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极端的年代？在现实摧残理想、秩序扭曲自由作为一种普遍的、日常化的现象存在时，这个年代已经变得极端化。在这种极端化的环境中，秩序在掩盖一切，人性被渐渐吞噬，沉默的个体与疯狂的个体频频出现，“吃人”也成为那种年代不可避免的现象。
电影《王尔德》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所想要的，另一种，则是得到了。据说，这是奥斯卡?王尔德本人的名言，在我看来，也是历史留给今人的箴言。
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悲剧，其实就是在理想与现实、秩序与自由之间产生的。
世界上所有真正的悲剧，都与此有关。理想与现实，正是性格与命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秩序与自由，则是群体与个体、他人与自我关系的终极体现。西方哲学家们从古典时代开始便对这两组命题进行阐释，但直到今日，悲剧的根源依然无法消除，因此，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很多极端的年代、疯狂的年代与堕落的年代。
什么是极端的年代？在现实摧残理想、秩序扭曲自由作为一种普遍的、日常化的现象存在时，这个年代已经变得极端化。在这种极端化的环境中，秩序在掩盖一切，人性被渐渐吞噬，沉默的个体与疯狂的个体频频出现，“吃人”也成为那种年代不可避免的现象。
所谓“吃人”，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方面，是疯狂的个体通过反秩序的行为，试图实现理想、找回自我、张扬个性，从而剥夺他人的生命与其他自然权利；另一方面，是沉默的个体原有的个性、理想、自我渐渐消失，而被秩序格式化、规范化的样本则被大批量复制。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史书的字缝里能够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此语有过激之嫌，但极端的年代中，确有一页页吃人的历史，有的人失去生命，有的人失去自我，最常见的情况，则是失败者失去生命，成功者失去自我。
且翻开其中的一页，看看吃人的历史是如何发生的，也许寻思久了，能够想出些抵制“吃人”的办法，就像马克思说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秩序是罪恶的温床
唐高祖武德九年农历六月初四，功勋卓著的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武装夺权的道路，他杀掉自己的兄长和弟弟，逼迫自己的父亲唐高祖李渊退位，历史上称之为“玄武门之变”。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李世民经过长期的准备，通过收买守卫玄武门的将军常何等人，出其不意地设下伏兵，把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杀掉了。
当宫城北门玄武门下正是一片厮杀的时候，高祖李渊正在宫内的海池上泛舟，一边与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宰相谈话，一边等待三个儿子前来。
岂料，儿子们一个都没有来，只有满身血污、怒发冲冠的尉迟敬德和他率领的一队全副武装的骁勇突然闯入禁宫。李渊当时就觉得大事不妙，马上问尉迟敬德，今天是什么人作乱啊？
李渊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明知故问。尉迟敬德是李世民的部下，现在他手持利刃进宫，作乱的人还能有谁呢？李渊其实是在质问尉迟敬德：你来做什么？难道不知道大唐的律法是禁止任何人带武器入宫的吗？难道你不怕被判一个犯上作乱的罪名吗？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可是，李渊没想到，尉迟敬德的回答是“太子、齐王作乱，秦王已经举兵诛之”。两个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而且还是死在他们的兄弟手中。
当他还惊魂未定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萧瑀、陈叔达建议道：“建成、元吉于大唐基业功劳不多，嫉妒秦王功高望重，共为不义之谋。今秦王已代陛下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以太子之位安之，委之国事，则自然无事。”
这两位宰相是在劝李渊就此认命。李渊当然明白，无奈地说：“好！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就这样，谋杀者李世民顺利地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并就此做了太子，两个月后，又即位做了皇帝。
秩序无法抵制诱惑
在中国历史上，常常会出现为了皇位而骨肉相残的惨剧。这种家与国的双重丑闻，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可以说屡见不鲜。但是，对于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而言，这又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君不见，此人登基之后动辄引用《尚书》的儒雅，事事讲求为国为民的忧患，怎么都不像一个泯灭亲情的刽子手！
不要怀疑，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中国古代家天下政治体制与嫡长子继承制度扭曲下的人性。李世民的作为，是这种被扭曲的人性的集中表现，而“玄武门之变”，更是中国古代政治病态的典型案例。
帝国时代，政权是属于某一个家族的，是由他们私人掌控的公共资源，这就是所谓的“家天下”。而这种“家天下”的政治体制，带来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稀缺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公。
为了能够坐上宰相的位子，有人阿谀奉承，有人弄虚作假，有人栽赃陷害，有人以退为进。同样，为了能够成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皇室中有资格的子弟们更是用尽了花招，使出了浑身解数。原因只有一个，宰相、太子这种稀缺的公共政治资源，并不是由公众力量选出的，更不能搞什么“海选”和短信投票，只能是君主一言堂。
这就出现了一个怪圈：很多人都想染指最稀缺的资源，想成为显贵分子，但这些稀缺资源的发放，却并不是按照理性的程序和规则进行的，换言之，稀缺资源的所有人——皇帝，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
于是，他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铤而走险。
铤而走险，从政治行为上来说，并不一定就是杀人放火、打砸抢，而是和“孤注一掷”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孤注一掷”起码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选择，而政治上的“铤而走险”则基本上属于碰运气，因为皇帝的兴趣很可能随时改变。
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选一个自认为可以博得稀缺资源的方法，然后倾尽所有放手一搏。这种政治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李世民为什么会不择手段地去谋取太子地位，就会明白皇室成员之间的互相倾轧，甚至杀戮，都已经不是道德范畴的行为，而是单纯的政治行为。
自相矛盾的司马光
秩序无法阻止人对权力、欲望的追求，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荒淫无度的西门庆、利欲熏心的和珅，当然，还有不顾亲情铤而走险的李世民。
可惜，有的人还不懂这一点，或者明明懂得，却想要把皇族内部的政治斗争“教化”成单纯的血缘亲情交往。
司马光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资治通鉴》里评论李世民杀兄、屠弟、逼父退位的“玄武门之变”时，说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话：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 ”
司马光评价此事时的态度十分值得玩味。他说，立长立嫡，是最合乎礼法的行为——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也是西周以来中国几千年的一个基本的继承制度，只可惜，这种制度真正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被落实的情况却少得可怜。现在司马光抬出这个礼法的规定，目的就是要说，李渊当初立李建成为太子，是符合程序的、正义的。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李世民还要有非分之想，而且最后还以暴力夺权呢？因为李世民是“英主”、“圣君”，所以司马光对他放宽了标准，认为李渊之所以能够做皇帝、南面称孤，都是李世民的功劳，而太子李建成资质平庸，表现普通，远远不如李世民。在这里，司马光又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功”。
可以说，司马光为了掩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不顾亲情原则而奉行政治原则的行为，抬出了这么一个“功”的标准，认为李世民既然是唐朝开国过程中功劳最大的人，又是皇子，自然有权利继承皇位。于是，在司马光眼里，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是出自传统礼法，后来李世民又获得太子身份，则是因为实际功劳。
司马光的这番解释，简直是破绽百出。试想，立太子选继承人这样的事情，怎么能搞双重标准？今天用这个标准衡量甲，明天再用别的标准衡量乙，最终只能是瞻前顾后，不知道选哪个好。到底哪个标准是主要标准，哪个作为参考标准，司马光也含含糊糊，没有明确指出。
实际上，他也不可能指出。在为李世民辩护、为李世民的暴力行为寻找理由之时，司马光就已经找不到方向了。司马光不可能既站在李世民的立场上，又站在李建成和李渊的立场上。政治斗争就是这样，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理由，你只能选择一个人们的经验与知识范围内普遍承认的标准才行。
司马光背离了评价政治行为的原则，于是开始继续阐发，他觉得，如果唐高祖父子三人能够像历史上那些在皇位（王位）的继承上守礼、理性的例子一样，兄弟互相友爱谦让，父亲能够公平理性，就不会发生玄武门的惨剧。
这不过是宋朝人为了重建秩序而做的空想而已。
僭主的成长
既然司马光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可行，那么在处理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争斗时，李渊采取的到底是什么办法？
事实上，李渊的态度一直十分明确，太子就是李建成，就是他的嫡长子，别的儿子只能靠边站。在综合素质的考核基本属于一句空话，而且在特别容易造成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以一种自然属性作为标准无疑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李渊作出了选择，而且一贯坚持自己的选择。
后人对历史的评论，总是显得画蛇添足。司马光将“嫡长子”和“功劳”的双重标准摆出来，认为可以为李渊和李世民开脱。殊不知，他已经在不经意间触及了“家天下”时代的道德底线——做皇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功劳能不能成为谋求皇位的筹码？
在古希腊的学者眼中，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希腊的哲人曾经简练地概括出了人类社会的三种政治形式：共和政治、贵族政治、君主政治。而这三种政治形式都各有一种变异，那就是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僭主政治。
如果用这样的概念来看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储位争夺战，那么很明显，李建成所代表的，是君主政治的传统，而李世民所代表的，则是僭主政治的苗头。
那么，李世民在唐朝开国过程中到底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呢？以往的说法是，晋阳起兵的主意是李世民提出的，李渊只不过是被逼同意而已，此后李世民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扫平了当时各路与唐王朝并存的地方势力，开创了大唐一统的局面，所以他是唐朝实际上的缔造者和建立者。
事实上呢，尽管李世民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把他说成是大唐王朝的缔造者，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登基之后自我美化、自我吹嘘、掩盖历史的结果。根据近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唐代开国的历史部分地被复原了，其中太原起兵的计划已经被认定是李渊提出的，李世民不过是按照李渊的计划参与和组织筹划而已。而且，在最初的起兵过程中，他和李建成的地位、功劳基本相同。
李世民真正的功劳，产生于唐朝建国之后。当时，李渊已经册立李建成为太子，太子作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是不适合亲自带兵出征的，这是基于安全的考虑。而此时，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并且位列开国功臣之首，可以说，一个太子之外的普通王子应有的殊荣，李世民全都有了。
为什么李渊要给李世民这些殊荣？这并不是出自李渊对他的偏爱，李渊是个十分理性的人，他不会因为对某个儿子的溺爱而乱了规矩。
他之所以给李世民这些奖励，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李世民与突厥的关系十分密切，二是因为李建成已经被立为太子，皇室需要有一个能够带兵打仗的人。
由此看来，李世民只是为李渊和李建成效力的“犬马”而已。他在唐朝建立以后的战争中，所担任的职务，类似于“总司令”。
艰难的夺权路
李世民依靠李渊授予他的军事指挥权和战事总管权，为自己赢得了战功赫赫的名声，也为自己网罗了一批来自各个割据政权、出身于各个不同阶层的精英人物。更有甚者，他还利用李渊为了方便他指挥战事而建立的天策上将府，培养死士、扶植亲信，形成了忠于自己的小团体。可以说，以天策上将府为基地，以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核心的“军事俱乐部”，是一个成长于武德政治体制内的体制外个人团体。
这话听着有些矛盾，但事实就是如此。李世民利用各种便利条件，在心腹和谋士的建议下，建立了天策上将府的“军事俱乐部”，又组建了秦王府十八学士这一秘书班子，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夺取太子之位，然后谋求皇位了。
李世民要如何夺取太子之位呢？显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和平的方式，要么通过暴力的手段。
通过和平的方式，只能等待李渊改变心意，废掉李建成，改立自己，或者自己主动出击，“收集”太子失德的证据之后上报。暴力手段自然不用说，利用天策上将府军事俱乐部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武装夺权便可以。
李渊有没有可能废掉李建成，改立李世民？这是很多对唐史有兴趣的读者和学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果按照被李世民篡改过的唐朝国史的记载，李渊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今天说李世民功劳大应该做太子，明天又说李建成是长子要保持太子身份……其实，李渊的态度一直是明确而且坚决的，他在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太子，此后的九年中一直没有改变，就已经表明了态度。
此外，在武德后期，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已经激化的时候，李渊的表现是什么？是劝说，是试图让双方和解，这就说明李渊不想改变现状，他并不认为李世民是很好的太子人选。
而李建成，因为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所以在被李世民篡改的国史中，被描绘成一个草包、恶棍、败家子，被说成一个毫无才能和德行，只是靠着出生最早才霸占了太子的地位的人。事实上，如果真的如此，为何李渊时代没有大臣对这位据说是一无是处而且劣迹斑斑的太子李建成表示不满？
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结论很明确：李世民在造谣诽谤，李建成并不是草包，也不是恶棍，更不是败家子。相反，李建成的素质、才能、眼界也许并不在这位如赳赳武夫的秦王之下。
经历了玄武门的腥风血雨之后，李世民唯一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就是自己的战功。
然而，他忘记了，他战功再大，也是在李渊政权下建立的战功，而且他也因为战功受到了奖励和封赏，战功绝不应该成为他谋求太子地位的筹码，更不应该成为他暴力夺权的理由。他的战功，是他在效忠李渊的前提下发挥个人能力的结果，抛开了效忠李渊这个前提，搞个人军事暴动，那么他的战功一文不值。
李世民以功劳为借口，成为中国七世纪的伟大僭主。从此，他变成了一个榜样，他通过暴力、非法手段夺取政权、图谋皇位的行为，在唐朝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他，就如同罗马的伟大僭主恺撒一般，成为后来的独裁者建立僭主政治的榜样。
豪门恩怨的权力场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笔下的“狂人”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