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西周末年就有人用气的相互作用解释地震的成因，春秋时代又有人用气的作用解释疾病的成因。而到了战国时代，人们就用气来说明物的质料构成，并且能够把气分为阴阳两大类，认为是这阴阳二气此消彼长的运动决定着每年四季的寒暑变迁。汉代学者，则根据阴阳二气的周年运动去推测上天的意志。他们认为，阴阳二气运行正常，则风调雨顺，四季分明，这也表明人事正常，上天满意。如果冬雷夏霜，旱涝不均，并且由此产生一系列自然灾害，则说明政治腐败，上天震怒。而董仲舒推祥瑞灾异，归根到底，也就是推阴阳的运行是否正常。所以《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4）道与气的哲学起初，人们研究有关道的各种问题，为的是把国家治理好。然而治国和人生都碰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好人、也有坏人？怎样才能把坏人除去，或者把他们变成好人？如果说孔子教导人们的仅仅是怎么做，那么，孟子和荀子要回答的不仅是要怎么做，而且是“为什么”这样做是有效的。孟子说，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都可以教育好。荀子则说，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只要去纠正，就会像木匠矫正弯木一样，把人恶劣的本性矫正过来。然而孟子、荀子都还是从各种社会现象出发，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根据。到董仲舒，则开始用气论、从人身体的构成质料去说明人的本性。董仲舒反对孟子，他说，本性就是生来具有的东西，不是后来才发生的东西。人能够被教育好，不能说明他的本性就是善的。就像米是从谷子中出来的，但不能说谷子就是米。他认为，人由阴阳二气构成，所以本性有善也有恶。但有两种人除外。一种是圣人，圣人的本性有善无恶；另一种是所谓“斗筲之人”，即气量非常狭小的人，这种人没法教育好，他们的本性就是恶的。从此开始，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性三品”说。道是“怎么做”。做，要有施加的对象，这就是各种事物，其中主要是人。道，讨论的是怎么做的问题；气，讨论的是做所施加的对象。有了道和气这两个范畴，治国者需要讨论的两个主要方面就齐备了。天道是天怎么做，天道所施加的对象是天地日月星辰以及山河草木等各种自然物；人道是人要怎么做，人道所施加的对象主要是人。在汉代，人们还用气论说明了天地万物的生成等种种问题，中国哲学的内容可说比较完备了。我们由此可以把中国古代哲学概括为“道与气的哲学”。其他种种问题，可说都是围绕道与气这两个概念或说范畴展开的。由于发现了物与物不经接触就可以发生作用，这就否定了先秦的天道自然学说。董仲舒哲学的产生以及取得统治地位，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天和人的感应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而天人感应学说一个重要前提是，以气为中介的感应是不论距离远近的。但是王充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证明，所谓天人感应的大量事件，其实完全是一种巧合；他还从理论上指出，以气为中介的感应与距离的远近有关。随着距离变远，作用也逐渐减弱。人微小的气，不能感动上天。由于王充的说法有根有据，当汉代灭亡前后，这个理论就逐渐流行起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之上，仍然是天人感应的统治；在朝廷之下，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之中，则是天道自然观念的流行。这两个方面，都作为历史遗产传到了隋唐时代。
3隋唐以前的道教哲学
（1）黄老道教与方士从汉代开始，与儒教并行的是道教。当今学术界一般把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作为道教兴起的标志。然而史书记载，张角所信奉的是“黄老道”，所以太平道也就是黄老道。史书上还说，张鲁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性质是一样的，因而也是信奉黄老道的。并且此后一切历史文献都说明，古人语汇中的黄老、道家，所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教。因此笔者指出，太平道、五斗米道还不是道教的源头，他们还有自己的源头，这就是汉初的黄老之治，或者说是司马谈所说的道家。参见拙著《道教本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其导论《黄老、道家即道教说》，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二期。并且指出，道教的最高经典，自始就是老子的《道德经》，或者简明地叫做《老子》。道教的目的，也是治国平天下。只是在它的政治目标屡遭失败之后，才把追求长生不死的方术作为自己活动的主要内容。据史书记载，追求长生不死的活动开始于战国时代，追求者主要是君主，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的秦皇和汉武。汉武之后，汉宣帝、王莽等，都是长生不死的热烈追求者。至于唐代，长生不死更是上自皇帝下至达官贵人普遍追求的目标，因服丹药而死的唐代皇帝就有八九个，可见社会风气之一斑。就实际情况而论，长生不死乃是中国古代一般的社会需求，也是世界其他古代民族曾经有过的社会需求。即使佛教，它认为万法皆空，追求涅槃寂静，把肉体看做臭皮囊，但在佛经中，也是处处把人民长寿看做皈依佛教的善果。就是说，佛教也把长寿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虽然不是它的最终目标。
而方士，就是适应这样的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士人集团。方士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人和自然界的矛盾；他们用以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古代称为方术或艺术、方技，从现代的观点看来，其中主要是巫术。但他们不是巫，巫曾是国家官员，功能主要是通神，秦汉以后的国家组织系统中仍然有巫。就中国古代的情形而言，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所面对的主要是社会矛盾。他们的分野，主要也是因为社会主张的不同。因此，方士和这些派别都不一样，它不属于任何一家，但可以依附于任何一家。至于依附谁家，那要依具体情况而论。先秦时代的方士依附过国君，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秦始皇。汉朝初年，方士首先依附的是行黄老术的汉文帝。但汉文帝发现方士的作为多是骗局，就疏远了方士。所以在数十年中，方士的活动处于沉寂状态。汉武帝继位之后，方士又大量繁殖出来。虽然汉武帝一次次地受骗上当，但他总希望有个真的方士出来，希望能得到一副真的不死药，所以方士的活动也就一直处盛不衰。唐代皇帝仍然如此。因此，方士的兴盛完全是上层社会荒唐需求的产物。方士本身是无世不有，但他们能够兴时，没有社会上层在政治上和财力上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当方士处于社会底层、未能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们的失败也很少暴露。不少人，对他们还抱着一种敬畏感和神秘感。但当他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和效果，也就都暴露于社会表面。西汉时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方士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也把他们的失败暴露在了社会表面。所以到了东汉时代，儒者的著作中，出现了“金不可作，世不可度”（应劭《风俗通》卷二）的议论，诗歌中传出的是“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驱车上东门行》）的声音。以求长生为目的的方士开始从社会上层退却，沉向社会底层。与这种趋势大体相应，是道教在政治上的又一次失败。先是张角的太平道起义失败，不久即是张鲁的五斗米道被曹操征服。道教也再次退向了社会下层。只是在这一时期，方士才大量涌入道教；而道教也开始与方士大规模地合流。道教从此一步步成为以追求长生不死为目的的宗教。
《抱朴子内篇》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道教和长生术逐步合流的痕迹。（2）不死药的误区曾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神仙思想的产生是由于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看到海市蜃楼而向往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流行一时，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海边不只是燕齐之地，而看到海市蜃楼现象的也不仅仅是在海边。此外，难道看到海市蜃楼就会想要生活其中吗？司马迁说过，激于道义者例外，至于一般人，则“莫不贪生而恶死”（《报任安书》）。这可说是人类共有的本性。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虽然如此，把贪生的愿望变成行动，却非要一种强大的动力支持不可。动力何在？我们也只能从历史的演进中作出推论。最初追求长生不死的行动，是方士们去寻找不死药。认为服药可使人不死，那一定是与医学的发展有关。而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医学确实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有所谓“起死回生”之效。而直到当代，真正无疾而终的人几乎没有。人的死亡，基本上是由于得病。那么，药既然能够治病，假如有那么一种药，它能使人不病，不就可以使人不死了吗？自然，这样的药不是一般的药，而是一种好药；好药不易得，所以需要去寻找。最初的不死药是什么成分，没有资料流传下来。只是从后来的文献中推知，起初的不死药主要是动植物药，因为中药的成分主要就是动植物。但是，这样的药并不能使人长生，于是人们把眼光转向了矿物药，其中主要是黄金、玉石之类化学性质比较稳定的矿物。此外，丹砂、水银和铅，虽然化学性质活泼，后来也成为不死药的主要成分。当时人们选用这些药物，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些药物会把自己的性质转移到人的身上。这样的观念，也是其他古代民族共有的观念。比如吃了牛和虎，就会具有牛虎的气力等等。而直到现在，中医把药物依寒、凉、热、补分类，以及所谓“以脏补脏”理论，也还是同一观念。当时的丹经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分明道出了人们的服药观念。依这样的观念，草木药自然不能使人长生，因为它们自己就不能不死。一烧即焦，一煮即烂，自己没有长生的性质，如何能把不死的性质转移给人体？依这样的观念，丹砂、水银和铅，是最好的长生药，它们不仅自己不败朽，而且在烧炼中可以互相变化。而人们所向往的神仙，也就是变来变去而不失自我的存在。人们希望，丹砂、水银和铅等，能把自己不败朽且能变化的性质转移给自己。今天我们知道，丹砂、水银和铅，都是剧毒物质。至于金玉之类，既然具有极强的抗腐蚀性质，也就难以被人的消化系统消化。人们服用它们以后，不但不能吸收它们不败朽、能变化的性质，而且足以中毒致死。这一类的悲剧，在唐代得到了最充分的表演。（3）内修服气术及其理论服食药物以求长生不死，提倡者把它叫做“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抱朴子内篇·金丹》），即借助外面药物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生命。与假求于外物以长生不死几乎同时发生、甚至发生更早的，是内修术。据《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在尧的时代，由于水灾潮湿，人们都患了关节疾病，于是尧创作了舞蹈，“以宣导之”。而在战国时代，则已经有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庄子·刻意》），为求形体的长寿。庄子称这种方法为“导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中，就有一幅这样的导引图。三国时代，名医华佗创造的“五禽戏”，也是导引或舞蹈的一种。
这样的导引或舞蹈，还只是体育锻炼的性质，有关它们的最初记载，还没有把它们和求长生不死联系起来。到了汉代，《淮南子》在分析各种动物的特性和食物的关系时，也提到了人：“……食草者善走而愚，食叶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淮南子·地形训》）从后来的有关文献判断，所谓“食气者”，显然指的是龟。人们对龟的生活习性的错误观察，导致了一种历久不衰的长生方术，这就是所谓“服气术”，即服食气的方法。所谓“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当就是一种服气术。这种方术认为，大量地吸纳空气，就可以像龟一样长寿。那身体的各种动作，当是为了促进大量地吸气。东汉时期的《周易参同契》就抨击这种服气术，说它是“食气鸣肠胃，吐正吸外邪”。也就是说，它不但不能使人长寿，反而足以引起呼吸系统的疾病。“外邪”不能吸，于是服气演变成了服食内气。这种服食内气的方术也叫做“胎息”。意思是说，人不能吸收外面的气，而应当像婴儿在母胎中一样，服食内气。尚处于母胎中的婴儿是人的开始，所以他所呼吸的气也被叫做“元气”，即开始聚合成人的气。这种模仿胎息的服气术，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呼吸微细，微细到把动物的绒毛放在鼻孔前面，绒毛都不会被吹动。自然，这样的服气也不能伴随身体的激烈动作，而只能使身体尽量安静下来。这也就是现在气功师们所说的由动功变成了静功。事实上，内气和元气都是思维推论的产物，并不是果然有那么一种独立存在的气。古人不能了解婴儿在母腹中如何呼吸，仅仅因为他处于母腹之内，就说他吸的是内气。而元气，不过也只是开始的气。天地开始，是由于元气的剖判；人的开始，也是由于元气的聚合。元气在这里都仅仅具有开始的意义，并没有与其他的气不同的特殊的性质。然而，长生不死的追求给这种本来是无心的概念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认为这元气和一般的气不同，就是因为它能够聚合成人。由于这时的服气术不再是吸纳外气，“服气者神明而寿”的理论也不再适用。这时候，服气术从金丹术那里取来了它所需要的理论，把“服金者寿如金”蜕变为“服元气化为元气”。并且认为，化为元气之后，想聚合时，就聚成人形；想消散时，就无影无踪。今天我们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神仙，大多都具有这样的功能。（4）长生术与老子哲学的合流通过服气化为元气，而元气又是人的开始之气，这个过程，和人生的自然进程是相逆的，所以被称为“返本还元”，即复归自己的开始。并且认为，这就是全部成仙术的本质。其中的具体做法，也被概括为“颠倒”，因为它和人们的正常行为是相反的。人生的正常进程，是生长壮老死；要追求长生不死，当然是和一般生物的自然进程完全逆向的。长生术对自己本质的概括，符合它的实际。道教以《老子》为最高经典，天道自然是《老子》的基本主张。天道自然，人道也应该把“自然”作为行为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