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你上。”那小官满头大汗，叫刽子手动手。刽子手拿来一把点燃的蚊香，一根一根用蚊香烧她。因为她被捆得太结实，全身早已麻木，挨打，火烧，并不觉痛，所以，脸上没有痛色。几个白军却都捂着鼻子，受不了那浓浓的人肉焦糊味。
那小官忍不住，疯了似的跳起来，握着一把大刀向黄长娇狠狠砍去。咯—刀刃卡在她左肩膀骨头上，顿时，皮开肉绽，血流如注，后来缝了30多针，刀疤达14寸长，她竟是毫无感觉，平静无碍，直至昏死过去。
严刑拷打，对她来说，简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倒把白军自己累得够戗。
刽子手什么人物没见过？还从没见过这种受刑者，此后，对她也懒得用刑了。
三天后，白军小官又传她过堂：“你坐过三次牢了，你的情况我们全部清楚，政府决定对你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只要你请4个保人来，今天就可以放你回去。”“请保人，我一个外地人，去哪里请保人？”黄长娇知道，白军是想在保人问题上找突破，一口拒绝。
那小官抓了抓头皮，皱了皱眉说：“找不到就算了，那你回去吧！”黄长娇牵着小孩回家，拐弯时一回头，后面有个人，鬼鬼祟祟，在远处一闪。夜里，屋周围老是传来狗吠，她从梦中惊醒，以为游击队来接头，悄悄潜出屋子，却又了无声息，这时她明白了白军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心里十分着急，怕游击队不明真相，踏入陷阱。她想：不能与刘辉山等党员联系，也不能让游击队来和自己联系。自己的身份暴露，还在村子里搞“地下”工作不可能了。
数日后，瞅准个没人监视的机会，她带着孩子悄悄离村，又一次投奔游击队。
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难，经常被白军撵得像野兔一样，满山乱跑。
有一次，游击小队又被敌人追赶了一天，游击队员们没吃没喝，体质下降，眼看跑不脱了。为了掩护战友，黄长娇准备牺牲自己，提出带小孩走另外一条路引开白军。战友们死活不答应，她走哪条路，队员们也走哪条路。敌人的咋呼声时时传来，游击队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又来到一条叉路口，黄长娇走在前面，告诉儿子来玩捉迷藏，要他向小路跑去。儿子信以为真，果然用力跑了过去，游击队则走向另一条山径。
矍矍矍——儿子吹响了唯一的玩具，那个子弹壳，发出尖啸的哨音。
黄长娇的心揪起来，泪水爬满面颊。
矍矍矍的哨音变得急促，突然，传来儿子的喊叫：“妈妈，我在这里—”“妈妈，我在这里—”儿子的呼喊，夹杂在枪声中渐渐变得焦急，充满绝望，揪人心魄地在山谷里回响……
一钩残月，遍野寒霜，脱险的游击队员们入睡了。黄长娇在月色中，磕磕撞撞原路返回，在路边一条小溪畔，她寻找到儿子的尸体。
皎皎月光下，小小尸体洗得特别白洁，可爱的儿子脸上凝固着惊愕，手中仍紧紧握着那只弹壳。
被卖5次，5次逃跑，革命信念不动摇“西安事变”后，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瑞金游击队开始下山，与国民党当局谈判。1937年底，汀瑞游击支队在瑞金石水湾点验，改番号为“汀瑞边抗日游击支队”。后奉命开往福建省龙岩的白土，正式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3团2营。
黄长娇等不适宜随军者，又一次留在瑞金，坚持地下党的工作。实际上，她的身份早已公开，无法隐蔽，游击队开拔不久，她在武阳区再次被捕入狱。
那时，国共合作，再以“共匪”的名义治罪，摆不上桌面，何况，游击队大大方方地开往了抗日前线。但天高皇帝远，乡村里抓人，从来就管不得那么多理由。
她被关押在联保主任刘立生家做工，实际上成了一名不花钱的保姆。
武阳区有一个姓王的农户，农闲时上山打猎，是个独臂猎人，常到圩上卖猎物。
联保主任刘立生，患有偏头痛的毛病，医生给他一个方子，需要活猫头鹰作药引子。活猫头鹰哪那么好找，他就找王猎户帮忙。一连吃了16个活猫头鹰。他吃人家的猫头鹰，却不愿给钱。
王猎人收不着钱，一点办法没有，但他不再去捕猫头鹰总行吧。
刘主任的头痛病又犯了。只有再去求王猎人帮忙，王猎人还会再帮他的忙么！当联保主任的人，自有调整情感的法子。他上门不谈猫头鹰，先给王猎人做媒。
一说到讨老婆，王猎人脸上由阴转晴，再谈下去，便有几分笑意。
王猎人年近40尚未婚娶。在联保主任家，他见过王长娇，高高大大，是副很会生育的相，不免喜出望外，一口答应。那16个活猫头鹰也不要钱了，又四处张罗，倒借了一笔钱，送给刘主任作“保费”，把黄长娇保回家。
杉皮墙壁杉皮瓦，尖尖的屋脊，倒映在水草飘舞的小溪。王猎人的家在大山深处，很美，也很穷，犹如另一个世界。
黄长娇是共产党的干部，岂能随便与人作妻，一连数日不上床。后见王猎人一贫如洗，确实是受苦人，人又老实，娶妻不易。花费那么多钱财，自己跟他斗，不肯嫁他，他将终生无妻，不就害了他？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不帮穷谁帮穷！想来想去，只得委屈自己将就与他生活。一年后，果然生了一个女儿。
那年冬，王猎人上山打猎还债，不意，让一群饿狼围困。经过殊死搏斗，重伤逃回家中，医治无效，一命呜呼。第二年春，贫病交加，女儿也夭折了。
孤身一人的黄长娇经常以借赴圩为名，到各乡镇、县城，寻找地下党组织，党组织早被破坏，一次次心怀希望而去，空余失望而归。
不久，她被另一个联保主任抓住，又卖了一回，给人作妻。一年后，又生了一个女孩，并在贫病交加中再次夭折。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联保主任脑子一转，又把黄长娇作为共产党员抓了起来，拘在家里“服役”。
过了一个时期，国共合作的局面依然，刘主任又打主意拿黄长娇卖钱。武阳附近的人，大都知道底细，不易上当。刘立生便到偏远山区特色对象。
新塘村是武阳乡最偏僻的村庄，有个农户名叫陈殆兴，近50岁年纪，还没闻过女人味，听说有便宜女人，就借了几十块银洋作“保费”，娶黄长娇回家。
从此，黄长娇隐姓埋名，在大山深处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期间，别说学文化，即是先前识得的字也全部忘光了。在陈殆兴家，她先后生养了三个女儿，因生活困难，二女儿抱给别人作童养媳。
当了副县长，学会了跳舞，仍保持红色本质不变山太高太深，隔断了天，解放的讯息隔了近一年才透进去。地方政府一直在寻找黄长娇，因其改名为王水秀，找了一年多，才把她从深山里找到。党组织认为，黄长娇在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也有人认为：她嫁给穷人是可以，但一次次按敌人的安排去嫁，也是一种妥协。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
革命成功，唤醒了她对“红色小知”的久远梦想。黄长娇多次要求去学习。
1951年，她被派往北京，在中央党校学习2年。学习毕业，分配工作。本可留在北京，但想到一字不识的农民丈夫和望眼欲穿的3个孩子，她又志愿回到瑞金。
毕业于中央党校，可算圆了“红色小知识分子”的梦。从北京，她不仅带回来一张毕业证书，还带回来一点点属于女人的东西――半支口红，半瓶香水。爱美，这是女性本能，这本能（口红、香水）却给她带来祸事。
她担任了瑞金县副县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那一阵，赣州有外援项目，县里也接待外宾，就传染了跳舞的“毛病”。当时，在内地，跳舞算奢侈的活动。
可是，国际形象十分重要，上级要求，不但要把舞跳好，还要尽量注意仪表。黄长娇身材高挑，正好与牛高马大的外国人配对跳舞。她就涂了口红，搽了香水。
舞场上飘浮着一缕缕香味，许多人经过她身边，都情不自禁作深呼吸。渐渐地，有人私下议论，说她跳舞，还打扮，是典型的“红色小资”。
“红色小资”即红色的小资产阶级。流言蜚语传到黄长娇耳朵里，她警惕起来，知道“红色小资”搞不好会变成“白色小资”，所以首先要保持红色本质不变。为此，黄长娇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留下了两个故事：她40来岁，当了副县长，仍把长她20多岁，年近70的农民丈夫陈殆兴，从大山里接出来，扛着锄头尿勺种点小菜。陈殆兴是个地道的农民，长年劳作，背已有点弯曲，沟沟坎坎的皱纹，布满黝黑的老脸。二人坐行在一起，常被人错认为父女俩，闹出不少笑话、传说。对此，她毫不在乎并且暗暗高兴，认为：革命者，就是能够委屈自己。人生在世，吃苦头不是坏事，吃亏或许是好事。
黄长娇还有个弟弟，在赣县老家种田，生活很苦，多次到瑞金探亲。黄长娇当县官，要为其安排个工作，并不是难事。但她姐弟双方都没有那样做，其弟，至今仍在赣县老家种田，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非但是弟弟，黄长娇连自己的几个亲生女儿，也没有安排工作，到她离休后，一个女儿才自己报名进了县水泥厂，当了大集体编制的工人。
“文革”期间，她被打倒，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搜查时看见口红、香水，认为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说她是小资产阶级，也有人看在她没有抛弃农民丈夫，没有以权谋私的事实上，认为其没有忘本，没有腐化堕落，仍属于“红色小资”。
随着运动深入，刷颜色与命名的游戏，不断变化翻新，她由红色又转为白色，白色转为黑色，被命名为：瑞金县的三把大“黑伞”之一。每次游街示众，“叛徒”、“特务”、“走资派”长长的队伍，打头的往往就是三把大黑伞。
所谓的三把“黑伞”，是指县长与二个副县长，其实，这三个县长，却是一家人。
县长名叫刘辉山，即原地下党的区委书记，有名的“红色保长”。另一名丁副县长，也是老干部，现在二人均为黄长娇的儿女亲家。
三把大黑伞，挨打、批斗最多，伤情也最重。挨了打还不准服药。疼痛中想起，过去打游击时有的战友受伤，缺医少药，曾用过一个治伤的偏方：吃尿。于是，三把大“黑伞”，便暗暗喝尿疗伤。
初时是吃童子尿。但有些伤痛吃童子尿不管用，就吃尿垢。当时，县里许多屋角门后，楼梯下面搁置一口大缸或尿桶，作为“小便处”。三把大“黑伞”，便悄悄地去倒尿垢吃。所谓尿垢，即将一缸尿水倒去，沉底的那点浓渣就是尿垢，当地人又叫“尿膏”。三个人，不知“偷”吃了多少尿垢。
伤势重，吃尿膏最多的是刘辉山。有一次他想不开，在菜地里劳动时对黄长娇说：“死了算了，以死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清白。”国民党的牢房，黄长娇坐过七次，进牛棚算什么。她志坚如钢，最经得打，也最看得透。面对冤屈、死亡、历史和清白，她自有见解，神情自若地说：“死，只能证明罪过。历史，是人写的，你不在了，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什么罪过都往你头上套。命长才吃得饭久，活得越久说得越久，总有一天，什么都说得清楚！”“是呵，我们不能死，一死就是畏罪自杀，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就更讲不清楚，要牵连更多人受苦。”刘辉山到底是“红色保长”，过去，“白色恐怖”中受的苦更少，如今命运让他重新补课，却也挺了过来。
挺过来了就是铁汉。
熬过“文革”最艰苦的日月，“红色小资”黄长娇离休在家，守着老街几间小屋，随儿子生活，默默度日。
细雨霏霏，1993年清明节前。黄长娇因心脏病住院，治疗数月，病情好转，出院。
那天，在家歇息，忽闻电视里哀声大作，屏幕上出现一位中央首长追悼会。
追忆逝水年华，此公丰华正茂，恰是当年并肩战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苏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在一块开会，下乡调查……别来沧海事，思罢暮天钟。
夕阳斜辉，晚风拂面，追忆悼念中，她悲伤过度，竟乘一缕轻风悄悄地滑向了永远，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