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轻人都喜欢但丁的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确，能够这样做是何等的洒脱？但是许多人误把任性和张扬当做洒脱，他们不知道这种所谓的洒脱会在无形中招来很多麻烦，其实做人是一种艺术，能够把个性融入到创造性的才华和能力中，是一门高境界的低调处世的艺术，只有掌握了这样的艺术，才能在自己的生活领域中游刃有余。
当今社会，许多图书、杂志、电视等媒体都在宣扬个性的重要。的确，许多名人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个性，像爱因斯坦，生活极其不拘小节；巴顿将军，性格粗暴至极；画家凡高，缺少理性、充满艺术妄想。这些人因为在各自的领域中有突出的成绩，所以媒体开始宣扬他们的怪异行为，误导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让他们认为：怪异行为是天才的标志，成功的秘诀。事实上，这绝对是荒谬的观点。
大科学家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肩上的缘故”，相信其它名人也有同样的心态，所以他们的个性并不是表现在高人一等的傲气和张扬，而是体现在低调做人的艺术风格上，这样才使他们的特殊个性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现在的年轻人所表现的个性内容和这些名人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年轻气盛的人希望别人崇拜自己，所以表现欲非常强烈，这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情绪，比如，他们不喜欢束缚在条条框框中，渴望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的情绪。这些与那些“天才”或大人物所表现的个性张扬是不同的两种做人姿态。
其次，年轻气盛的人都希望完全释放自己的情感，所以表现得极其任性、意气用事，甚至还会放纵自己的缺点和陋习，那么，这样的张扬个性与那些名人更是有太大的区别。
由此可见，我们在释放自己情感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低调做人的优势，更不要把张扬个性当成纵容自己虚荣心的借口。时刻谨记，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上，首先是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到创造性才华和能力之中，以低调的姿态为社会创造出价值，然后再表现自己的个性，这样才会被社会所接受，反之，如果个性仅表现为一种脾气，而没有丝毫的兼容性，那么，必然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宋代大诗人苏轼可谓才华横溢，但却命运多舛，究其原因何在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恃才傲物，不懂得低调做人，引起了很多的人妒贤嫉能。
北宋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变法，而有许多官吏不同意使用新法，这样就形成了支持变法的新党派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派。旧党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新党派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主张变法的宰相王安石。苏轼同这“两党”的代表人物都很要好，所以就个人感情而言毫无偏爱之心。但是他认为王安石要革新旧的立法理念固然好，但是在改革措施、举荐人才方面，都非常欠妥，所以，他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这样一来，司马光自然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所以对苏轼大加称赞。
在王安石紧锣密鼓地筹办新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紧急搜罗帮手，阻止王安石推行新法。正在这紧要关头，司马光想到苏轼，便来到苏轼的住所，毫不客气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应该想对策阻止他的这种行为！”可没想到，苏轼竟然用蔑视的口吻说：“你那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念早就过时了，王安石至少知道从大局来看事情，为国为民着想，虽然有祸国殃民的可能，但是也比你的理论更值得赞扬。”此话一出，毫无疑问，司马光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还不忘骂苏轼：“好个介甫之党！”
苏轼不但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张扬个性，还有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于是，在短短的两个月间，他给神宗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两道奏章，全面批评了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上下无不震惊。王安石的新党派人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王安石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设宴款待苏轼，席间，王安石愤怒地斥责苏轼道：“你同司马光站在一边，竭力反对新法，用心何在？”苏轼听了这样的斥责，忍不住火气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革新立法，打破传统理念，而且其意非常坚决，如今到我王安石推行新法，你却又伙同司马光排斥我，还敢说没有任何目的？”苏轼更怒：“既然话你已经挑明，那我就告诉你，我既反对司马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泥古不化，又反对你不审时度势，冒然推行新法的草率行为！”说罢拂袖而去。
不久便有人上书诬告苏轼，说他利用官船贩运私盐，虽然官方调查并无此事，但早已厌恶朝廷争斗的苏轼，并没有为自己争辩，任由新党排除异己，被贬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虽被贬，但是他仍然为国为民着想，在杭州、徐州辗转期间，兴水利、救水灾，为百姓做了不计其数的好事。几年后，苏轼又从徐州迁到湖州。此时朝廷的新党派内部钩心斗角，相互倾轧。最终王安石被贬庶民，李定、舒宣等人独霸了朝权，苏轼看到朝廷发生的这些事，气愤不已，于是在给朝廷上谢表时加了这样的词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份谢表正给小人一个弹劾他的“时机”，李定、舒宣等人唯恐闻名于天下的苏轼东山再起，于是，决定借此机会弹劾他，结果弹劾成功，苏轼被神宗勒令拿问。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此后，苏轼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由于功绩显着，连升几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制法、侍读等职。但又因为其直言不讳，意见与朝臣不符，被贬琼州别驾。在琼州，苏轼以他坚忍超脱的态度不仅活了下来，还为海南岛的百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荒凉的海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才华卓著的人总是不能被人们遗忘，苏轼终于在宋徽宗赵佶即位后，为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被诏还朝。
苏轼这一生的波折，追根究底是因为他的张扬个性，如果他说话委婉些、处世低调些，就不会同时激怒王安石和司马光，成为成为众矢之的。
由此可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要尽显张扬，低调的处理事情，才能在派系纷争中左右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