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集政权军权于一身，是那个封建社会里无上权力的拥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遇有重大军情时可以统兵出征，没有军情时就坐镇朝廷，时不时地还可以出宫巡视，了解风土人情，看看自己的人民。
宫廷里的权力·龙椅上的皇帝
康熙不出紫禁城，却知百姓之事，他坐镇朝廷，却能决策千里之外。他说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影响都远达中国的每个角落。作为帝王，他兢兢业业，不敢一日稍怠。康熙这第一种角色，就是首先他是一个施政于宫廷的帝王。
仁政
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为人、行政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康熙区别于清朝其他十一位皇帝的一个显著特点。康熙自幼好学，他接受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并奉行之，在为政过程中一直强调要对臣民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曾对议政大臣等人说：“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并以噶尔丹为例：“噶尔丹凶暴，朕惟待以宽仁，噶尔丹奸狡，朕惟示以诚信。”并援引古训：“惟仁者无敌。”
康熙的仁爱表现在他对百姓施行仁政上。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康熙的政治生涯中，爱民、恤民、察民、施惠于民的思想和政策比比皆是。他认为，只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其理想的太平盛世即会出现。他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减免赋税，并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来雍正又规定了“摊丁人地”，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到这时候取消了。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开设粥场，并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有一则小故事也能体现出康熙爱民的思想。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视察时，有一次在巡察的路上有一个人卧倒在路旁。按照正常情况此人阻挡圣驾，应该严加处理。康熙却说要问一问是怎么回事。他让侍卫把躺在路边的那个人推醒，问他的名字。原来此人叫王四海，是佣工，在外打工谋生，他在回家路上又饥又饿就晕倒了。康熙立刻吩咐人不要惊吓了他，还命人马上弄热粥喂给他吃。康熙还详细了解了情况，得知他的家境很困难，于是命人给他盘缠，还让人把王四海送回了家。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康熙爱民，从小事做起。他的“仁爱”政策由此可见一斑。
康熙不仅对百姓实行仁政，他的仁政还体现在他实行宽刑政策上。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康熙对犯法的朝臣也实行宽刑政策：鳌拜死罪，可是只判处了监禁；索额图结党营私，也没有处死；杨光先诬告他人，也免于死刑。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二十九日，议政王大臣皆上奏应将反叛者尚之信立行正法，而康熙只处之以“姑从宽免，令其自尽”。对康熙的这一改判，学士叶方蔼有深切的理解：“皇上念之信前人有功，低徊不忍，赐令自尽，免其处斩，此真仁之至义之尽，从古帝王之盛德未有如我皇上者也。但之信虽伏法，而其一军尚在。以臣愚见，歼厥渠魁，协从罔治，皇上仁推赤心待之，自然人人感戴，匪独可消反侧之念，而且争为朝廷用矣。”由此可见康熙帝之用心良苦。
康熙还以“仁道”抚绥蒙古。以前喀尔喀蒙古（现在的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三十年（1691年）五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会盟。
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康熙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然后康熙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当众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喀尔喀贵族七百多名、哲布尊丹巴辖下喇嘛六百余名，齐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康熙帝在大蒙古包中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封喀尔喀蒙古贵族为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列阵十里，吹角鸣炮，众呼前进，声动草原。康熙骑马弓射，技艺精湛，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
康熙帝通过召见、训谕、赦免、封爵、检阅、较射、会盟、宴赏和修庙等举措，使喀尔喀蒙古内部冰释前仇、化解分歧、辑睦安居、气氛和谐，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统一。经过七天的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强了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
康熙施仁政，使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共赞其仁爱，官员拜首，百姓臣服。
清政
康熙前中期政治清明，涌现出一大批可堪景仰的清官，著名的如张伯行、于成龙、彭鹏等，这与康熙施行的政策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他施政措施之一就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王朝的一面镜子，清官的不断涌现正是康熙清政的最好体现。清官的为官方式体现的是康熙的执政思想，所以康熙大力表彰清官，借着从总督、巡抚、知州、知县层层的清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康熙帝表彰清官有以下几个目的：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儿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前述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关于清官，在后面的著述中会专门涉及，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康熙王朝和乾隆王朝的为政之道，来看一看为什么在康熙王朝能够涌现一大批清官，而在乾隆王朝却出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所营造的官场气氛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清官处于一个朝廷的最高地位，那于国于民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因为，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清廉环境，会制定新的官场规则，淘汰那些贪官出局，以保持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维持官场的清廉气氛。
以诸葛亮为例，刘备死后，诸葛亮和李严同受刘备托孤，共为辅臣。直到建兴四年（226年），两人关系还比较好，诸葛亮在与孟达的信中还称赞李严。但不久，李严写信给诸葛亮，建议他利用掌握朝政大权的便利，像曹操那样进爵封王，接受“九锡”，这样李严自己也能捞到若干好处。诸葛亮对此非常生气，在回信中狠狠地批评了李严。
不久，诸葛亮在即将伐魏前，调李严带他所辖的二万军队来镇守汉中。李严却和诸葛亮讨价还价，让诸葛亮从益州东部划出五郡，设立江州，让他当江州刺史。诸葛亮以大局为重，做出了让步。
建兴七年，陈震在出使东吴前，专门找到诸葛亮汇报李严的巧诈问题，特别谈到李严早年在家乡为官时的一些劣迹，但没引起诸葛亮的足够重视。建兴八年（230年），曹军欲三路攻蜀，诸葛亮再次让李严带二万军队到汉中坐镇，李严再次与诸葛亮讨价还价。诸葛亮妥协，任命其子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调走后的工作，李严这才执行调动命令。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第四次伐魏，命李严在汉中负责后勤供应，李严没能及时筹集到粮草，便写信给诸葛亮说皇上命令退兵。诸葛亮退军后，李严又欺骗朝廷说此次退兵是为了诱敌。当诸葛亮回来后，他又故意惊问：“军粮已经够用，为何突然退兵？”于是，诸葛亮在上朝时拿出李严的书信为据，与许多将士一道签名上表，弹劾李严，将他罢免为庶人，流放到梓潼。
诸葛亮当上了大官，而且是终身制的“相父”，所以他不需要再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他可以没有竞争对手地安心当一个清官，做蜀汉所有官员的道德楷模。与诸葛亮相比，李严的操守就要差很多，在军国大事上还要讨价还价，所以诸葛亮会同同僚（操守、居官之道与自己接近的人），参掉李严，保持住适合自己的生态环境，这样在整个朝廷里就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为官氛围，这是为相者清廉的一个最好例子。
康熙通过熟读古书，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学习经验。他执掌下的朝廷，通过密折制度等手段，惩贪奖廉，使贪官不能形成势力，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为官氛围。而在乾隆朝，官居要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人，正是有名的贪官和珅。
贪官的行径，很多都不能用常规的理智去理解，而只能认为那是人类原始占有本能的变态膨胀，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王守仁说过“存天理，灭人欲”，劝说读书人修炼内省的能力，其实就是想唤醒他们的天良，加强天良对抗金钱的力度。但是，朝朝代代，贪官还是层出不穷。和坤更是将贪污发展为一种艺术，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
乾隆帝做了六十年的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志得意满，把自己称为“十全老人”。他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他的宠信，进而掌握了大权。
有一次，乾隆帝准备外出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样才好。乾隆帝十分恼火，责问：“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这是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责问：“这个事情应该由谁来负责？”官员们听到皇帝的责问，吓得张口结舌。只有一个青年校尉在旁从容不迫地应声说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意为：“执掌此事的难辞其咎！”这句答话，正好也是《四书》中对上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被作了巧妙的变通，用在这个场合，显得自然贴切。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那个校尉眉目清秀，态度镇静，乾隆帝心里一高兴，把追问黄盖的事也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那青年校尉回答，名叫和珅。乾隆帝又问他的家庭情况，读过哪些书，和坤无不对答如流。乾隆帝十分欣赏和珅，马上宣布他总管仪仗，以后又派他当御前侍卫。另一说法是，某日乾隆在轿中背诵《论语》，忘了下文，和珅顺口背了出来，乾隆很是欢喜。总之，年轻的和坤英俊潇洒，又颇有才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机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从此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乾隆帝要他做什么事情，他件件都办得让乾隆称心如意；乾隆帝爱听好话，和坤就只挑他爱听的说。日子一久，乾隆帝就把和珅当做亲信，和珅也步步高升。不出十年，从一个侍卫提升到了大学士。后来，乾隆帝还把他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
自从跟皇帝攀上亲家以后，和坤更加肆无忌惮，逐渐掌握朝了政大权。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却一味搜刮财富。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而且明里掠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先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挑剩下的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于是，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回，有个大臣叫孙士毅，从南方回到北京，准备朝见乾隆帝，正巧在宫门口遇到了和珅。和珅一见孙士毅手里拿着一个盒子，就问：“你手里是什么东西？”
孙士毅说：“没什么，是一个鼻烟壶。”
和珅走上前去，不客气地把盒子抓在手里。打开一看，那个鼻烟壶竟是用一颗大珠子雕刻出来的。和坤拿在手里，看了又看，嘴里连声啧啧称赞，说：“好宝贝！就送给我，怎么样？”
孙士毅慌忙说：“哎，不行。这件宝贝是准备献给皇上的，昨天已经奏明皇上了。”和珅脸色一沉，把珠壶往孙士毅手里一塞，冷笑着说：“我不过跟你开个玩笑，何必那样寒酸相！”
孙士毅把那只珠壶献给了乾隆帝。过了几天，他又跟和珅碰在一起，只见和坤得意扬扬地说：“我昨天也弄到一件宝贝，您看看，能不能跟您上次进贡的那只比？”
孙士毅走过去一看，原来就是他献给乾隆帝的那只珠壶。孙士毅嘴里随口应付了几句，心里想，这件宝贝怎么会落到和珅手里，一定是乾隆帝赏给他了。后来，他偷偷地打听，才知道和珅是买通太监从宫里偷出来的。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势，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越来越难过了。
乾隆帝在位时间与其祖父康熙一样长，他本可超过祖父，因为不愿对祖父不恭，便在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传位给嘉庆帝。嘉庆帝早知道和坤贪赃枉法的情况。过了三年，太上皇乾隆帝一死，嘉庆帝马上把和坤逮捕起来，要将他凌迟处死，后来经过刘墉等大臣的复议，改为让和坤在狱中自杀。和珅死后，嘉庆立刻派官员查抄和珅的家产。
和珅的豪富，本来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结果，还是让大家大吃一惊。长长的一张抄家清单里，记载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稀奇古董，多得数都数不清，粗粗估算一下，大约值白银八亿两之多，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抵得上朝廷十多年的收入。有意思的是，凭借贪污收入，和坤曾在2001年人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也凭借这个成为了18世纪首富。从和珅家里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讽刺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为人臣子，贪占到和珅这种地步的恐怕不多，以和珅做官二十五年计算，八亿两白银，每年和珅必须入库三千万两之多，平均每天进账十万两！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里，用“瀑布”来形容民脂民膏向和珅的金库里倾泻的速度，和珅显然已经将“贪”变成了生存的本能。当一个人在疯狂地聚敛、管理自己如此巨额财富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有替天下苍生考虑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的耐心了。而且和珅贪占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和坤自己及其家族所能享受的最高极限，他已经是为“贪”而“贪”了，甚至已经开始危及清朝的国祚。
贪官居高位，必定打压清官，以营造利于自己生存的环境，而和珅之所以能敛尽天下财富，与乾隆的纵容有直接关系。和珅擅权20余年，升迁47次，权倾朝野，百官争相谄附。他公然勒索纳贿，又排斥异己，致使吏治败坏，官场充斥小人。乾隆作为一国之君，没有着意营造一个良好的官场氛围，使得和珅有机可乘，占据高位，上行下效，贪风大炽。
乾隆处处想仿效自己的祖父，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把祖先积攒的财富挥霍殆尽不算，还落下很多话柄，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马上的皇帝·龙吟剑出鞘
康熙统治期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中国的版图进一步统一和稳定。在这种稳定下，也暗藏着种种危机。
在内部，康熙能够有为而治，通过艰苦的较量，他在宫廷政治上树立了绝对的统治权威。然而在外部，有很多势力蠢蠢欲动，欲图中国分而治之。
三个条约
清王朝从它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时候起，就遇到了复杂而棘手的和西方国家的矛盾，面临着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沙皇俄国武装人侵中国东北地区，在黑龙江流域长期进行劫掠骚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破坏了中国边疆各族居民的和平生活，也威胁到了清朝政府的统治。中国各族人民和清政府不得不增强防御，对沙俄侵略势力开展自卫反击战。
沙俄殖民主义者开始窥视中国领土的行为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早在1643年，雅库次克督军戈洛文派出以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远征军，共一百多人，携带枪支弹药侵犯黑龙江。这伙侵略者到处烧杀抢劫，无恶不作，遭到当地达斡尔族人民的英勇抗击。到1646年春这支远征军返回雅库次克时，只有五十三人生还。1650年1月，叶罗菲·哈巴罗夫率领七十人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窜到雅克萨以西。但他看到中国人民已有准备，自己又力量单薄，决定回雅库次克求援。1651年初，他带领一百多人再次窜到黑龙江流域，并武力攻占了雅克萨城。中国东北各族人民予以还击，把这伙侵略者赶出了黑龙江流域。
1665年夏，俄国西伯利亚流放犯切尔尼果夫斯基聚众杀死了俄国伊利姆斯克的督军，然后伙同一些人窜到黑龙江流域，重占了雅克萨。他们的侵略行为受到了沙皇的赞许，不但任命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雅克萨总管，还发给饷金两千卢布。这样一来，这伙杀人抢劫的强盗，摇身一变成为沙俄的正式官兵。他们得到沙皇政府支持后，更加有恃无恐，不仅在尼布楚和雅克萨建筑寨堡，设置工事，勒索贡税，绑架人质，建立殖民农庄，奴役和镇压当地中国各族居民，而且还不断向黑龙江中下游进行骚扰、扩张。
面对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康熙决定采取坚决的自卫措施，出兵反击。
康熙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这三者可谓相辅相成，考虑周全细致。他总结了中国军民三十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1682年4月，康熙帝到盛京（今沈阳）谒陵后，5月到船厂（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身视察边防情况。9月，康熙帝派副都统郎谈、一等公彭春率领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1683年1月，郎谈等回到北京报告，认为要攻取俄罗斯并不难，只要发兵三千人就足够了，并建议立即行动。康熙帝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他深谋远虑认为必须作更充分的准备，他先派人在黑龙江（今爱辉）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储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1683年夏天，康熙帝下令设立黑龙江将军，由副都统萨布素担任，驻守瑷珲（今爱辉），并先后三次调兵三千人进驻，保卫黑龙江流域，准备剿灭入侵的沙俄侵略者。
清军在做好军事进攻的同时，也佐以外交手段，实行“先礼后兵”的政策。为了争取和平解决雅克萨问题，康熙曾多次派人送信给盘踞在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要他们撤离中国领土，回到俄国境内，不要扰害中国居民，否则大军进剿，将把他们全部歼灭。但尝到甜头、侵略成性的沙俄侵略者，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反而招募新兵，增强雅克萨的兵力，并任命有作战经验的军役贵族托尔布金为阿尔巴津督军，来到雅克萨指挥作战。
康熙帝在对沙俄侵略军多次警告和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出兵剿灭这伙匪帮。1685年6月，康熙帝派遣都统彭春率兵进抵雅克萨。彭春到达雅克萨后，先派人送去康熙帝致沙皇的信和他本人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撤离中国，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清军统帅亲自到雅克萨城下和俄方对话，俄方顽固，且出言不逊。于是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随后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在江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四十多人。接着，清军架起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俄军伤亡严重，心胆俱裂，走投无路。在清军的劝降下，俄军头目托尔布金竖起了降旗。清军接受了俄军的投降，并对他们采取宽大态度，准许七百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经额尔古纳河，返回俄国，另有四十多名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清军回到瑷珲。
托尔布金从雅克萨退到尼布楚，但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彼顿率领的几百名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金和彼顿立即率军重新占据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筹集粮草，妄图负隅顽抗。
俄军再占雅克萨，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兵。康熙下令：今俄军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令将军萨布素等，率所部两千人，攻取雅克萨城。七月，萨布素奉命率所部两千余人及福建藤牌兵四百人进抵雅克萨，随即围城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城和围困，俄军损失惨重。9月底，俄军头目托尔布金被击毙，城中俄军大多战死或病死，俄军最后只剩六十几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只有坐以待毙。
康熙帝为了彻底解决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的问题，以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多次写信给沙皇，谴责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建议他撤回侵略军，派使议界。1686年9月，清政府又委托从北京回国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共同议定边界。
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来到了北京，递交沙皇要求解除雅克萨的包围和派使臣戈洛文来华议定边界的信件。康熙帝同意了俄国沙皇的请求，下令停止战斗，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进行两年多的雅克萨战争至此结束。
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和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驱逐入侵者，收复被侵占领土而进行的一次自卫的正义战争。
这场对沙俄的反侵略战争中，康熙充分展示了他的外交才华，他不卑不亢的风度和处理问题的稳妥周详，为中国赢得了尊严，保持了领土完整，粉碎了沙俄的阴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清朝外交史上值得浓墨重彩、详细刻画的一笔。这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基本上体现了两国政府规定的原则。由于划分了中俄东段国界，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主权，在遏制沙俄侵略上有深远意义，并确定了清朝对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统治权。
除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俄国与中国还签订了其他几项条约，这些条约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如《布连斯奇界约》、《恰克图界约》等。因为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急切地想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而且中俄两国都认为边界问题谈判时机已成熟，除了俄国以此推动商业发展外，中国早就希望制止沙俄新的侵略和维护边境安定，还有两国对准噶尔叛乱的各自想法也是一个因素，即清朝想免除沙俄与叛乱分子结盟，急于希望划定边界，俄国想借清朝的急切愿望趁机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最终，双方经过多次会谈，就中俄中段边界和商业贸易达成了最后协议，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的《布连斯奇界约》。
随后又签订了根据上述条件和包括中俄商务等关系方面的《恰克图界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不分条款，主要是阐明划分两国中段疆界的原则。《恰克图界约》共十一条，包括边界、商务、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商务关系，主要是重申“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楚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是继《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划分两国中段边界和解决商业、逃人等问题的重要条约，在避免边境冲突和发展贸易等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这三个条约，给中俄双方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并促进了彼此的商业发展。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确保了中国北方边界的和平。当时的贝加尔湖一带生活着土著人，那里既不是清朝的领土，也不是俄国的领土。但因为沙俄远征军的到来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所以当地居民向清朝求救，康熙才派黑龙江将军雅布素出征。《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康熙为了长久地巩固北方边防所做的具有深谋远虑的决定。有了这个条约，保证了北方一百多年的和平。
平定噶尔丹
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蒙古族的一支）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元代灭亡时，蒙古分成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漠南蒙古早就臣属清朝，而漠北、漠西蒙古有时与清朝互通来使，有时却又骚扰清朝边疆。漠西蒙古分为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和图尔伯特部。其中以准噶尔部实力最强，首领即噶尔丹。准噶尔部本来在伊犁一带过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在沙俄的支持下，肆意侵犯其他部落，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失败，土谢图汗率领几十万的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噶尔丹在沙俄二万人支持下以追杀仇人土谢图汗为名，袭击了离北京九百里的乌珠穆沁，并深入到今赤峰附近的乌兰布通。
康熙帝召集大臣宣布他决定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野心不小，既然打进来，非反击不可。公元1690年，康熙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到了博洛和屯，康熙得了感冒，不得已回京。兵马全部交由裕亲王福全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噶尔丹军，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噶尔丹得意扬扬，派使者向清军要求交出他们的仇人。
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布下了一个骆驼阵，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躺在地上，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炮声隆隆，响得震天动地。“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逃走。
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帝请示。康熙帝下令要求赶快进军追击，不要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噶尔丹回到漠北，表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他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告发噶尔丹。
公元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杨古率陕西、甘肃士兵，从西路出发，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时期夹攻。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清军迂回行走，粮草运输遇雨，军队长途奔袭，人马困顿。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就有点儿害怕起来，大学士伊桑阿等人请求康熙回銮，遭到了康熙的训斥。他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危险了吗？”
当下，康熙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一望，见到康熙帝黄旗飘扬，军容整齐，便连夜拔营撤退。
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
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遇到费扬古军。昭莫多原是一座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地方设下埋伏，先派先锋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步战，听到号角声起，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进攻，清军从山顶放箭发枪，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噶尔丹的妻子阿奴素以凶狠著称，是出了名的母老虎，在近身肉搏战中，阿奴的脑袋被当场劈成两半。噶尔丹见到妻子亡命，吓得肝胆俱裂，只带了几十名骑兵脱逃。此战斩首数千，降三千，缴获牛羊马驼无数。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他令马斯哈、费扬古两路进兵。由于清政府事先警告了沙俄不要与噶尔丹建立军事同盟；同时在伊犁的噶尔丹的侄子吞并了噶尔丹的旧部，现在正等着噶尔丹回去好把他抓起来邀功；噶尔丹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喝药而死。他的侄子进京朝贡，献上了他的尸体。
打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那布坦攻占西藏。公元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妄阿那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
噶尔丹的叛乱和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那布坦反清的活动都曾得到俄国的援助，策妄甚至与俄国结盟，允许沙俄在其境内开矿，沙俄也向其提出领土要求。清朝为孤立策妄，特遣图理琛等经过长途跋涉去联络明末从准噶尔原居地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联络到与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该部首领阿玉奇汗。图理琛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月出发，康熙五十四年三月返回。艰辛跋涉的结果，图理琛见到了阿玉奇汗，并向他宣读了康熙帝的敕谕，土尔扈特部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回归祖国。
在与俄国签订合约的过程中，涉及到领土分割问题时，康熙对于并不属于清朝的领土分配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奉行“让一步海阔天空”的原则。但是当面对俄国挑唆的噶尔丹叛乱时，康熙对应该属于清朝的新疆、蒙古却是寸土不让，三次亲征平定叛乱。最终噶尔丹的“叛乱”活动被康熙平定。
康熙三次率军讨伐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并取得胜利，也使清朝的版图空前的扩大，康熙统治下的清朝，是当时世界上疆土最为广大，人口最为众多，经济最为兴盛，文化最为繁荣的大帝国。疆域非常辽阔，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达库页岛，总面积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
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有一天在沙漠里发现了明成祖铭功的石碑。洗干净一看，上面写着“永清沙漠”。康熙感慨万千，说道：“真是永清了！”
南巡与私访：民间·民情·民愿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到地方上巡察社会与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圣祖仁皇帝圣训》设有“省方”类目，记载康熙皇帝有关巡幸的一些谕旨，表明康熙皇帝的行政特色。“省方”，就是视察四方。翻开《清圣祖实录》，有关康熙皇帝巡幸的记载也是连篇累牍。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城附近更是他频繁巡视之地。巍峨泰山、名胜孔府、壮丽五台、苍莽草原、清秀水乡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迹，不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
我们还是看看康熙皇帝巡视地方的一些具体情形，以了解康熙巡幸的历史面貌。康熙皇帝最有代表性的巡视是六次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淮水患”的问题，康熙亲历河道，是为了寻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时也为了周知吏治，观览民情。南巡主要走水路运河，舟船从京城向南，途径直隶（今河北）、山东、江浙，最远可以到达苏杭。
巡幸一般都会惊扰百姓，康熙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避免这一点。他要求凡是巡幸要用到的东西，都要节俭，巡幸需用的各种物品和食物，都事先告知地方官不能从民间派取，防止扰害百姓，而是由衙门照时价采买供给，相当于政府采购。康熙巡幸时带着负责监察的科道官，稽查是否有强行买卖扰害百姓的行为，他还要求地方文武大小官员不许给随从官员送礼，对于受贿的一概“以军法从事”。随从的大小官员及仆役，如果有横行生事扰民的，一并从重治罪。这还不算，康熙还命人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声明发现地方官私征，一定从重治罪。要求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生活，不得迁移远避。康熙皇帝巡视也注意减少随从人员，他总是轻装南下，巡视堤堰，沿途就像行军打仗一样，设置帐篷。史书记载康熙出巡“……简约仪从……扈从者仅三百余人”，据此可知他的巡视队伍规模简约。康熙巡幸驻扎之处，也没有超过三日的，他常担心随行的人员众多，怕多留一日就会滋扰百姓一日。
康熙认为：“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屋丰盈，必以减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同时他为了减轻巡幸沿途百姓的负担，经常免除沿途地区的地丁钱粮。如第二次南巡，他就将江南全省应该缴纳的地丁钱粮、屯粱芦课、米麦豆杂税等一概免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见淮扬一路的百姓穷困潦倒，认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实惠及民”，因此采取了切实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他也认识到，减免钱粮原为百姓小民，然而田亩大多被缙绅豪富之家所占有，平民百姓所获甚微，无田的百姓未必能够均沾实惠。于是他要求地主也要给佃户适当免收地租。
由于康熙大量减免钱粮，民间百姓有建立碑亭称颂康熙的，康熙担心此举会招致各地仿效，劳民伤财，就下令停止建造这些碑亭。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南巡驻扎在苏州府城内，正逢生日万寿节，官民奏进各种食物。康熙以“因阅视河工，巡访风俗而来，非为诞辰也”，谢绝了礼物。
清朝常有百姓拦截官员车轿告状之事，如果皇帝的舆轿被拦阻，势必会影响巡视进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康熙下令严禁军民告御状。另外为了防止有不怀好意的人因为一己之私而拦轿告状，康熙还下令若有妄控，除所告事不予准理外，还要严加治罪。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见百姓。他到了扬州一带，百姓男女老幼奔走杂沓，瞻望恐后，甚至有推挤跌倒的。于是康熙要求百姓：“止于夹道跪迎，毋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康熙皇帝巡视山东时，所经城镇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康熙皇帝询问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况，得知“连岁顺成，民生稍得安业”。一般来说，南巡大多数都是乘坐舟船，官民群集两岸迎驾，若由陆路西巡，经过郡邑官民无不扶老携幼，欢腾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舆左右询问地方利弊，据说大家都畅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见有一二灾民流落道路，于是询问疾苦，表示关心。
康熙通过到处巡幸，洞悉了各地的风俗民情。他在巡视南方时注意米价的变动和市场供求关系，防止米价上涨；关心全国各地纳税交银而加征的钱粮数量，反对官员加重税收；了解到江浙人喜好争讼，告诫改变风尚；认为江南人习尚奢靡，家无储蓄；山西商人多在当地经商，勤俭生活，故多富饶，倡导移风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对大臣说：“朕巡幸七省，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山东近因水旱大异畴昔，河南百姓生计甚艰，此二省之民深历朕怀。”这是他巡视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巡幸得到的第一手信息，绝非端居宫中的帝王可比。江浙山东等处地方官，因为康熙的不时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优，而山陕官员则疏懒倦怠。
巡视使康熙皇帝了解到一些民间具体情况，对于行政决策起到了好的作用。西南平定以来，人民日增，土地开垦耕种。为掌握人丁的实数，决定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皇帝巡视地方也不耽误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首次南巡，规定奏章俱三日一送，有时内阁送来的时间晚了，他要批阅到深夜。
康熙皇帝频繁地巡视地方，关心民生，处理政务，给人们留下了“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为以后的皇帝树立了榜样。人们打他的主意，编出微服私访的故事，也算是事出有因吧。
笼络江南士大夫
康熙南巡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江南士庶人心。康熙南巡时，清朝在中原的统治还不稳定，由于清初的统治者采取了民族高压政策，“留人不留发，留发不留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大肆屠杀江南人民，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战争持续了二十年之久。此后，反清斗争虽然被镇压，但士大夫却仍然拒绝与清政府合作。康熙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南巡途中，他祭孔、祭明太祖陵，来拉拢江南的士大夫及明遗民，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康熙非常推崇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南巡时，他亲自祭拜明太祖陵，在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大礼，又在宝城前三奠酒，当地百姓观者万余人，很多人涕泪俱下。当车驾经过明故宫时，他感慨许久，做《过金陵论》：“……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兴废之迹，日加警惕焉，则庶几矣。”后来五次南巡，康熙也都亲祭明太祖陵。康熙还为明孝陵亲自题写了“治隆唐宋”四字碑文。这些举措都起到了笼络江南士大夫的作用。
祭孔也是南巡的重要活动之一。早在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就采纳汉官建议，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他说，孔子有“素王”之称，是百代帝王的老师，所以他要对孑L子行臣子之礼。包括熊赐履在内的很多大臣都极力反对，但是康熙执意如此，并借鉴孟子的话说“国家为重君为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首次南巡就去山东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他由甬道旁行至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并亲自题写了“万世师表”四个字悬于殿中。康熙尊孔崇儒的至诚态度，使汉族士大夫倍感亲切。后来康熙还颁布了《圣谕十六条》，这道诏命的公开宣布，表明了康熙以儒学治国的决心。他倡导信奉儒家思想，积极联络与广大汉族官民的感情，缓和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康熙也十分注意褒奖地方官员，对他们多加赏赐。南巡游玩时，他在每一名胜地都见景题诗或题写唐人诗句，陪同游玩的江苏巡抚宋荦请求说：“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笔二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康熙笑日：“此二字颇不易书。”宋荦说：“臣曾求善书者书此二字，多不能工，倘蒙出自天恩，乃为不朽盛事。”康熙于是书写二字赐给了他。洞庭湖东山碧螺峰石壁生长着几颗茶树，当地人称其茶叶为“吓煞人香”。康熙游太湖，宋荦进贡此茶，康熙嫌其名不雅，赐名“碧螺春”。宋荦任江苏巡抚长达十三年之久，三次南巡接驾，《清稗类钞》记载：康熙因他年老，特赐他御用豆腐的做法，传旨曰：“朕有日用豆腐一品，与寻常不同，因巡抚是个有年纪的人，可令御厨太监传授与巡抚厨子，为后半世受用。”第五次南巡时，康熙招募江南举监生员，有书法精熟、愿赴内廷供奉抄写者，予以考试，共取中六十一人，康熙亲自接见，各赐御书石刻《孝经》一部。康熙的这些做法，对收揽民心，笼络江南士大夫起了极大的作用。
康熙与乾隆巡幸之比较
康熙南巡时期，对待政务也是亲历亲为，权柄不下移，即使是在巡幸途中。
康熙南巡途中，一应本章三日一奏。第一次南巡时，有一天，四鼓时奏章才到，康熙立刻起床批阅奏章。康熙第一次南巡时曾撰有《南巡笔记》，自述在南巡途中的生活：“夜坐舟中，与侍臣高士奇谈论古今兴废之迹，或读《尚书》、《左传》及先秦两汉文数篇，或谈周易，或赋一诗，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为常。”
康熙读书涉猎极为广泛，除中国古典文学之外，他对西洋近代科学尤有兴趣，他曾从西洋传教士学习数学等学科。在南巡途中，康熙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所学的西洋测绘方法亲自测黄河、淮河、洪泽湖的水位及地势，决定治理方法，并取得重大成效。在南巡途中，他还注意观察天象，在接见沿途的西洋人时，经常询问有关星象方面的问题。他不仅注意洋为中用，而且重视培养中国自己的数学家。康熙四十一年，大学士李光地呈献大数学家梅文鼎所著的《历学疑问》一书，他细细研究。次年南巡途中，他接见梅文鼎，晤谈三日，十分投机，梅文鼎当时年已七十余岁，康熙感叹“惜乎老矣”。后来，他召梅文鼎的孙子梅珏成到北京，进行培养，并亲授西洋代数学。
康熙的孙子乾隆，极其崇拜其祖父康熙帝，为政处处效法，康熙六巡江浙，他也六巡江南。不过乾隆南巡的目的主要是游玩，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康熙巡幸的目的有天壤之别。
乾隆南巡相较于康熙南巡是比较奢侈的，他的南巡属于皇室的大规模郊游活动，一般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筹备，派亲王一人总理其事，还派向导官员会同地方官详尽勘查沿途道路、名胜古迹，修建行宫，修桥铺路。沿途往返五千余里，陆续修建了四十余个行宫，在没有行宫的地方，就搭黄布城和蒙古包住宿。在御舟住宿时，水上搭黄布水城。规模宏大，费时费力。而康熙南巡时，仅建了少数行宫，大部分地方住在地方官员的衙署里，他的亲信李煦、曹寅各捐银两万两修建行宫，康熙还认为捐银过多。乾隆南巡时，一个官员捐修苏州御道，就费银三十万两，奢侈的程度可见一斑。仅御舟拉纤的河兵就需三千六百人。其余人员需用船只由江南备办，需船千余艘。这样豪华庞大的船队行进在运河上，首尾相接，旌旗蔽空，真是蔚为壮观。
尽管乾隆三令五申严戒奢华，但地方大吏为赢得他的欢心，无不殚精竭虑地投其所好。第五次南巡时，御舟将至镇江，见前方岸边有一硕大无朋的仙桃，颜色红翠可爱，正当乾隆惊诧莫名时，忽见烟火大发，鞭炮齐鸣，仙桃从中轰然分开，中间现出一个巨大的戏台，正在上演迎驾的喜庆戏文。乾隆喜欢看戏，船队在运河行走时，乾隆经常坐在船头观赏风景，地方官有时就安排两舟行走于御舟前，两船之间搭板，作为戏台，演戏供乾隆欣赏。
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免除所经过地方百姓的部分赋税，对前来献诗献赋的文人，亲自出题进行考试。江南读书人众多，而府州县学名额有限，乾隆每次南巡都下令增加府州县学名额，使之增加进身之阶。乾隆学习康熙的用人精神，十分注意优待老臣，对前来接驾的老臣嘘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加封官职，赐予子孙功名。
梅珏成是大数学家梅文鼎之孙，自幼受到康熙帝的赏识，人值南书房，考订数学方面的书籍。乾隆年间，他官至左都御史，后退休家居。乾隆第三次南巡，他到清江浦（今江苏淮阴）接驾，乾隆念他家计清贫，几个儿子都未做官，特赐他的长子为举人。还赐诗曰：“推恩缘念旧，皇祖内廷臣。”意思是说施行恩赐是因为念及旧情，谁让你曾经是我祖父朝廷里面的臣子呢。
沈德潜是乾隆四年进士，中进士时年已六十七岁，乾隆称他为老名士，命值上书房，后升礼部侍郎。乾隆南巡时，他退休家居，传说他曾陪乾隆游览西湖，时值严冬大雪，乾隆戏吟诗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德潜请求接续此诗，吟曰：“飞入梅花都不见。”乾隆击节赞赏，脱下所穿的貂裘赏赐给他。
扬州是两淮盐商聚居地，康熙、乾隆南巡时，他们都殚精竭虑，讨取皇帝的欢心，最著名的行宫如天宁寺行宫等，都是盐商出资建的，并且陈设极为华美。康熙南巡时，平山堂本无梅花，盐商捐资种万株梅花，供康熙观赏，随同康熙至扬州的曹寅有诗曰：“老我曾经香雪海，五年又见广陵春。”记此盛事。乾隆南巡时，两淮盐商三次每次报效银子一百万两供乾隆赏赉之用。传说乾隆一次巡幸至扬州，当时盐商纲总江某承办一切供应。一日，乾隆去大虹园游玩，至一处，对随从的人说：“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荫，惜无塔耳。”江某听说之后，立即以万金贿赂乾隆的随从，画得塔的形状，连夜建成白塔。第二日，乾隆复来游玩，见白塔巍然矗立，非常奇怪，以为是假的，近前一看，果然是砖石所砌，询问知其缘故，不由得赞叹盐商之财力雄厚。
阅武也是南巡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康熙南巡时就在南京等地进行阅兵活动，其目的恐怕是想向江南人民示以威慑。第一次南巡时，他在南京校阅军队，亲自下场射箭，左右开弓，观者万余人。乾隆南巡时也在杭州、南京等地校阅营伍。由于过惯了太平日子，八旗兵及绿营兵皆已腐败，将军喜欢坐轿而不骑马，士兵喜欢吹箫而不习武。乾隆第二次南巡时，杭州的绿营兵竞吹箫前来迎驾，乾隆大怒，严词训诫，下令“营伍中但许用钲鼓铜角，其箫管细乐概行禁之”。并下令武官一律不许坐轿。虽然乾隆三令五申，但颓风未能扭转，曾随乾隆最后一次南巡的嘉庆帝后来因征剿白莲教不力，斥责江南军备废弛，回忆当时阅兵的情景时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被引为笑谈。
由此可见，虽同为南巡，但是康熙南巡与乾隆南巡的目的已经完全不同，康熙是为了了解民情民意和南方的风俗习惯，以便使政有所施，施得其所，根据情况来制定和改变自己的施政方针，完全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进行南巡，而且南巡尽量不惊扰百姓。而他的孙子乾隆，捧着老祖宗攒下的钱使劲儿地花，他的南巡，游玩的目的很明显，并且唯恐百姓们不知道他来了，还得敲锣打鼓告诉大家出来迎接。乾隆把康熙和雍正攒下的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清朝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康熙到五台山巡幸的时候，相传曾在五台山杨林街上私访。如怀镇有三条街，杨林街是其中最繁华的一条，石子铺路，两旁尽是高低不等、大小不同的民房和店铺。左边有道水沟，终年流水不绝，各家饮水、洗菜十分方便。街上，有骑毛驴的老年人，也有穿袈裟的和尚，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当康熙来到街的西头，见路南一家小铺的门前围着一大群人，“这些人是在干什么呢”？康熙紧走两步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后生踩着高凳子在挂“酒望”（旧时酒店用布做成的幌子）。突然在人群中有人喊叫：“王兄，酒望挂低了。”显然挂酒望者姓王。康熙见酒望上写着“开市大吉”四个字，这字写得好啊！柳体为骨，颜墨为肌，字须飞动，气势雄伟。康熙非常喜好书法，一看到这几个字把康熙喜爱得心花怒放，恨不得立刻就封这个写字的当翰林。
看完了四个大字，康熙用眼又扫视了一下“酒望”，脸色“刷”地一下就变了，因为他看见“酒望”上的落款是“字王”，康熙打心眼里不高兴，心想：“凭这点工夫，就成‘字王’了？别说你呀，就是王羲之也不敢自称‘字王’啊，简直是狂妄到了极点。”
康熙存心想教训教训这个自称“字王”的小后生，就进店要了点酒菜，边吃边和掌柜聊天。
“‘开市大吉’几个字，是不是挂酒望那个后生写的？”
“是的。”
“他平日为人怎样？”
“好啊！”
“怎么个好法？”
“谦虚好学，不耻下问，所以他才练就一手好字！”
康熙不相信自称“字王”的人，还能不耻下问。当即向掌柜的要来笔、墨、布，在上面龙飞凤舞地写上了“生意兴隆”四个大字，落款“地王”。
掌柜一看，这字比“开市大吉”写得还好，立刻让伙计挂出去，和“开市大吉”对着挑在门前。围观的人立即齐声喝彩：“好字！好字！真乃神笔也。”
康熙听了，心里头很惬意。猛一抬头，他看到那个自称“字王”的后生，正羞惭满面地往下摘自己写的“酒望”。看来，这个后生就是谦虚，那么，为什么又自称“字王”呢？令人费解！康熙正在琢磨这件事，就见自称“字王”的后生已来到他的眼前，态度诚恳地向康熙请教。
康熙很喜欢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但当他想到“字王”两字，对他又冷淡了：“你不是‘字王’吗？‘字王’怎能向人请教书法呢？”
“我是‘字王’？谁说的？”
“看看酒望上的落款。”
这后生立即展开“酒望”请康熙过目。康熙不看则已，一看傻了眼了。原来落款写的是“王字”，康熙把“王字”看成“字王”了。当康熙愣神的当儿，这个后生向康熙介绍“王字”的由来。他说：“鄙姓王，俺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到了我这一辈，为了让我识字起名叫‘字’，所以，我的名字叫王字。”
康熙为了表示一点儿歉意，告诉他一些书法要领，并嘱咐他在家好好练字。最后说：“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京师棋盘街上见。”
两年后的这一天，王字来到京师棋盘街上卖字，又遇见了康熙，康熙看他写的字大有进步，立即封他为翰林院学士。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则民间传说而已，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位名叫王字的人被康熙封为翰林院学士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康熙这种爱人才惜人才的品格倒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