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城市的商业文明是西方近现代法制兴盛的重要原因。古希腊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古希腊最早的居民是从欧洲大陆迁徙而来的，汤因比认为“在民族大迁移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形成了新的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政治传统（《历史研究》上卷，P132。）。古希腊在城邦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又采取了一系列步骤，经过长期的努力，不断削弱血亲组织，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由氏族社会进入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古代社会》上册，第二编第十章。）。由于此时的希腊城邦已经摒弃了以氏族的血亲原则来调整社会关系的传统，便开始以法律作为规范人际关系的准则。古希腊智者派的杰出代表普罗泰戈拉对此有过理论阐述：人类最初过着贫困的野蛮生活，迫于生活需要，他们联合起来，组织社会，建立城市。天神宙斯给人类带来了“礼敬”和“公正”作为治理城市的准则，以免除互相侵害，城市有了这些准则，才形成了城邦国家。随着希腊城邦政治的衰落，集体主义的城邦政治论让位于思考个人自由幸福的学说，个人主义的理论悄然兴起，为罗马法学政治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古罗马因为城市平民对于贵族垄断立法权及任意解释习惯法的行为不满，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而产生了著名的成文法《十二铜法表》，并由此形成了庞大的罗马法系，以及伊壁鸠鲁、斯多噶派、西塞罗、卢卡莱修等著名法学家。恩格斯认为，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城市商品生产时期最完善的法律，“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料质性的修改”（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商业城市文明的基本原则是自由贸易，西方近代商业城市建立后，为了保证自由贸易的正常进行，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和管理机制，因此在市场法建立的基础上，各类法律也不断形成和完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城市商品经济的社会关系渗透到原先封建制的农村，升华为在全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关系，原来只在城市有效的法律也放大为全社会的规范和准则。由于城市商业文明的影响，法治成为了西方政治社会的重大统治基础，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人的“人治”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理性的科学主义传统
西方文化本质上是科学文化，其各门人文科学乃至全部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是运用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倡导对自然的研究，主张建立科学的人的王国，并颂扬人的理性的力量，相信用理性的方法即可获得对世界绝对真知的认识和把握，这种理性的科学主义传统是西方文化迅速演进、科学不断进步、学术民主不断发展的哲学基础和思想认识根源。
中国文化注重人伦道德，西方文化则讲求理性。理性是一种认识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模式，其基本过程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和思考社会、自然和人生，其特征是注重思维的逻辑性、科学性，强调对事物作冷静、理论、抽象的把握，这造就了西方文化性格的理性特征，也是西方科学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科学渊源于古希腊，但当时并未产生“科学”这一概念，与之相近似的是“知识”，“科学”一词起源于拉丁文，西方最早使用“科学”这个词的是法国，但那已是近代自然科学出现以后的事了。在西方人看来，科学大体上具有共同的内涵，即科学是一种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系统知识，或者说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的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作为独立形式出现的科学产生于15世纪的西欧，此前的科学混杂于古代的宗教和哲学社会意识形态当中，是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出现的。近代自然科学主要是在近代的西欧完成，从16、17世纪起，西欧的科学技术就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人类历史上的四次科技革命均发生在西方。而在东方国家（中国、巴比伦、埃及、印度），虽然在古代也积累了大量的构成后来科学重要前提的某些知识，但毕竟最终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
古希腊荷马史诗中表现的对世界永恒秩序的认识和追求完善的个体的观念，是古希腊世界观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古希腊独具特色的理性主义的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古希腊把自然界看成独立于人的一个有规律的、并且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所把握的对象，并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直接决定了人们怎样去对待和探究自然，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所形成的为自然立法的精神深刻地体现了近代西方科学的精神或实质，这种观念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代文明存在着根本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中西科学之间在科学发展形态及科学的质的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与神性、天、人以及处世中的无为交织在一起，合为一体，难解难分，尤其是神性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物不存的观念，致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与迷信常常合而为一。在古希腊，“论自然”是哲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他们认为，自然运行具有某种必然性或规律性，即“自然之法”或“自然理性”。著名的古代科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理性的动物，把自然当做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研究实体，充满了对自然的理性态度。此外，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说、斯多噶派的理性生殖原则，都蕴涵了自然理性的观念。古希腊科学在哲人们重视现实、重视实验、追求理性的风尚影响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近代科学作最初奠基的科学理论与方法纷纷确立，如亚里士多德在学科分类以及在力学等科学门类中所作研究，欧氏几何、阿基米德的杠杆定律与浮力定律等科学理论，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归纳——演绎推理程度，欧几里德的公理方法，阿基米德的观察方法与数学方法等，奴隶制社会科学文化进入高峰。古希腊哲学中这种对自然的认识一直沿袭下去，成为西方理性的科学主义传统的源头，也是西方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一直被认为是束缚西方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实在某种程序上，基督教哲学中也蕴含着促进科学发展的精神动力。自巴比伦专制制度流传下来的“法”的观念在西方以基督教文化中“上帝为自然或宇宙设定秩序”的观念表现出来，基督教经院哲学中对自然理性的肯定及分析精神为中世纪西欧聪明睿智之士提供了研究自然的信心和训练分析能力的场所，他们在竭力探究自然，为上帝的统治寻求更完善的理性解释的同时，也成为近代科学的催生者。比如，大科学家培根、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哥白尼等人无不笃信宗教。中世纪的西欧还有一项伟大创举——建立了众多大学或学院，实验家、理论家纷集于此，作为专门研究事业的科学由此产生。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处于个体性的民间研究状态。此外，基督教并不反对人们可以在服从上帝统治下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故中世纪的技术传统其实是比较发达的。5世纪至10世纪，一些根本性工艺和手工业的变革就在欧洲发生了。11世纪至15世纪的中世纪后期，工艺、手工业在表现形态及运行规模上再次发生了一场根本性变化，即由原来的工艺和手工业劳作转变为技术的发明、研究及实验操作，并且规模从个体向群体及精密化方面发展，技术成果丛生林立，如风车、纺纱车、水力鼓风机、水泵、冶金技术、机械时钟等，中国的四大发明等也纷纷传入欧洲。这些技术的发明、创作及其应用刺激了规模化及密集化技术合作的出现，如1198年法国建立了第一座纸厂。可以说，欧洲人仅在中世纪就学到、创造并使用了中国人从古至20世纪初四五千年的技术文明，这的确是人类技术创作的一次奇迹。更重要的是，随着这种技术的规模化与密集化程度的增加，产生了工程师与工匠、建筑师与瓦工，尤其是实验科学家与巫术家之间的分化，产生了实验科学，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遗憾的是，这种分化及实验科学是中国在20世纪之前的全部技术文明中所不具备的。
13世纪到16世纪末，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东方转移到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西方在世界史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随着工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整个西方科学意识觉醒，科学精神复兴、科技文化转轨变型，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汇合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潮流，为进一步扫清科学技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确立近现代工业科技文化的重要地位做了全方位的社会准备。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以意大利为辐射源迅疾向西欧其他国家乃至全球辐射。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伽利略的实验物理、笛卡尔的变量数学、牛顿经典力学、康德的天体演化学等革命性科学成果相继诞生，19世纪整个西方自然科学已经完成了从经验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转折，经典自然科学的理论大厦建成。
与此同时，西方科学界彻底地改变了原来科学与技术分离的整体格局，自然科学和产业技术的有机结合，专家学者和能工巧匠的结合，导致了技术科学的诞生，大大加速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进程。英国哲学家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反映西方人已经看到了科技技术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人类历史上“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反映了西方已经看到了科技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作用的质的根本性、深刻性。科学技术从此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成为西方工业生产的命脉、物质财富增值的依托，而且完全改变了传统的西方文化结构，并全方位地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和人类文化走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物理学革命，将自然科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以太阳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技术迅速成长，带来了近代以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出现了第五次生产力发展高潮。当代西方，科技技术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增长的第一生产力，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各国进行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之一。西方工业国家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在两次大战之间为17％，1950年～1972年猛增至61％，造成增长的因素中科技进步的因素在70年代占50％～70％，80年代达80％，90年代更超过了85％。同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为缩短，18世纪科技成就转化为生产力应用约100年。19世纪以来，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比过去缩短了许多倍，现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更新产品只需几年、甚至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