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一生只为至高无上的权位，而终于登上梦寐以求的高位后，却发现高处真的不胜寒。于是，盛极必衰的真理警醒了他们，也警醒了世人。
忠奸不过是筹码——非议吴三桂
历史上的一些王朝政权，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刻，内部一时没有力量挽救这个危局，往往会借助于外部的力量，以求渡过危机。这样的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耻，比如唐代名将郭子仪，若没有回纥兵的帮助，他不可能那么快地平定安史之乱；又比如近代的李鸿章，也曾借了洋枪队的威力，帮他守住了上海；伟大的抗日战争，若没有美苏两强的出手，胜利也许还要费些时间。
历史一向是丰富多彩的，有些运气不那么好的人，在相似的时局，却得到不同的结果。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其走向完全不同，如大汉奸吴三桂，也差点儿成了复明灭闯的大功臣。
吴三桂能够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不得不追溯他的发迹史。其父吴襄为明将，而吴三桂在十六七岁时就应试武举并得中，《庭闻录》里说他“自少为边将”。他的教师陈邦选也说他“少年悬印”。史书说吴三桂勤于读书习武，“终日无惰容”。他年少读《汉书》，被“仕宦当做执金吾，取妻当得阴丽华”这两句话深深打动。不过李治亭认为，吴三桂能够迅速升迁，乃由于他家与关东豪族祖大寿一家有亲戚关系。
吴三桂的家庭背景和非凡天资，终于让他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20岁时就荣升为游击将军。虽然明清正史从无记载，但是《庭闻录》、《吴三桂记略》和《平吴录》都曾记载吴三桂“少年救父”的“忠孝”事迹，说吴三桂在数万清军的围困中，率数十家骑出城成功救父并受伤。李治亭说，如果这一历史属实，那应该是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皇太极第一次率领大军绕道蒙古入关，祖大寿应朝廷之命支援，在建昌(今天辽宁凌源)与皇太极部相遇。当时吴三桂父亲吴襄率骑兵侦察被清军围困，吴三桂此举可以说无愧“忠孝”二字。
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高迎祥、李自成起兵举义后，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在长期战争中丧失殆尽，最优秀的军事人才在崇祯皇帝的猜忌和文臣党争中也逐一凋零。然而吴三桂却是一个例外。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吴襄在皇太极于八月发动的大凌河之役中，在增援大凌河战斗中因逃跑而导致全军溃败，遂被撤职，但吴三桂仍然被朝廷留在军中供职。《明清史料》记载，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吴三桂在27岁时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至此效力朝廷更倍于前。在次年（公元1640年）五月与清兵在杏山的遭遇战中，吴三桂一得到警报，立即出动3 000人马“长驱直过杏山”，“与贼血战”。最后他奏报战斗“大获全胜”。
《明史》记载了在此后的松山、杏山战斗中，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在锦州被围之际，吴三桂在众运粮官“惊心奴儆”的情况下，亲自“督运米车”，成功躲过清军的监视，在春节期间将粮食运入锦州。《明档》记载他自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
吴三桂在北京被李自成攻陷以前的表现，史实俱在，是大明忠臣，没有疑问。
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正月初将已闲居在家的吴三桂之父吴襄召进京，命他提督御营。这显然是因为吴三桂手握重兵，为了拉拢吴三桂，不得不重用吴三桂之父。接着，崇祯皇帝又想把吴三桂这支生力军调进关来对付农民军。因此，他亲自召见吴襄。吴襄慷慨陈词，说农民军不是吴三桂的对手。崇祯皇帝欲调吴三桂，又害怕落得个丢弃宁远的罪名，一直下不了决心。众大臣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对此事负责。
公元1644年4月7日，农民军已进至宣府城，离北京只有二三百千米了。这时，崇祯皇帝才作出了弃宁远，召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四将入京勤王的决定。四将均封伯，吴三桂被封为平西伯。
这时，山东总兵刘泽清推托坠马伤脚，拒不奉诏；吴三桂与蓟辽总督王永吉路远，一时间还赶不到北京；只有蓟镇总兵唐通带了8 000人马先到北京。崇祯皇帝封唐通为定西伯，命他把守居庸关。不想，唐通却投降了农民军，居庸关不攻自破，农民军直趋北京。
这个时候，33岁的吴三桂受封为伯，喜悦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受命平西，当然是让他与农民军作战，只要能脱离宁远这座危城，他也是迫不及待的。当时，吴三桂有精兵4万，加上辽民数十万，他于4月12日受命，16日便率军民抛弃宁远，向山海关进发。庆幸的是，清兵直到4月22日才得到吴三桂撤离的消息，而这时，吴三桂已带领兵众到达了山海关。
吴部到达山海关的时候，李自成军已攻至北京郊外，各种消息传到了吴三桂的耳中，他有些犹豫。但君命难违，吴三桂还是领兵向北京进发，4月26日（阴历三月二十日）到达丰润。在这里，他打败了投降李自成军的原明降将白广恩、唐通，并收降了8 000人。但是北京已于4月25日（阴历三月十九日）被农民军攻破，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寿皇亭下。
此时吴三桂所面临的形势，与当年的郭子仪何其相似，后人论起，皆认为当时是三方博弈，其实不然。直到此时，甚至直到日后的多尔衮在北京仍然不敢相信可能吞灭南明，北京的失守只是明顺两方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内斗而已，而清人的要求，只是明朝承认他们的独立地位。
吴三桂所面对的形势，比之郭子仪又有很大的不同。从政治上来说，郭子仪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仍然在正常运转的中央政府，而吴三桂的背后，是一个当时还没有建立的四分五裂的南明小朝廷；从军事上来说，吴三桂的部队是一支孤军，而郭子仪不是。
一支孤军，意味着要粮没粮，要地没地，兵死了一个就少一个，他必须作出选择：是和李自成拼死一战，还是投降？投降清军这种选择，对于任何一个读过书，懂得礼义廉耻的人来说都是完全不会考虑的。
吴三桂选择了投降。《流寇志》里面作了如下的记载：“有客平西（平西，指平西王吴三桂）幕者云，世传吴襄作书招平西，平西告绝于父，起兵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秘之，大集将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将士皆默然。三问不敢应。三桂曰：‘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诸将同声应曰：‘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
可以归顺大顺政权，也决不可以投降满洲人的所谓的“大清王朝”！因为，在吴三桂的心中，满洲人应该是“夷蛮戎狄”，是低等民族！他们绝对不应该统一中国！换句话说，中国，绝对不应该由他们来统一！李自成，好歹也是汉人——这是吴三桂的想法。
公元1644年4月29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正式决定归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且亲自率部进京朝见新的主子。公元1644年5月3日（阴历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的军队抵达永平（今河北卢龙县）西沙河驿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却突然之间又背叛了李自成！不久之后，又正式联合了大清朝！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吴三桂长期守卫边关，和大顺政权没有什么接触，他既然要决定投降大顺政权，就肯定要派人进北京了解情况。了解的结果居然是大批官员被拷掠追赃，连自己的父亲也被拷打得快要死了，这证明投靠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保全自己的个人利益，前往北京城无疑是自投罗网。吴三桂和许多部下在关外都是有很多财产的大地主，现在他们的主帅吴三桂连自己的父亲的性命和家产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护他们在关外的土地财产了，所以吴三桂振臂一呼，群起响应！
因此，我们说，促成吴三桂降而复叛大顺政权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大顺政权的革命措施损害了吴三桂等地主阶级的利益。
公元1644年5月3日，吴三桂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县）西沙河驿站决定，迅速杀回山海关！ 5月9日（阴历四月四日），他的军队就从大顺军队的手中夺回了山海关。大顺政权的军队被杀得仅剩八骑逃回北京。
而这个时候吴三桂的兵力已达5万人之多，号称15万。他在演武场阅兵誓师，将李自成的使节李甲斩首，陈乙割两耳后放回。同时，他还亲自给父亲吴襄写了回信，表明与李自成彻底决裂。在给他父亲的信中，他说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着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大顺政权而写的。他直斥父亲苟且偷生而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之中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这封信不仅是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当然，这封信也有变相保护自己父亲的意思。
与此同时，吴三桂还下令收拢关外各地汉民迅速转移到山海关内各州县驻扎，准备抵抗大顺军队。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下一步将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
5月18日，李自成率马、步兵各10万，带领刘宗敏、李过等一班大将，亲领精兵7 000出正阳门，向山海关进发。他将崇祯帝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带在军中，盼望吴三桂还感怀故主之情；他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押在军中，希望吴三桂还顾及父子之情。
山海关距北京仅350千米，农民军却走了九天。李自成一边亲率大军来征讨，一边却仍对吴三桂抱有幻想，希望吴三桂不战而降，他在行军路上几次写信向吴三桂劝降。吴三桂为了迷惑李自成，派了手下六个将领前往大顺军诈降。李自成虽对六将心存戒备，但仍对吴三桂抱有侥幸心理。5月26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吴三桂知道自己打不过李自成，他会作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吴三桂决定，向大清王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借兵！吴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给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他在信中说道：“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吴三桂在这封信里，提出了借兵的要求，并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吴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而一旦出现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火并的局面，还哪里有什么酬劳啊！因此，这个所谓的“酬劳”实际上是假的。
如果吴三桂的对手不是多尔衮，如果多尔衮只满足于关外的土地，历史的演进将完全是另一番的样子。但是，很不幸，多尔衮的胃口比皇太极要大得多。
这个时候的多尔衮已经亲自带领多铎、阿济格等一批猛将，倾其举国之兵，于5月14日从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誓师出发，参加逐鹿中原的战斗。5月19日，进军途中的多尔衮接到了吴三桂的信。多尔衮未敢轻易相信吴三桂，他决定：第一，派人到山海关探看虚实；第二，改变行军路线，以一日一夜行100千米的速度直趋山海关；第三，调取攻城用的红衣大炮，发往山海关；第四，给吴三桂复信。信中说，“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这封信的主旨，还在最后几句话，也就是劝吴三桂“来归”（投降），以裂土封王的最高奖赏诱其动心。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心里面肯定特别不是滋味：前面是前来剿灭自己的大顺政权的20万军队，后面是自己已经与之战斗了十多年的十数万八旗精兵。自己已经与李自成决裂，而多尔衮又没有答应“借兵”的要求，反而提出了“来归”——也就是投降的条件。
这个时候，吴三桂又给多尔衮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道：“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就在这个时候，5月26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山海关大战开始了。双方大战一天，吴三桂损失惨重，但是，还是见不到八旗精兵的影子。吴三桂亲自突围，面见多尔衮。见到多尔衮之后，吴三桂提出了酬谢清朝的条件：“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
也就是说，一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二是双方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三是请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朝历代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
多尔衮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吴三桂投降了清朝。这个投降，并不是他自愿的，而是被迫，并且为明朝争得了一线生机，只是由于南明后来不断内斗，白白地送给清朝整个天下。
吴三桂的内心，一直想做大明忠臣，这一点，从他到了晚年，高举义旗，仗义反清，力图还我大明天下的举动即能证明。如果他成功了，后人对他的评价，又当如何？
吴三桂本心为忠臣，却不幸做了命运的弃儿，顶着汉奸的名头，遗臭史册。
弃位谋国的摄政王——非议多尔衮
中原封建王朝，一般都认为自己较周围的少数民族先进，这个先进主要是体现在文化上、体制上的先进，而不一定是军事实力上的先进，其中，嫡长子继承制使得中原王朝在对抗周围少数民族政权时总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嫡长子继承制始于周朝，它规定正妻的长子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这个明确的继承制度使得中原王朝在先王去世、新王上台的权力交接过程中，能够保持大致的稳定过渡，因为有一个最明确的继承人存在，其他对皇位有想法的人在发展势力的过程中在号召力及实际资源上都要逊色很多，从而使他们实际上难以形成有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对合法的继承人造成威胁。
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北方游牧政权，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君主去世的时刻就是国家的瓶颈时期，因为他们的帝位继承，通常没有一个明确的合法的对象，即使君主生前指定也不行，还需要拥有实权的王公大臣开会讨论，民主表决，而这个过程，又往往容易擦枪走火，演变成武力对抗，最后造成彻底的分裂。盛极一时的蒙古大帝国，就是在历次大汗选举的过程中不断加大裂痕，直至不断地武力对抗、不断地分裂，最后造成不断地弱小，被世界各地的反抗者不断地打倒，直到灭亡。可以说，蒙古大帝国最终崩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没有一个合理的继承制度。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明亡清兴那段时期，大明王朝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迎来了难得的转机——皇太极去世了，清廷面临着谁为新主的关键问题。大明君臣，伸长脖子向关外看着，盼着：多尔衮，豪格，快点儿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