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还常于平易的叙述议论中，忽起突兀，出奇不意。《己亥杂诗》二二五云：“银烛秋堂独听心，隔帘谁报雨沉沉?明朝不许沿溪赏，已没溪桥一尺深。”秋夜万籁俱寂，诗人面对银烛沉思，独自谛听心潮奔涌。这时有人隔帘报说：“秋雨沉沉，明早想到溪边走也不行了，小溪上的木桥会浸进一尺深的水里。”这种劝告对于沉思中的诗人，非常突兀。《己亥杂诗》七四云：“登乙科则亡姓氏，官七品则亡姓氏，夜奠三十九布衣，秋灯忽吐苍虹气。”诗人正写《布衣传》，凡考中举人者不收，官做到七品的也不收，诗人拿酒祭写入传中的三十九位布衣的在天之灵，此时忽见秋灯大放光芒，一片苍虹之气。前三句平常至极，最后一句出其不意。其又有《猛忆》诗云：“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忧患已深，每借拼命罗列文献来消耗时光，所谓“借琐耗奇”。当诗人猛地回忆起儿时的激越奋发，不禁无限感伤，深夜，孤灯惨淡，他思绪混茫……
第三是造奇语。龚自珍每以相对物况、境态并举以造奇。所谓“少年击剑更吹箫”（《己亥杂诗》九六），“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纪梦》），“箫心”、“剑气”并举，已为人熟知。其又有诗自述说：“醉醉心肝淳，莽莽忧患伏。”（《丙辰秋日，独游法源寺……惘然赋》）“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十月廿日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心肝淳”与“忧患伏”、“气悍”与“心肝淳”相对。他更多以“春”、“秋”相对。《丙辰秋日，独游法源寺……惘然赋》说：“髫年抱秋心，秋高屡逃塾……春声满秋空，不受秋束缚。”《秋夜花游》云：“酒杯清复深，秋士多春心。”前句写了少年生气（“春声”）对沉闷氛围（“秋空”）的抗争，后句则写出了外表冷峻（“秋士”）下的激越情怀（“春心”）。龚自珍还每以色彩对比以造奇。其《行路易》云：“红玫瑰，青镜台，美人别汝光徘徊。”《发洞庭舟中怀钮树玉、叶青原昶》云：“樽前荇叶白，舵尾茶花红。仙境沓然沓，酸吟雨一篷。”《才尽》云：“春山有隐处，白日无还期。病骨时流恕，春愁古佛知。”《补题李秀才增梦游天姥图卷尾》：“一卷临风开不得，两人红泪湿青山。”
四兼容倾向
龚自珍的思想丰富而复杂，其诗学又有相当的兼容性。处在动荡衰败的时代，他强调诗与史合，但就其欣赏倾向而言，他对那些诗与史分的盛世之作也有兴趣。龚自珍经常回想刚刚过去不久的乾隆时代和那个时代的诗人。他有诗说：“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寥落》）“我有心灵动鬼神，却无福见乾隆春。……江南花月娇良夜，海内文章盛大师。弇山罗绮高无价，仓山楼阁明如画。”自注云：“弇山谓毕尚书沅，仓山谓袁大令枚。”（《秋夜听俞秋国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
过去时代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诗歌，龚自珍都能欣赏。有诗自述云：“吴歈楚辞兼国风，深吟浅吟态不同，千篇背尽灯玲珑。”（《能令公少年行》）他喜爱陶潜的诗，认为其中不仅仅是平淡。他说：“陶潜酷似卧龙豪（语意本辛弃疾），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一三○）“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己亥杂诗》一二九）他有感于李白诗真伪杂呈，曾“费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别真伪，定李白真诗百二十二篇”，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矣”（《最录李白集》）。唐诗、宋诗，其他时代的诗，人们每有不同的喜好，龚自珍说：“唐大家若李、杜、韩及昌谷、玉溪及宋元眉山、涪陵、遗山，当代吴娄东，皆诗与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乃至清初一般诗人，他都能接受。
对不同的诗学主张，龚自珍也能兼容。就乾隆时期而言，他不非议袁枚，对翁方纲也表示敬意。道光九年清明，他曾与人在法源寺祭祀翁方纲等。（范元伟《吴兰雪嵩梁偕汪孟慈喜孙、龚定庵自珍祭翁覃溪、王兰泉、李松雪诸先生于法源寺之枣花堂，予适与焉，因纪以诗》，潘衍桐辑《两浙轩续录》卷二十九）“梁侍郎章钜尝乞《虎丘右鼎歌》，先生欲仿翁覃溪学士体为之，自谓遒郁未及覃溪遂不报”（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龚自珍对金石之学亦颇有研究，所作诗多有涉及金石处。其《送徐铁孙序》所谓“诗必有原焉，《易》、《书》、《诗》、《春秋》之肃若泬若，周秦间数子之缜若峍若，而莽荡，而噌吰……于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气、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始猖狂恢诡以言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诗，而诗之境乃极”，强调以学问为诗，尤有翁方纲的影响在。
§§§第三节魏源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乾隆五十九年出生。少有异禀，其祖“爱异之，常抚谓家人曰：‘此子性貌并不恒，勿以常儿育之也。’”（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十五岁，补县学弟子员。嘉庆十九年，二十一岁，随父入都，问学于京师。道光二年，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五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辑《皇朝经世文编》，“遂有意经济之学”（《邵阳魏府君事略》）。九年，撰《诗古微》。这前后协助两江总督陶澍等筹办盐漕河诸大政，多见实效。二十年，重刻《诗古微》二十卷。鸦片战争爆发。二十一年，魏源入钦差大臣裕谦幕府，赴定海前线。不久辞归。二十二年七月，成《圣武记》，十二月，辑成《海国图志》。二十四年始成进士，官江苏东台、兴化知县，高邮知州。咸丰六年卒。
魏源比龚自珍小两岁，和龚自珍齐名。初入都，学公羊学于刘逢禄，常和龚自珍相切磋。（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道光二年，和龚自珍时相过从，龚自珍有《致魏源信》。三年，魏源有《致龚定庵信》，龚自珍亦有《与魏默深笺》。龚自珍自刻文集，文集中多有魏源批语。五年，魏源有《昆山别龚定庵自珍》诗。六年，和龚自珍同应礼部试不第，刘逢禄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伤之，龚魏齐名自此始。魏源编成《皇朝经世文编》，收龚自珍文多篇。九年夏，魏源馆于龚自珍寓所，又有《客怀八首柬龚定庵舍人》。十二年，魏源应会试，龚自珍邀集。十五年，魏源买园于扬州定居，名“絜园”。十九年，龚自珍再过扬州，晤魏源。二十一年八月上旬，龚自珍再过扬州，宿絜园。十二日，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二十三年，魏源应龚自珍子龚橙请，编《定庵文录》、《定庵外录》各十二卷，有《定庵文录序》。
魏源“九岁应童子试，县令某公，于唱名时指茶瓯中画《太极图》曰：‘杯中含太极。’时怀二麦饼，即应声曰：‘腹内孕乾坤。’令大惊异”（《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早年究心于王阳明心学，颇受影响。他说：“人之心其白日乎。人知心在身中，不知身在心中也”，“人知地以上皆天，不知一身内外皆天也”，“人之心即天地之心”（《默觚上·学篇五》）。“己之灵爽，天地之灵爽也。何微之不入，何坚之不刺，何心光之不发乎?”（《默觚上·学篇二》）魏源崇尚主体，也注重客观验证。他说：“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默觚下·治篇一》）留意经济之学后，他这种注重客观的思想更突出了。他说：“事必本手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法必本乎人”，“善言法者，必有资于法矣”；“物必本乎我”，“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皇朝经世文编序》）。
魏源的诗歌思想和龚自珍有接近之处，亦受其崇扬主体、注重客观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魏源著述宏富，所作诗文，近人辑有《魏源集》。
一主兴会萧瑟嵯峨
《诗三百》在汉代成为经典，称为《诗经》。汉初重经典研究。当时研究《诗经》的，有所谓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三家属今文经学，后者为古文经学，三家诗立于学官。东汉时，毛诗始立于学官，而三家诗逐渐衰微。受刘逢禄影响，魏源注重对三家诗的研究。他的研究，乃是要“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义，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诗古微序》）。魏源认为，“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三家诗特主于作诗之意，而毛序主于采诗编诗之意”（《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中》）。在他看来，毛诗所讲的美刺正变，不符合《诗经》的本意，他要回到诗人作诗之意。但回到作诗之意，并不是不讲美刺，恰恰相反，是要通过对作诗本意之寻求，“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诗古微序》）。魏源确实从对三家诗的研究里发现了许多诗的本意，廓清了毛诗序的许多附会，但由于要“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所以，同时有不免产生了许多新的附会。毛诗序讲美刺正变，意在发挥现实作用，魏源认为，“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在诗里本来就存在，因而，三家诗和毛诗“似不同而未尝不同也”（《诗古微·齐鲁韩毛异同论中》）。魏源的三家诗研究，从思想倾向上说，具有和毛诗同样的现实精神。
毛诗对后来的影响极为深远，魏源虽主要研究三家诗，但他对毛诗的许多基本观念是接受的。当时陈沆著《诗比兴笺》，用毛诗比兴之说，解释汉魏迄唐古诗，魏源很为赞同。陈沆，湖北蕲水人。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一名进士，官翰林院编修。魏源和陈沆是挚友，相知甚深。魏源有《诗比兴笺序》说：“《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作焉”，“《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虹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雷电以为小人，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谗构。荀卿赋蚕非赋蚕，赋云非赋云也”。又说：“由汉以降，变为五言，《古诗十九章》多枚叔之词。《乐府》、《鼓吹曲》十余章，皆骚雅之旨。张衡《四愁》，陈思《七哀》，曹公苍莽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嗣后阮籍、傅奕、陶渊明、鲍明远、江文通、陈子昂、李太白、韩昌黎则以此兴为乐府琴操，上规正始，视中唐以下纯乎赋体者，固古今升降之殊哉！自《昭明文选》专取藻绘，李善《选》注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一蔽；自钟嵘、司空图、严沧浪有《诗品》、《诗话》之学，专揣于音节风调，不问诗人所言何志，而诗教再蔽；而欲其兴会萧瑟嵯峨，有古诗之意，其可得哉！……时予所治《诗古微》方成，于齐、鲁、韩之比兴，旁通曲鬯，……获读此笺，以汉魏六朝三唐之比兴，补余所未及，盖不期而相会焉。”
陈沆有《简学斋诗集》，多关注现实之作。魏源《简学斋诗集序》说：“诗人之境，类多萧瑟嵯峨，而《三百篇》皆仁贤发愤之所作焉。君运际休明，出入侍从，盎然春温而醇醲，宜其以福掩慧，以廊庙易山林，乃今读其诗，清深肃括之际，常有忧勤惕厉之思。”陈沆其诗，魏源多有评点。陈沆有《河南道上乐府》四章，其一《卖儿女》云：“河南一片荒芜土，满眼流离风又雨。年荒父母竟无恩，卖尽田园卖儿女。可怜父与母，泪满心内苦。岂不恋所生，留汝难活汝。往年生儿如得田，今年生儿不值钱。卖女可得青蚨千，卖儿不足供一餐。大车小车牛马走，儿啼呼父女呼母。役夫努目刀在手，百口吞声百色朽。此时父母死学生，食尽还增骨肉情。月黑风寒新鬼哭，饥魂一路唤儿声。”魏源评云：“未四句苦语令人不忍卒读。”其二《狗食人》云：“汝南人瘦万狗肥，前有饿者狗后随。忽然堕落沟中泥，狗来食人啮人衣。顷刻血肉无留连，残魂化作风与灰。狗去摇尾嬉，余者尚充鸦鹊饥。我行见之心骨悲，徒有恻怆无能为。大官北来何光辉，清道翼以双绣旗。从者飞语里卒知，为我亟去道旁尸，毋使不祥触公威。”魏源评云：“末二句惨绝。”其四《逃饥荒》云：“救荒古有良有司，今者逃荒官不知。一路嗷嗷男挈女，纷纷避荒如避虎。饿腹况兼行路苦，清晨冲风夜戴雨。只知四方口可糊，谁料饥荒无处无。官府捉人牛马驱，慎莫乞食门前呼……”魏源评云：“‘官府’二句可悯。”（见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嘉庆卷·陈沆》）
魏源有丰富的诗歌创作，其中多关注现实之作。嘉庆十九年，魏源入都，有《道中杂言》数首，其二：“客途已寒食，忽见如云女。野草久无青，踏青向何处?前去既何之，来岁未可期。东邻新鬻女，前春相伴嬉。谁知草再青，已成长别离。”踏青女失去了同伴，诗人也不由得无限感伤。当时江苏、湖北有“水、旱、兵”三大灾，诗三描写灾害造成的惨景说：“磐磐三河峙，民粟古互移。宁蕲三大灾，三河顿兼之。各占水旱兵，萃为死溺饥。”陈沆有《古风一首赠魏默深，即题〈北道集〉后》感叹说：“流离愁满眼，凭车发哀呻。惜哉徒为尔，不救民苦辛。”认为魏源的这些诗虽然不能救民于水火，但忧民之情却很真挚。
当时朝政衰败，因循守旧，弊端百出。魏源有《行路难》组诗感慨讽刺。其一云：“新沐冠，新浴舞，散发天风歌《白纻》，倒倾银汉无残暑。火云烧天汗垢尘，坐卧麻姑搔不仁。胡不兰汤上巳滨，一番澡雪一番新。有客色难心畏洁，欲浴先必谋虮虱，甘听群污饱膏血。甘此七斤大布袍，百年不浣沧浪月。……”诗以沐浴为喻说，沐浴后一身轻松，可歌可舞，盛夏酷暑，浑身汗垢，尤其需要。可有人却感到为难，沐浴之前还要同虮虱商量，以致甘让其叮咬吸血。这是对除弊革新的呼吁。诗又云：“扁鹊见田侯，三见三叹唏。初见腠理可针灸，再见肠胃可汤液。针灸苦肤药苦口，攻泄恐伤元气厚。何如勿药得中医，国老衣钵为君授。三见始入门，望气先却走。药石攻补百不受，太乙雷公齐束手。娠童媚子环刍狗，堂上称觞万年寿。”诗篇讲的是战国名医扁鹊见田侯的故事：第一次见田侯，其病尚在腠理之间，针灸可治；再次见时，病已到肠胃，汤药尚可疗。然而“针灸苦肤药苦口”，终致延误。等到第三次见，其病已不可救药，仙人神医也束手无策。可此时婢女家人、文臣武将还在替他祈福祝寿。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时世的忧思。
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作有《寰海》组诗。其一云：“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诗篇主要描写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战斗。其一，云：“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阴疑阳战玄黄血，电挟雷攻水火并。鼓角岂真从天降，琛珠合向海王倾。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诗揭露了清朝统治者面对陌生敌人所暴露的腐朽本质。“城上旌旗城下盟”，“阴疑阳战”，清政府举棋不定；侵略者“电挟雷攻”，生灵涂炭。清政府最后不惜以金银财宝乞求停战，以“宝气销兵气”！鸦片战争结束，道光二十二年，魏源有《寰海后》组诗，其一句云：“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表示要反映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以诗的形式记述鸦片战争的历史。二十三年，魏源又有《秦淮灯船引》，描写在南京条约签订所在地，依旧一片歌舞，诗中说：“今岁灯船廿载无。……但看封豕离大江，依然画鹢出横塘。玉树重开花月夜，羯鼓宁惊霓羽裳。鲸波化为桃花浪，兵气销为明月光。阿芙蓉风十里香，销金锅里黄粱场。衣香鬓影天未霜，酒龙诗虎争传觞。今夕何夕银河苍，万岁千秋乐未央。”这里有诗人深沉的忧思在。二十四年，魏源写下《都中吟》，诗云：“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题本如山译国书，何不别开海夷译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国，万里指掌米沙如。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职司典属国?”诗中提出“知己知彼”，认为要战胜西方列强，先须了解西方列强。这一思想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