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善于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合作共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习仲勋说，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都是经过考验的，爱国、爱党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定要充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在日常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以坦诚之心和他们交往，使一大批党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
说心里话、办实事、广交朋友，是习仲勋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战争年代，他就与不少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交上朋友，像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著名民盟人士杨明轩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习仲勋在国务院工作时期，有一大批党外人士的朋友，如高教部部长马叙伦、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交通部部长章伯钧，还有陈叔通、季方、罗隆基、胡子昂、黄炎培、史良、邓宝珊、包尔汉等，另外还有许多在人大、政协、政府机构工作的党外人士。他与这些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系，成了他了解各界人士声音和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渠道。陈叔通为了反映意见、交流思想，往往直接找到习仲勋家。习仲勋说，陈叔老，您有什么事，我到您那里去，就不用您来回跑了。但陈叔通有问题和意见仍然坚持登门造访，对习仲勋的信任可见一斑。
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期间，和习仲勋共事，到北京后，他俩仍然经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工作。习仲勋十分尊重和信任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给张治中，使他有职有权。习仲勋担任国务院领导后，张治中依然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对党和政府有什么建议，都愿意和习仲勋商量，往往事先不打招呼，径直到家里找他。对张治中反映的每一个问题，习仲勋都认真对待，能处理的当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及时转报请示。他称张治中为“密友、益友、诤友”。
傅作义和习仲勋的交往也很深。习仲勋不仅在工作上支持傅作义，而且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一九五七年，傅作义心脏病突发住院，习仲勋多次探望，关切地对他说，要保持心情平静，住院期间，以治病为主，水利部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一下，有些工作不必亲自去做，可以让部里其他负责人去。傅作义认为自己是部长，有些事情还要亲自处理。为了能使傅作义安心养病，习仲勋报告周恩来后，安排他到广东休养，使其身体很快得到康复。
和习仲勋接触较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是冯玉祥部队的随军牧师，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之后任孙连仲部队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动员孙连仲起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解放前夕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解放后，余心清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习仲勋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时和余心清接触较多，余心清经常向习仲勋请示汇报工作，习仲勋也很尊重他。余心清是个直性子，喜欢坦率地发表意见，对个别单位和地区对待知识分子不妥当不符合政策的做法提出异议。反右派斗争中，单位准备把他划成右派。习仲勋非常熟悉他，便出面保护，使他免遭劫难。余心清秉性不改，对看不惯的事仍坦率发表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迫自杀。习仲勋后来谈到他时惋惜地说，余心清同志是个好人，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他常讲“士可杀不可辱”，这没有什么错，少数有“左”的思想的人，硬是要整人家，特别是那些“造反派”整他，抄家批斗，他怎么受得了？对民主人士，你不尊重他，他怎么尊重你呢？我接触过许多高级民主人士，都能很好地合作。他们对一些事和问题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意见很尖锐，这不足为奇，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和他们谈，摆事实，讲道理，都是可以商量的。失去余心清同志是一大损失。这些话反映了习仲勋对党外朋友的一片诚心。
习仲勋和乌兰夫有很深的交往，认为他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作中经常听取他的意见。乌兰夫虽然年长些，但很尊重习仲勋，很赞赏他的领导水平和人格魅力。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夕，还在内蒙古工作的乌兰夫特别邀请习仲勋夫妇和其他人到呼和浩特欢度春节，共叙友谊，探讨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习仲勋认为乌兰夫在内蒙古工作很有成绩，说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对解决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等方面，创造了宝贵的经验。习仲勋还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五湖四海，不管是本地干部还是外来干部，不管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不管是地方干部还是军队干部，都要加强团结。乌兰夫对习仲勋提出的意见和诚挚希望，完全赞成，认为符合内蒙古的实际情况。他俩经常一起研讨统战工作，为祖国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做出了贡献，也加深了友谊。
习仲勋与喜饶嘉措是老朋友。喜饶嘉措是青海宗教界的民主人士，在藏区有很高的声望。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以及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由于工作关系，与习仲勋来往较多。他在工作中一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找习仲勋商量、请教。习仲勋总是耐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和想法，给他出主意，帮助解决困难。一九五六年前后，喜饶嘉措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因名额限制，他的秘书不能随行，便产生了一些看法。习仲勋得知后，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对喜饶嘉措说，我们既然相信你，也就相信你的秘书，要不然也不会让他给你当秘书的。又对喜饶嘉措的秘书说，这次你没出国，下次可以去，我们相信你。由于他细致的工作，使喜饶嘉措和秘书都消除了思想疑虑，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
习仲勋就是这样做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工作的，真正做到了“以至诚之心交友” 。他曾说，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受到党内外干部的尊重和爱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