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贞观十三年，当时中国就有一千五百五十一个县，分为三百五十八个州府，平均每个州府辖有四个多县（第二年灭高昌国后新置二州六县，后来拓边新设的数百个不纳税的羁縻州府不算其列）。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根据山川地形将全国分为十个道。这些道不是一级行政层级，而只是中央派出的各种观察使“巡省天下”的责任区域。这些观察使有时也因任务特点而称做巡察使、按察使和巡抚使，还有一种钦差叫黜陟大使，光这个官名称呼就足以叫某些地方官吏心惊胆战。这些大使的主要任务还是“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主要是考察地方官行政之利弊得失，对他们进行赏罚。
唐太宗的反腐措施的特点是他并没有把行政监督权下放给各地政府和诸王，让其自查自纠，形成官官相护，而是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反贪事宜。这些派出的检察官们没有了地方的掣肘，查起贪腐案件来毫不手软，也很认真仔细，因为中央还会派员复查。结果使得许多官员在贪腐问题上即使有贼心也没有贼胆，也使得贞观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发生过官员贪污大案的朝代。
“贞观之治”之所以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与李世民具有深厚的“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在许多场合一再提到了国家必须以老百姓为根本，民能载舟，亦能覆舟。隋王朝的覆灭让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深信不移，并几乎深化到骨髓里面。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才能够不惜牺牲皇权利益和政府臣属利益，坚持分田到户（丁），实行农地私有化。李世民身体力行并且勇于实践以民为本的思想，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在他的率先垂范下，贞观一朝的官吏，无论高下，均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而老百姓也能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片升平气象，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光耀千古的贞观盛世。
必须指出，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过剥削和压迫。他自己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特别是在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丽，下令在四川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后的第五年，即永徽四年，又爆发了睦州（浙江建德）陈硕真领导的起义。这些都说明了“贞观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贞观盛世的社会和谐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记载的相关史实是人民生活安居乐业，“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农业生产则是“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谨之灾”。且由于连年丰收，“斗米三四钱”也。由于物质生产异常丰富，仓廪实而知礼仪，人民安分守己，遵循法度，阶级矛盾比较平和，社会治安良好，呈现出一派和谐呈祥的社会安定繁荣的景象。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唐帝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平气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中国人民简史》引一位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绝少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残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文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贞观政要》：领导的智慧
每阅《贞现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金熙宗
《贞现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吴兢编类之书也。
——［元］戈直《贞观政要》序
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委，可为鉴戒。
——明宪宗《贞观政要》序
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
——乾隆《贞观政要》序
《贞观政要》自问世之后，就被称为“帝王统治术之专著，后事治国者之圭臬”。它全面总结了贞观盛世的治国经验，生动展现了“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政治家风采和人格魅力，蕴涵着强国富民、经邦济世的政治智慧，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唐朝皇帝如宣宗，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贞观政要》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也曾风靡东亚各国。
《贞观政要》之所以历经多年的岁月砥砺，仍显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其奥秘在于：它绕开对贞观年间历史事件的宏观描述，独辟蹊径，分类选取了唐太宗君臣议政论事的精彩对话，只言片语间，刻画出明君良臣的诚信与坦率、深刻与大度、诤谏与宽容、自信与谦逊等风采，彰显了君臣共建贞观盛世的谋略。全书所展示的是封建时期典型的“和谐社会”——贞观之治的成功实践：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君臣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外交和谐等，至今仍然值得所有国人引以为傲。
《贞观政要》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实施仁政等领导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选拨德才兼备者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颇值得现代人借鉴。
此书每篇都凝聚着历史经验，蕴藏着历史智慧。书中有许多名言佳句早已成为世人传诵的经典。如唐太宗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这些良言警句对今人在认识问题、用人治事方面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
这部书从盛唐时代问世以来，之所以能够经历一千多年流传下来，不仅带有传奇的色彩，而且在千百年岁月的砥砺中，越发显示出它经久不衰的魅力。诚如元人戈直所说：《贞观政要》“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戈直的话不仅可以从唐、宋、辽、金、元的有关史实得到证明，而且还为后来明、清的有关史实所证明。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简要的考察：
——唐文宗和唐宣宗是被史家称为晚唐时期两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史载：唐文宗做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而唐宣宗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史家称其在位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十余年间，颂声载路”。
——辽朝君臣并没有因为文字的障碍而忽略了《贞观政要》的重要价值。辽兴宗诏命臣下译书，史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史家称赞萧韩家奴是辽朝的晁错、贾谊。
——金朝君臣也是如此。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防深以为然，认为：“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作为“金士巨擘”之一的赵秉文，还对《贞观政要》作了节要和评论，撰成《贞观政要申鉴》一书献给皇帝。其序文强调“特于鉴戒申重而已”。可见《贞观政要》的影响已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