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离城区五英里的燕京大学，遂成为一块自由学习的绿洲。当时，日本人非常忌惮美国对他们进驻校园的态度。但是，他们仍命令司徒雷登悬挂傀儡政权的旗帜，并要求他对日本的军事入侵表示个人的“感谢”。司徒雷登拒绝了，他把旗帜奉还。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三年时间里，他不得不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维持平静状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点二十分，司徒雷登的这个自由王国被终止。
司徒雷登和另外两个人，被关押在北平一幢英国商人住宅后面的三个阴暗的小屋里，达三十九个月之久。他的狱友分别是六十六岁的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亨利·霍顿（Dr.HenryS.Houghton），五十九岁的医学院财务总管特沃尔·鲍温（TrevorBowen）。
鲍温早上七点早餐，司徒雷登和霍顿九点早餐。午餐前，司徒雷登撰写喜欢的题目：《新约》批评。午饭时，三个人轮流大声朗读英文版的《德国战争公报》。一天的高潮是“鸡尾酒小时”，此时三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们中午读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消息。每天晚上，霍顿和司徒雷登玩猜字谜——一共猜了一千五百个夜晚。（霍顿博士写过一本关于猜字谜的书，该最有权威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个人被分开了五天，日本人将财务总管鲍温关进一个窄小得难以躺下的竹笼里审问，威胁他，抽打他（他们想要他提供协和医学院隐匿的著名史前化石“北京人”的头盖骨，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此作为礼物敬献给天皇，但鲍温并不知道）。
今年七月，日本人签署一份释放司徒雷登的帝国敕令，指望他能劝说蒋介石委员长促成美国与日本媾和。他拒绝了，既不离开他的两位难友，也不传话。不到一个月，三人都获得了自由。
正是有了抗战期间的这番特殊经历，获得自由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取得胜利举国欢庆之际，也达到了自己在华五十年声望的顶峰。
据《司徒雷登日记》所述，他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下午，经辗转西安、昆明，从北平来到重庆。头一天，九月二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美国海军停泊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结束。九月三日，是中国的胜利日假期，重庆全城乃至全国各地，游行狂欢。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专机把司徒雷登从北平接来，让这位曾经与中国同患难共命运的人，也与他关系良好的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第二天，九月四日，重庆还将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同一个场合，也将向司徒雷登伸出热情欢迎之手。
于是，刚刚走出囚禁的他，一个传教士背景的教育家，在美国及盟国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时刻，成了重庆一颗耀眼的国际明星。
分析
引用《时代》周刊的一篇报道，直接写司徒雷登的最辉煌时刻——这是他被日本人关押了39个月之后获得的。他当校长的燕京大学在日本人占领北平到发动珍珠港偷袭的三年多时间里，一直不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日本人关押、失去自由时，他也没有屈服，没有丧失尊严。这是一位69岁的老人，一位值得尊敬的传教士、教育家、国际明星。
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
司徒雷登出现在九月四日重庆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他先后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他与蒋介石是老朋友，与共产党领袖则是初次见面。当天日记里，司徒雷登写道：
拜访美国大使馆的一些朋友，遇到毕格士塔夫（Biggerstaff），史密斯（Smith），约翰·费正清（JohnFairbank）夫人他们。跟吴文藻、张鸿钧一起进午餐。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在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遇到蒋介石委员长、赫尔利将军（GeneralPatrickHurley），和国府里面的许多中国朋友。同时也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这蓦然使我想起一九四○年五月一日那天初次抵达重庆的时候，也正碰上举行精神总动员日的集会，当时我冒着空袭的危险，参加过一次露天庆祝晚会，蒋介石还当众发表演讲。
在庆祝胜利的晚会现场，陪同司徒雷登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是中央社的记者杨富森，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半个多世纪后，一九九九年，他在一封信中这样追忆现场细节：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那时我在重庆中央社当记者。在胜利的晚会上我又碰到了司徒校长。那时，他刚被释放出来，蒋介石派飞机把司徒校长接到重庆参加胜利晚会，我正好去采访消息，没想到碰到了老先生。司徒校长也很高兴，他也没有料到会碰见我，所以两人异地相逢，欣喜无已。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中共三位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被邀请参加晚会，司徒看到了毛泽东，很想和他相会，就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他去见毛泽东。我是新闻记者，当然愿意作牵线人。果然，我拉着司徒校长的手，走过去和毛泽东、周恩来会面。毛泽东一见是司徒先生，也高兴极了，满脸笑容地对司徒校长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此次见面之后，九月十九日，司徒雷登应邀再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司徒雷登这一天的日记，只记载了这样一句：“与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这次餐叙是龚维航跟她的丈夫乔冠华所安排的。”龚维航即龚澎，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此时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后来龚澎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女外交家，此次为老校长和上级牵线搭桥，可谓她外交事业的“处女作”。
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回忆司徒与毛、周二人第二次见面的情景：
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特别在寓所设便宴招待司徒先生。据傅泾波回忆，中共是通过龚澎邀请司徒的。龚是战前燕大高材生，当时在重庆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毛在宴席上一再感谢司徒对中国教育之贡献，并对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表示称赞。毛说话带浓重的湖南腔，傅泾波经常听不懂，还多亏司徒不断为之翻译。司徒懂多种方言，粤语、沪语都能听懂。
从这一回忆看，双方的见面气氛颇为融洽，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国通，以他的语言才能，使见面更显轻松与别致。这是他与中共领袖的最初接触，彼此之间一时的轻松与别致，仿佛也为重庆谈判的表面顺利加了一个脚注，加了一笔亮色。
毛泽东为何青睐司徒雷登？
对于司徒雷登，来自延安的中共领袖当然不会陌生——
当年，红军长征刚刚结束，正处在几乎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状况时，正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人斯诺，冒险而来，成了系统采访红军和中共领袖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斯诺回到北平后，燕京大学学刊报道他的冒险之旅，还举办介绍会，展出照片。这成了毛泽东影响世界的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亮相。
燕大心理学系美籍教授夏仁德，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他的家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的避难所。他的学生黄华——后来的著名外交家——秘密离校投奔延安，校务会议曾讨论是否颁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为黄华辩护道：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毕业于牛津大学，抗战爆发后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到燕大后住进临湖轩寓所，与司徒雷登一起生活。北平沦陷后，他用司徒雷登的专车，运走六皮箱军用器材给八路军，每次装上两个皮箱，开车到西山温泉附近的一个小庙前，在那里交到八路军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天，司徒雷登召开外籍教授茶话会，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林迈可到延安后，担任八路军通信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负责播报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