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行为，既是雪夜闭门的赏心乐事，也是正襟危坐的论道解惑。读史既需要一个人静夜深思，也需要与他人进行对话。没有独立的深思，就没有对话的基础；没有对话的冲击，就没有思考的再深入。
读史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行为，既是雪夜闭门的赏心乐事，也是正襟危坐的论道解惑。
作为个人行为的读史，是对知识的获取，对人生的感悟，对命运的慨叹。
作为群体行为的读史，是对祖先的感怀，对智慧的感知，对文化的探寻。
读史既需要一个人静夜深思，也需要与他人进行对话。没有独立的深思，就没有对话的基础；没有对话的冲击，就没有思考的再深入。
在所有的对话形式中，我更倾向于通过对其他读史者作品的阅读这种方式，与他们进行心灵上的交流。韩非子写过《说难》，事实上也是如此。无论是对话、游说或闲谈，即时性的交流总是会漏掉一些重要的信息，也会让我们觉得交流不够畅快；更重要的是，面对面的对话，总有些不必要的误解产生，这种误解往往会让对话的主题偏离原点，纠缠到与对话主题无甚关系的细枝末节上去。
因此，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上一支烟，在灯下细细品读他人的读史心得、讲史之作，于我而言，是莫大的幸福。唯一的遗憾，是当年鲁迅夜读或笔耕时可以看着墙上挂着的藤野先生的照片进行默默的交流，而我只能透过房间的窗，望着各色的霓虹灯，看它们渐渐黯淡下去。
影视是否需要史学
王小波曾经发过一段牢骚，大意如下：中国的观众被引导得有了考据癖，非要弄清楚那些与影视故事相关的历史真相如何，这样导致了观众快乐感的丧失云云。
王先生为“沉默的大多数”寻找话语权与快乐权，无可厚非，但这番话看似解气又有理，却经不起推敲。若美食者担心光泽鲜艳的食物含有苏丹红而丧失食欲，并不能归咎于专家的善意提醒，而是应诘问生产者；同样，若是观众沉溺于考据癖而失去快乐感，也不能指责传媒的多事，而是应反省影视制作的失误。
诚然，影视剧不是史书，它应以表现制作者心目中的主题与人性为重，但某些著名影视剧中一开口就是一句“我孝庄”的笑谈，往往会影响主题的表现，造成观众的笑场与反胃。
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影视是否需要史学？
这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涉及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历史顾问”的设置，本身就说明了这种需求的存在。真正的问题在于，史学或者被当成正襟危坐、枯燥无味的陈年旧事，或者被视为高深莫测、艰深晦涩的精英学术。因此，如何让史学走出书斋，为大众消费的影视剧提供信息与思路，让观众从符合历史真实的影视剧中得到启示，是史学工作者与影视制作者都应仔细思量的问题。
“影视史学”的尝试
由中国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等人执笔的《贞观之治》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尝试。此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影视史学丛书”中“还原历史书系”的第一本，与三部同题材的电视剧《贞观之治》、《贞观长歌》、《开创盛世》同期问世，可以作为这些电视剧的文字补充读本，也可作为三部电视剧使用的历史蓝本的现代阐释，更可作为电视剧之外，对唐代开国与“贞观之治”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叙事模式。
以往与影视剧有关的书籍，或者是影视剧创作所依据的原著，或是由剧本直接整理出版，或是将剧情改写为小说，或是将相关的花絮拼凑成书。因此，这些书籍，基本上很难让已经观看了影视剧的观众有更多的新鲜感，也不能为观众提供全新的思路，最多只是搭便车扩大销量而已。
《贞观之治》则不同，虽然与几部电视剧讲述的是同一个时代、同一群人物，但无论从对细节的把握上，还是整体的结构上，都与三部同一题材的电视剧有所区别，这除了作者对这段历史有独到的见解与把握之外，应该说还得益于作者对几部电视剧情节的理解。有了前期的交流和熟悉，学者就会更加清楚自己的创作应该突出哪些重点，从而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搭建自己的叙事结构。
《贞观之治》的创作自然不是学者写叙事文学的首例，凌力、王曾瑜等学者对历史文学的尝试自然也是本书借鉴的对象。值得称道的是，这本书并没有落入小说体的窠臼，而是以若干专题的形式撑起全书的框架，专题下又设一些细节话题，有如影视剧中的一个个场景，更似史书中“纪事本末”体的应用。
这样的特殊体裁，突破了以往以传记、小说为主的历史讲述方式，行文更像一个个镜头和场景的切换，读者可以摆脱以往传记与小说体中冗长的叙事，可以随时提到感兴趣的片段翻阅。
在形式上有了如此成功的突破，瓶中的酒又是否是佳酿呢？读者不必为此多虑，因为作者的立意是“还原历史”而非轻薄历史。书中并没有野史中的怪力乱神，也没有传奇中的脂粉裙钗，读者若是留意于这些内容，也许会失望，而对于大多数对历史真相有兴趣的读者而言，这却是一个福音。
“演义”、“戏说”、“恶搞”曾一度湮没了历史的真实，受众也曾沉溺于肉麻与无聊之中，但这种消费浪潮一过，读者不免会觉得空虚，而对真实的历史产生兴趣。而作者正是参考了隋唐史学界有关唐代开国与贞观之治这一时期几十年的成果，并将相关的论述融入自己的叙事之中，专业的论点与严密的论证在文中或作为背景材料作一交代，或从人物口中娓娓道来，没有突兀与艰涩感。
对非专业性图书而言，即便要表述再精深的思想与观点，都必须使用通俗的语言，才能为读者所接受，否则即是失败。本书对专业知识与观点的转化，恰好符合这一原则，用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水平去衡量，文字也不失浅近与平实。对此，不能不说是史学界在痛定思痛之后“收复失地”的努力。
史观普及的空白
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史学界似乎对历史事实与史学观点的普及工作不大感兴趣，读者所能接触到的，除了历史教科书，就是与历史有关的文学作品，这也是唐浩明、二月河等作家的历史小说得以畅销的一个前提。
然而，在读者需求已经如此明显的情况下，史实与史观普及这一市场空白并没有由专业史学工作者所填补，而是为舶来品、旧书重版重印以及外行人的低劣之作所占据。这样一来，业内人士便更不愿涉足此事，唯恐影响自己的学术形象，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故而，我们很难举出十本史学方面的优秀通俗读物。虽然三联书店曾经尝试出版过以随笔形式为主的文史哲系列丛书“中华文库”，但还是因为过于专业而未能成为热销图书。
对普通读者而言，历史若要有可读性，就要具有现代感、话题感，台湾远流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实用历史”丛书正引领了这一潮流，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这一丛书虽是历史普及读物，但主题突出、叙事简洁，而且符合“以史为鉴”的中国思维，所以十分值得借鉴。但学术界对此似乎并无反应，相反，书商们却对此十分敏感，市场中很多内容一般的图书，正是按此思路进行包装，销量自然也不低。
在中国图书市场的历史类图书“恶性循环”状况之下，学者们对恶俗的图书越来越不满，书商们则对学者的不合作也颇有微词。如何打开缺口，让图书业的历史普及正常化？《百家讲坛》系列图书自然是一种方案，各种图文版历史丛书也是一种办法，然而，这两种操作办法，似乎都已不够新颖。
还原历史：影视史学的第一步
《贞观之治》这本书所代表的“影视史学”概念，正是一种新的思路。
影视剧越真切地表现历史，受众就越能感受到更真实的历史，而影视的画面易逝，难以反复揣摩，仔细把玩，对有心人而言，还需要另一种能够长期切磋琢磨的载体作为辅助；同样，影视剧毕竟不是纪录片，有时因为主题或是拍摄的需要，会出现偶尔的走板，或是漏掉某些关键的内容，也要有可以为之修正、补充的作品给受众以帮助。
《贞观之治》正是这样的作品。
它可以将剧中转瞬而过的眼神、动作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并揭示个中缘由，又可以将剧中未曾表现出的情节展开，引发读者的思考。毕竟，中国的受众已经与真实的历史疏远太久了，所以，“还原历史”作为本书的主旨，正是当下影视史学工作应该做的第一步。
就笔者个人的感受，本书中最为精彩的，是关于李世民为何要谋夺太子之位的“千古奇案，祸起萧墙”一章。这一章无论是对人物心理的揭示、事情始末的论述，还是对关键人物与关键因素的分析，读来都令人十分畅快。这部分内容，是谈论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无法回避的，作者将此处理得举重若轻，而且不时有发人深思的点评，其余的章节自不必说了。
《贞观之治》这本书的优点，不必笔者一一指出，读者自然会感受得到，不足之处也并非没有。比如书中在某些对话的设置上，用词与其他内容在风格上颇有差异，也许是作者为了再现古人对话的风格，也可能是作者作为专业人士，习惯了史学领域的行文方式，故而对通俗性的文字运用不够圆熟。这本来属于“求全之毁”，因为史学工作者与通俗图书之间的隔膜并非一日半日即可雪融冰消，但对于这样一本难得的历史类优秀普及作品，总是希望它尽善尽美。另外，可能是作者的个人偏好，对李靖这个人物的描写过于正面，反倒显得其形象有些空洞，不如其他人物真实而富有人性。
重构历史的可能
既然是“求全之毁”，不如再就此书多发一些感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影视史学丛书”第一系列，这本书所在的单元被定位为“还原历史”，而实际上，历史除了被还原之外，还应被人们以自己的愿望进行假设，并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重构。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比小说有味道得多，而经过某种社会观念重构的历史，也许更令我们陶醉。
就以唐代历史为例，为何唐代会出现武则天这样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为何经历了几代君臣的努力造就的盛世，会因安史之乱的爆发而土崩瓦解？真实的历史自然有一番记述，史学家们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解。而在普通民众的心中，这似乎是一个因果往复的历程，如此匪夷所思之事，必有曲折离奇之因，于是，《隋唐演义》诞生了。虽然它灵感来自《三国志平话》中司马貌断狱的故事，但给了隋唐史一个假设，使本来复杂的历史变得有趣起来。
问题接着就来了：在《隋唐演义》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讲隋唐史，应该如何重构隋唐史？当然，笔者的意思不是要史学家写小说，不过大可以由史学家们在还原历史之后，对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以及其中的变数作些深入的分析，也不妨对历史进行假设。
真实的历史不存在假设，规范的史学也很少谈“如果”，不过普通读者在真正了解了历史的真实之后，总会带着自己的情感去假设，而假设出的历史总是因其强烈的倾向性更能引起共鸣。因而，在完成“还原历史”的工作之后，史学工作者所要面对的最大的普及难题，就是那些因假设而重构的历史带来的影响力。笔者认为，也许“影视史学丛书”下一个系列应该对此进行回应，以攻为守，以专业性的立场剖析各种有关历史的假设，以合理的假设重构历史，在普及的基础上开启民智。
也许笔者的想法目前只是奢望，毕竟我们现在还处于普及阶段。不过，若是《贞观之治》这样的史学普及图书能够多一些，也许这个想法不会过太久就能实现。且借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的一段，与《贞观之治》作者以及有意于史学普及工作的史学工作者共勉：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
早祷的钟声突然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
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
“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文本临摹：历史书写的误区
一本普及性的历史文学作品，究竟应该如何选取素材？这是每个从事此类写作的作家都必须面对且应该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
正如《三国演义》没有对《三国志》原样照搬一样，一部成功的历史文学作品，应该与其作为素材的原始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使作者有独立发挥想象、吸取民间文学因素的可能。但是，因为前些时候历史文学的过度“戏说”，造成了图书出版领域对于“求真”的反弹。从中华书局推出的“正说”系列开始，以史书为唯一素材的写作立场势不可挡，而且显示出了矫枉过正的趋势——它甚至成了很多并不“求真”的历史读物炒作自己的卖点。
但是，历史文学毕竟不是历史研究，普及性图书也不是专业著作，读者虽然有了解历史真相的要求，但也有讲求阅读趣味的需要。这也正是《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为代表的“叙述加评点”风格的书籍畅销的内在动因。而“求真”型的历史读物则因为选材所限，难以满足轻松、趣味阅读的市场需求，于是，作者或出版机构退而求其次，以那些古人所写的历史通俗作品为蓝本，以白话文转译古人所写的历史普及读本，来争取大众文化市场。
翻译与创作：域外写史的难处
《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以下简称《大唐帝国》）就是这样一本白话文转译的古人历史普及读本。此书作为《小说十八史略》的一部分，在日本早已出版，现今中国将其翻译出版，正因为笔者前文曾提到的，为了符合“求真”与“求趣”的市场需求。
包括《大唐帝国》在内的《小说十八史略》，以宋代曾先之所写的《十八史略》为素材，以通俗的文学形式讲述历史，特别是统治上层的政争历史。那么，为什么陈舜臣要选择《十八史略》，而非纪传体正史《资治通鉴》作为其创作的蓝本？
因为此书在日本的地位很高，可以与《资治通鉴》媲美，也是因为它简略而大众化。这一文化现象，正可与“清代君臣以《三国演义》为军事宝典”的传说相映成趣。
陈舜臣自幼生长于日本，对东瀛文化颇为了解，其从事关于中国历史的写作，也正是以日本读者对中国的理解出发，因此才会以在日本名声显赫的《十八史略》为蓝本。其《小说十八史略》问世之后，在日本多次再版，正说明他的选择恰恰符合了日本大众文化的需要。而此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推荐者往往以此套书籍在日本的销售情况作为宣传亮点。
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白话十八史略》的写作年代与日本当时的国情、出版界状况，与今日中国迥然不同，因此，笔者认为，《大唐帝国》这本书不但不具备成为中国畅销书的条件，可能其内容、写法上也并不比中国出版过的一般历史普及作品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