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于开元二十九年，京城设“崇玄学”，其学生要诵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和明经科一样，参加国家考试。天宝元年，除《老子》已称《道德经》外，其余诸子也被分别尊为《南华真经》（《庄子》）、《通玄真经》（《文子》）、《冲虚真经》（《列子》），又加《庚桑子》为《洞虚真经》；庄子等也被尊为真人。对这些著作的尊崇，就给道教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崇玄学和儒教太学一样，置博士、设助教，招学生一百人。同时命令崇文馆也需诵习《老子》。第二年，崇玄学改称崇玄馆，博士升格为学士，助教升格为直学士。各州也置“道学”，和儒学并列。为了使天下人都正确理解《老子》本义，唐玄宗又御制《道德经》注、疏各一部，颁行天下，且命令天下每家每户，都须家藏《老子》一册。参加国家考试的士人，减少考试《尚书》、《论语》的内容，加试《老子》。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把道教确立为修身、治国的宗教，提高道教参与国家事务的比重。为了彰显老子的神圣和灵应，唐玄宗时代，还不断制造太上老君显灵的神话。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说他梦见太上老君对他说，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有老君的画像。派人去寻，果然找到了老君像，于是把像迎回兴庆宫，并且临摹多幅，分别供于各州的开元观。天宝元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自称于京城永昌街空中见到了玄元皇帝，让他把“天下太平，圣寿无疆”这句话转达给唐玄宗；还说在桃林县关尹喜的旧居之旁有灵宝符，玄宗派人取回，进献含元殿，并因此改桃林县为灵宝县。这一年，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等人，又说在太清门见到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说，玄宗是自己的裔孙，而他将保佑玄宗寿命无疆，天下安乐。道教本就是以《老子》为基本经典的宗教，三洞经书的创造企图扭转这个方向，但未能办到。唐代朝廷对老子及庄子等人的尊崇，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道教的固有倾向，彰显了道教作为修身、治国宗教的本来面貌。在这种情况下，道士们也纷纷转向，把《老子》作为自己的最高经典。其中最重要的是茅山宗。上清、灵宝等道经、道派，创立于东晋、南朝，南朝道教最著名人物，是齐梁时代居于茅山的陶弘景。他的传人不断，被后人称为“茅山宗”。据说王远知曾是陶的及门弟子，而潘师正则从学于王远知。被认为是潘所作的《道门经法相承次序》，明确贬低《老子》，认为它不入三洞，非是真经。《旧唐书·隐逸传》说潘少年丧母，以至孝闻于世。大业年间被度为道士，师事王远知，被授予道门隐诀和符箓。他清静寡欲，居嵩山逍遥谷二十余年，只服松叶、饮泉水，唐高宗、武则天到东都洛阳，曾召见过他，问他需要什么，他说唯需松叶、清泉，都是山中所有的东西，深得高宗和武则天的崇敬。
《旧唐书·隐逸传》所载事迹，和《道门经法相承次序》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基本一致。潘师正弟子司马承祯所作《潘尊师碑》，也只说他“年十二，通《春秋》及《礼》；见黄老之旨，薄儒墨之言”，他“理心事天”，唐高宗曾找他“访天人之际，究性命之元”。卫凭撰《唐王屋山中岩台正一先生庙碣》，说潘以“金根上经，三洞秘箓，许真行事，陶公微旨，尽授予我师（按：指司马承祯）”，《旧唐书·隐逸传》也说司马“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不言其他。但后来的道书《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则说，潘读儒经时，曾问母亲：“此书外有过此者否？”母亲回答说“唯《道德五千文》。”而《茅山志·上清品》则载，潘母鲁氏：“善言名理，口授（潘）以《道德经》。”这显然是潘的后学为适应尊崇老子的需要所伪造的历史。潘师正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司马承祯对唐睿宗问，说“道经之旨：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睿宗问治国之道，他说：“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司马承祯所说，是黄老的本来面貌。唐玄宗时，司马建议把五岳神祠改为上清真人降世的真君祠，唐玄宗答应了司马的请求，同时则命令司马“以三体写《老子》经，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上之”。和司马同师的吴筠，对玄宗说：“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玄宗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吴回答道：“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每与缁黄列坐，朝臣启奏，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间之以讽咏，以达其诚”（《旧唐书·隐逸传》）。这就完全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所陈皆“名教世务”，也是汉初黄老“采儒墨之善”的基本原则。稍后有司马承祯的弟子李含光，据颜真卿《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李“尤精《老》、《庄》、《周易》之深趣”。茅山宗在唐代，可说是最大、最有组织、最有影响的道派，他们以《老子》为主要经典，把思想转向主要以修身、治国为主，就表示唐代整个道教面貌都转向了汉初的黄老道家之道。其他道派，比如楼观道派，原本就一直尊崇老子。他们的领袖人物尹文操，“自识文字，唯诵《老子》及《孝经》”（员半千《大唐宗圣馆主银青光禄大夫水尹尊师碑》）。曾经注《黄庭经》的白履忠，号梁丘子，同时也著有《三玄精辩论》和《老子注》。王希夷，“孤贫好道”，他隐于嵩山，拜道士黄颐为师，“尽能传其闭气导养之术”。
后来居兖州徂来山，与道士刘玄博为友，“好《易》及《老子》”。《老子》，确实已经成为唐代道教最主要的经典。唐朝初年，由傅奕发起，佛道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道教参与论争的人物，傅奕、李仲卿、李荣等所坚持的理论，就是《老子》的学说；道宣作《广弘明集》和《集古今佛道论衡》，对道教的抨击，也集中于老子其人其书。唐朝后期韩愈反对佛老，也是把老子其人其书作为道教的代表。朝廷的导向，最大道派的倾向，佛、儒二教对道教的认识，都认为道教的核心崇拜对象是老子，核心教义是《道德经》。如果说，寇谦之“清整道教”并没有“清整”彻底，或者说是收效不大，那么，唐代道教可说基本上完成了“清整”的任务，完成了寇谦之的未竟之业。对道教的“清整”，自然首先是道教内部的要求。这个要求，一半是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一半是对当时自身腐败的反应。但是，外部的批评，特别是来自佛教的批评，对于帮助道教明确方向、清整教义，也起了重要的作用。3道教对佛教的反应佛教初入中国，往往依附道教的理论。但佛教的传播也不断和道教发生摩擦。南朝时，道教曾用夷夏之防来向佛教进攻，佛教所恃，则主要是它教义的高明。佛教特别抨击道教的方术，认为那不登大雅之堂。在相互接触和相互冲突中，道教也开始向佛教学习，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教义。唐代初年，傅奕抨击佛教，同时表彰道教，在他看来，道教是治国的宗教。他临终前对儿子说：“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谓名教，汝宜习之”（《旧唐书·傅奕传》）。魏晋时代，名教和自然的冲突，也就是周孔之教和老庄的冲突，但在傅奕看来，老庄和周孔一样，都是名教。与之对立的，是佛教。这是唐代尊崇老子的直接产物，也为道教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唐初的争论，以佛教失败告终，唐太宗李世民随后下了《令道士在僧前诏》：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政。然大道之兴，肇于邃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反朴还淳。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逮于后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非一。洎乎近世，崇信兹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返，于兹累代。……道教是古来相传的，佛教是后来才产生的；道教是诸华之教，而佛教是外来的宗教。道教讲清虚，能“经邦致治”；佛教讲因果，使人迷恋于祸福。过去佛教甚至居于道教之上，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是李世民让道先佛后的基本理由。但是佛教方面不能同意这个意见，以僧人智实为首，向李世民上奏章。奏章中不敢抨击老子，而是大力抨击“当今”的道士迷恋方术，并非信老子之道的道士：寻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异。不立观寺，不领门人。
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而养性。智者见之谓之智，愚者见之谓之愚，非鲁司寇莫之能识。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张之秽术，弃五千之妙门。反同张禹，漫行章句。从汉魏以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广弘明集》卷二十）这些背叛了老君学说的道士，在佛教看来，是假道士，因此不宜处于僧人之前，因为这样就会使“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同上）。这道奏章再次表明，在佛教看来，只有以老子学说为核心的教义，才是道教的正宗真传。这是对当时道教的指责，也从反面为唐代道教的发展指出了方向。这次争论十年以后，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命玄奘将《老子》译为梵文，并派道士成玄英、蔡晃参加，协助工作。蔡晃等主张用《中论》、《百论》来理解《老子》，把道译为“菩提”等等，遭到玄奘拒绝。玄奘坚持，道只能作为路，译为“末伽”。他们所据的底本，是河上公注本。这个注本原有一个序言，署名葛玄。该序言先叙述老子降世为人，作《道德经》，次述河上公事迹，后面有郑隐所传葛仙公玄的“太极隐诀”；要求念完经诀后，要叩齿咽液：毕，叩齿三十六通，咽液三十六过。先心存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足下八卦神龟，三十六师子伏在前。头巾七星，五藏生五气，罗文覆身上……口诀：读经五百言，辄叩齿三，咽液三也。玄奘坚决不译这个讲叩齿咽液的序言，他认为，这些内容：“同巫觋之淫哇，等禽兽之浅术”。玄奘的态度，也在告诉道教，哪些是上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在唐高宗主持下，佛道二家曾进行过多次辩论。道教方面以李荣为主，李荣立“道生”义，意思是“道生万物”。佛教方面问，道为什么生善又生恶？李荣立“老子名”义，佛教方面指责说，不应把皇上祖先的名字用来立义；李又立“本际”义，讲道体问题。如此等等，其目的无非在证明，老子学说的高明。佛教方面在反驳中，对老子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如隐法师认为：“至如五千文内，大有好义。”静泰说：“《老子》二篇，庄子《内》、《外》，或以虚无为主，或以自然为宗，固与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至于上清、灵宝等三洞经书，在佛教方面看来，则不足评论。依辩论法则，胜方可对败方任意嘲骂。有一次，佛教骂道士们“手把桃符，腰悬赤袋；巡门厌鬼，历巷摩儿”，“不异淫祀邪巫”，而不同于佛教的“清虚”。对于道士来说，被人描绘为淫祀巫师的形象，是非常丢脸的事。这些争辩，也推动着道教保持自己本来的方向，抛弃那些方术邪道。从晋代到南北朝，道士们在创造上清、灵宝经书的时候，除了大量采纳方术，另一方面就是大量采纳佛经。佛教方面在佛道论争中，不断揭露道教对佛教经书的剽窃。
甄鸾《笑道论》说，所谓《妙真偈》，是抄自《法华经》，只是将“佛智”改为“道智”。《灵宝妙经天文大字》，也是抄自《法华经》。道安《二教论》也说：“《黄庭》、《元阳》，采撮《法华》，以道换佛，改用尤拙。”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说：“京师五通观道士辅慧祥，三年不言，改《涅槃经》为《长安经》。”说明这种活动到隋代仍在进行。《正统道藏》现存有《无上内秘真藏经》、《太上三十六部尊经》、《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太上灵宝元阳妙经》等是唐初或较早时期的著作；《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出世可能更早，这些经，都是将佛经改为道经，有些往往仅是改了名词。这些经的存在，说明佛教方面的指责不虚。在抄袭佛经的过程中，道教方面也逐渐学会依佛教的样子造作自己的经书。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是如今《道藏》中仍然排在第一的《灵宝度人妙经》。该经和佛教的《大般若经》一样，下一段几乎是对上段的重复，只更改少数几个字，就又成一卷。在这样烦琐重复的许多卷中，所讲内容也几乎全部雷同，都是说元始天尊登台说法，诸天帝尊神灵都来听讲。元始天尊讲经一遍，会如何如何；讲经两遍，会如何如何，比如瞎子眼亮，聋子耳聪之类，再后是听讲者都得长生神仙。因此，世人要多念此经，说念经多少遍即可成仙云云。如果说前面所述的经书是抄写佛经文字，这经则是抄写佛经文意。再后就是采摘佛教教义，作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比如潘师正的《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论“道家阶梯证果究在何处”道：窃以法性常湛，真理唯寂，虽混成而有物，而虚廓无朕。机感所及，冥然已周。因教立名，厥义无量。夫道者圆通之妙称，圣者玄觉之至名。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然得道有多少，通觉有浅深。通俗而不通真，未为得道；觉近而不觉远，非名圣人……接着论述十转位、五道果。认为服食休粮，可得地仙果；加上行善持戒，可得飞仙果。如能进一步理解教义，心有所得，可得更高道果，其最高一级是无为果。无为果和寂境、即涅槃寂静的关系是：寂境即是无为，无为即是寂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