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别人却是难以想象的宽宏大度。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秘书，在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经不住政治压力，违心地写过揭发习仲勋的材料。习仲勋复出后，这位秘书一直不好意思去见他。习仲勋从别人那里得知他的住房有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时，就指示有关部门很快给他解决了一套住房，使这位秘书心里更感不安和惭愧。在他生病住院时，习仲勋还专程去看望，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哽咽不已。习仲勋却安慰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还有一个大学青年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打过习仲勋。“文化大革命”后，这个教师所在的学校派人找到习仲勋调查取证，习仲勋对来人说：“当时都是年轻人，算了吧。”当外调人员要告诉打他的人的名字时，习仲勋摆摆手说：“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过他的专案组工作人员，有的办案时态度恶劣。后来，习仲勋不计前嫌，对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工作人员只是奉命从事，只要不是“三种人”，都应该是无辜的，责任更不能由他们承担。
习仲勋不仅宽宏待人，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挺身保护干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国务院机关也贴满了大字报。当时有人揭发信访室只反映阴暗面，应列为运动重点。原来在庐山会议之前，为了纠“左”，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根据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给领导整理提供过有关材料。看到有人揭发这个问题，信访室的干部很紧张。为了保护干部，习仲勋用毛泽东形容的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的比喻，对机关干部说信访工作的性质是“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不是反映阴暗面，从而使信访室的干部得到解脱。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主任下乡调查粮食问题，把真实情况反映给领导，却受到被调查地方领导的责难，被调查地方还致函要调查人员到他们那里接受批判。习仲勋认为调查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便没有理睬，保护了这个干部，事后也没有告诉他本人。习仲勋在工作中信任干部、保护干部、支持干部的事例很多，受到广大干部的爱戴和敬仰。
习仲勋与人相处时，往往为别人考虑的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他的这种品格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九六二年，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问题而受到牵连，他们一同被诬蔑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习仲勋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把能揽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此有人很不理解，而他却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们身上就是西瓜；他们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他这种不揽功诿过、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受到同事们的钦佩。习仲勋还非常注意不因为自己的问题影响到别人，也是有心要保护人。在下放洛阳工厂劳动锻炼期间，他有意识地不和厂里的领导主动接触，有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好，他却说：“回避好，以免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习仲勋情深义重，在工作和生活上很能理解人、体谅人，从不为难别人。有一件事让人非常感动。组织上给他家里派了一位炊事员，后来患上了肺结核病，按规定应该尽快调走。中央保健办的人员找这个人谈话时，他却表示不愿意走，而且当场晕了过去。习仲勋出于同情，不顾把病传染给家人的危险，同意他留下来，并帮助他治好了病。
习仲勋念旧、念情、念义，从不忘记每一个为党为人民做过贡献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有一位战友战争年代牺牲了，解放后他把这位烈士的遗孤接到家中抚养，供他上学，直到参加工作。他还把战争年代曾经掩护过他养伤的一位老大娘，接到北京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齐心的一位战友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因孤身年迈，也被接到习家给以悉心照顾。与他熟悉的老区劳模、陕西乡党和老家亲戚，是他家的常客，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怠慢和摆架子。
习仲勋还关心和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一有机会他都要去看一看。他在广东工作时，许士杰是肇庆地委书记。习仲勋离开领导岗位后到深圳休养，得知许士杰因病住院，便不顾自己身体不适，在齐心的陪同下坚持坐火车从深圳前去广州看望。他说：“广东的改革开放靠的就是这批干部，现在情况好了，不能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