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坚定地推广“清远经验”，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企业改革。韶关地区清远县，为了扭转工业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冲破“左”的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从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起，扩大企业自主权。次年四月，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局一级工业机构，国营企业由县经委统一管理，县经委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对经委承包，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开创了国营企业承包的先河。这一措施把经济效益与奖金挂钩，大大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对清远的做法，干部中和社会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发放奖金是搞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对此，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习仲勋认为清远经验是冲破旧体制的一种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清远经验说明，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要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才能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克服盈利亏本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的现象，达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加快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果的目的。这次会议决定，全省选择广州绢麻纺织厂等一百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三百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的办法。
会后，为了总结和推广清远经验，进一步统一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习仲勋带领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交、省财政部门的负责人到清远县实地考察，深入研究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清远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精简了机构，促进了生产，企业也搞活了，上交财政也没减少，兼顾了国家、集体、职工三者的利益，应当允许继续试验。中央给了我们权，我们给县也要分权。”在紧接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再次肯定了清远经验。他说：“清远县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他们不是坐等上级给他一个现成的好办法，而是勇于实践，去试验，去闯，上面有些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也冷静分析，继续认真搞试点。我认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由于人们长期受旧框框的束缚，对清远的做法一下子难以完全接受。一九八○年六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全省工交会议上，清远经验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习仲勋旗帜鲜明地主张推广清远经验。他同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详细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再次肯定清远经验，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他指出：“实践证明，清远经验的方向是对的”，“省委肯定了清远经验，没有怀疑、动摇过。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容易。不要老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家里也香”，“各地的经验，只要能增产增收，真正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个人多得，就可以推广。用群众的话说，叫‘国家发大财，企业发中财，职工发小财’。”
七月五日，习仲勋在杨应彬等陪同下，又一次前往清远，深入工厂企业调查研究。他深入企业车间和职工交谈，还先后同七家工厂的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有时工作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他看到扩大自主权、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后，企业内部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了自力更生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改善职工集体福利的经济条件，非常高兴，赞扬清远干部和职工勇于实践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他说，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看来省委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这个决心下得是对的，假如再早半年，工业的形势就会更好。他再一次强调，清远经验闯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头的。今后要继续解放思想，使这一经验不断完善提高。
在习仲勋的大力促进下，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于七月二十九日正式批转了《清远县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批示指出，清远经验“是一种大胆的、可贵的尝试”，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要求各地学习清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创造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进一步搞活的经验。
清远经验虽然还不够完善，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尝试，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它对于改革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起到了重要的带头作用，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八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八月二日的《南方日报》详细报道了清远率先试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在广东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全国各地工业部门和经济理论界对此极为关注，前来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连世界银行组织和美国的专家也专程来到清远进行考察。
到一九八一年底，广东全省一百个县和县级市中，有六十三个仿效清远的办法，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四十八个县市经委对财政实行包干。全国有三百六十三个县和十七个小城市学习借鉴清远体制改革的经验。清远经验也得到了国家经委的肯定。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清远经验，指出：“广东省清远县试行县经委统一领导全县企业的经济活动，几年来已取得了很好效果。”
在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涉及面越来越广。除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外，还对劳动工资体制、交通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后来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又有了新的想法。一九八○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习仲勋带领广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这次会上，补选他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十分关心广东经济特区试办工作，会议期间专门通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九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和王鹤寿等出席会议。二十四日上午，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工作，并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外汇管理、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要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对此，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领导人支持广东的大胆构想。胡耀邦向大家讲了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他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铜锤，以此鼓励广东大胆实践。谷牧再次要求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要再大一点。
中央书记处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做出重要指示。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的思想要更加解放，在深思熟虑、周密谋划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和闯劲，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要有远大的眼光，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宽一点，远一点。还明确指出:“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并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
这个《纪要》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时，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和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