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避讳之俗源于周代。宋代学者洪迈说：“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于本庙中耳。”（《容斋随笔·三笔》卷十一）《左传》桓公六年也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又《礼记·檀弓下》载：“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也。”这就是说，周代时的避讳，只是讳死者的名字，是“敬鬼神之名”，而对“生者不相避名也”（《通典》卷一○四郑玄语）。当一个人死了以后，名字就要避讳了。在当时的避讳习俗中，最重要的是讳周天子之名。周代还专设“小史”、“太史”职官来负责周王的名讳等事。但当时的避讳是很不严格的。如“读书不讳，临文不讳”，“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等。如《诗经·周颂》中的“克昌厥后”、“骏发尔私”二句诗均作于成王时代，但周成王却没有为周文王“昌”、周武王“发”避讳。正如孔颖达解释说：“古人讳者，临时言语有所避耳，至于制作经典，则直言不讳。”总之，周代见之于史籍的避讳记载是很少的，计有《尚书·金滕》一条，《左传》桓公六年一条，《国语·晋语》一条，因此，有人认为“从西周至春秋、战国，则是避讳的滥觞时期”。实际上这是一种西周起源说（见曹松林《避讳起源浅探》，《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三期）。
三、避讳之俗源自春秋时期较为合理，西周则缺乏根据。其例证是《左传》桓公六年的记载：“晋以僖侯（《史记》作“厘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宋人王观国在《学林》中据此说道：“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范献子聘于鲁，问具、敖二山，鲁人对曰：‘先君献、武之所讳也。’而春秋时鲁大夫有公孙敖，与鲁武公同名，在武公之后，是与国君同名也。然则讳自周始而不酷讳可知也。晋僖侯名司徒，故废司空而改为司城。凡此类，虽或讳之，鲜有避者。”这里，鲁献公、鲁武公、晋僖侯、宋武公都生在西周，除宋武公外，其他三人都是在位于西周，但他们的避讳却发生在春秋。所以，有人认为“西周无避讳，避讳始于春秋。”其理由还有，司徒、司空二官名和具、敖二山名在鲁献公等人以前就已存在了，若是西周已有避讳，那鲁献公等人就不会故意取这样的名字，让人去改官名和山名的（陈光坚《讳源略说》载《学术论坛》1981年第四期）。
避讳这种习俗在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呢？前述西周起源说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无法承受各种突发的和偶然的灾祸、兵变与其他社会压迫。于是，人们创造了神，并冀以得到神的保护，同时，对那些在生时主宰过人们命运的人，就形成了他们在死后也会法力无边的观念。所以，产生了避讳。另外，避讳的产生与西周的宗法制度、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形式和“孝”的道德观念有深刻的渊源。为活人避讳的出现则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见曹松林《避讳起源浅探》）。我认为，姓名称呼上的避讳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为君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流弊之滥觞。
避讳产生之后，盛行于唐宋和清朝，经过陈垣先生《史讳举例》一书的系统总结，形成了一门“避讳学”，成为在史学研究、文献整理和考古中必须掌握的实用知识。
信仰的融合
三大宗教何时进入中国
“宗教根本目的是为了把人类面对世界的荒诞和命运的偶然所产生的惊悸心灵平抚下来，使心灵获取超越终极的拯救”。地域不同，信仰不同。
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入我国的？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西汉末说。（一）据《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魏书·西域传》得知，公元前一世纪有毗卢折那罗汉由迦湿弥罗来到于田弘化，赞摩大寺。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也陆续传入了佛教，并建造伽蓝佛寺。学者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之始。（二）《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期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佛经）。”大月氏是西域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印度传法和我国早期翻译的通行办法，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内地的可信记载。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均主此说。
二、西汉末、东汉初说。有的学者认为西汉末年伊存向景卢口授浮屠经只是佛教思想开始传入我国的正式记录，但当时还没有宗教性活动。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刘秀之子楚王刘英曾为“浮屠”斋戒祭祀，供养“优婆塞”（又译伊浦塞，意为“近善男”，接受五戒的在家男居士）和“桑门”（又译沙门，即和尚）。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汉明帝并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详见《后汉书·楚王英传》。这是封建统治集团正式承认佛教地位的明确记载。据此黄心川、载康生在其所著《世界三大宗教》一书中说：“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前后）逐渐传入中国。”（三联1979年版，110页）
三、东汉初说。从西晋以来，在佛教徒中间一直流传着“明帝求法说”。此说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为佛教传入内地之始。此说谓：“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向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理惑论》第二十章）明帝遂派遗遣蔡、秦景、王遵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道。永平十年蔡等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建精舍给他们居住，称为白马寺。于是摩腾、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虽然关于明帝求法年代，明帝所遣使者和佛典的传译有互相出入的地方，有人……断定汉明帝时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但是我们从当时整个佛教传布的形势，中国和当时西域诸国的交通……可以断定佛教……开始传入当在东汉初年。”（《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二页）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具体年代，主要也有三种说法：唐武德说、唐贞观说、唐永徽说。
一、唐武德说。明人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条”说：穆罕默德的“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618—626年）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于泉州。”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伊斯兰教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传入我国的。泉州黄秋润先生在《浅谈伊斯兰教传入泉州》一文中说：“伊斯兰教在唐武德年间传入泉州是完全可能的，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是相吻合的。”
二、唐贞观说。清初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补遗）《真教增碑记》说：穆罕默德“命其徒赛尔德宛歌斯以真经三十藏，计销勒一百一十四篇，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来献。云：‘诵此经能灭诸邪’。（唐）太宗撰之，颁诸天下，而其教遂大行于中土焉。”《回回原来》（又名《西来宗谱》，假托刘智之父刘汉英撰）说伊斯兰教是在贞观二年（628年）传入我国的。李松茂在《从穆罕默德的创教活动考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一文中说：“我们初步认为，公元628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可能的，唐贞观说有多方面资料的根据。”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说：“广州北门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认为始至中国之人，其墓碑谓建于贞观三年。”刘圣五在《回教传入中国的时期》一文中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在西纪六二九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前后。”
但武德说和贞观说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到公元622年“希吉来”，这13年是穆罕默德及其信从者“遭受耻辱、迫害、表面失败”的时期，是伊斯兰教最困难的时期。穆罕默德及其信从者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严重威胁，他自顾不暇怎能派人漂洋过海来华传教？就是在公元622年至公元630年这8年，他也无暇顾及远方传教事宜。从公元622年希吉来起，伊斯兰教由传教时期为建教时期。公元622年建立麦地那清真寺、建立“穆斯林公社”（乌马）、制订并颁布各族应遵守的“宪章”；622至624年规定伊斯兰教的“五功”制度。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卫麦地那和重返麦加而同古来什军队发生多次战争：624年发生伯德尔战役、625年吴侯德战役、627年联盟战役、629年穆问泰战役，630年经“发特哈”之役，穆斯林占领麦加。战事至此远未结束，为保卫麦加，平定叛乱，同年又进行了侯乃尼战役、台丰克战役，直到631年，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才“渐趋稳定”。在如此紧张、繁忙的情势下，穆罕默德如何会考虑派人赴远东传教之事。
三、唐永徽说。《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列传第一四六《西域·大食》：“永徽二年，大食王【dàn】密莫末腻遣使者朝贡。”同样记载又见于《旧唐书》、《册府元龟》和杜佑《通典》。陈坦老首倡永徽二年传入说。他说：“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确自唐永徽二年（651）始。”永徽传入说，在陈老倡导下，似乎已成定论。然而对此有人却提出异议。
《唐代的番客》一文中另有一段话讲得更加实际：“伊斯兰教传入的标志是什么？是礼拜寺的修建，是宗教职业者的到来，且伊斯兰教在中国土地上是不主动向教外人宣传说教的，故苏莱曼说九世纪‘中国至是时，仍无一人信回教者’所以要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确定一个确切的绝对的年月，看来是有困难的，我们只能把它大致推断在一个相对的历史时期里。”
基督教的《圣经》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响都很大。1807年9月8日，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了广州。他在《回忆录》中讲：英国伦敦教会给他的任务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在中国获得传教的立足点，“也许有幸可以编一本汉语字典……或更有幸地能翻译《圣经》”。1847年洪秀全与洪仁就曾亲赴广州，到美国基督教南浸礼会的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道”，“研究《圣经》，听受功课”。在两个多月中将《圣经新旧约全书》“细览”，详细地了解了基督教的仪式和组织。宗教戒律仪式在后来的太平天国革命中被改造成相当完备的革命军队所需要的严格纪律，如洪秀全把摩西“十诫”改成“十款天条”，成了“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可见这时基督教已在中国扎根，现代人当中也有许多人信奉基督教。
西行取经，何止玄奘
谁是西天取经第一人
唐玄奘西天取经人所共知，东晋的法显和三国的朱士行也是潜心佛教取法于域外的人，他们谁是西天取经第一人呢？
东起长安西迄地中海东岸的丝绸古道，不仅成为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国际通道，而且也是佛徒众僧西行求法的文化要道。然而，在西行取经求法的众僧之中，首创先河的是谁呢？
人们普遍认为唐代和尚玄奘是西天取经第一人。玄奘（公元602—664年），俗名陈祎【yī】，河南缑【?弈ōu】氏（今河南偃师县）人。出身于官吏家庭。玄奘自幼对佛学发生了浓烈的兴趣，13岁时出家习经，他性情温厚，待人诚恳，刻苦钻研，与众僧切磋商榷，深得当时佛学权威法常和僧辨两位大法师的赏识，他们称赞玄奘为“释门千里之驹”。在公元628年，玄奘26岁时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佛教界的后起之秀。玄奘在佛学上造诣愈深，疑问就越多。他深感国内佛教经典体系太乱，造成佛教的宗派分歧。过去翻译的佛经，不是过于直译，就是过于意译，往往有失原意。为了追寻释迦之迹，求道于源，他觉得只有亲莅游学印度，才能取得真经。于是，玄奘立志“誓游西方，以问所惑，以释众疑”。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玄奘告别长安，踏上了西游取经的艰难险途，历经两年的千辛万苦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他在异国他邦专心致志地钻研佛学，虚心向高僧们请教，熟读印度所有大乘、小乘经典、吠陀颂赞和天文、地理、医药等许多书籍，玄奘在印度佛教界赢得了很高的荣誉。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载誉而归，平安地回到长安。唐太宗知道他的不凡经历，便下敕“近京之日，空城出观”，并专门为玄奘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还把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大批经典、佛学、帐舆一一陈列出来，让广大百姓参观。玄奘从青年时代开始西游取经，此时已是四十多岁，游历了大小110个国家，这在世界旅游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玄奘回国之后，立即组织各地高僧百余人，开始了翻译佛学经典和著书立说的艰苦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三更暂眠，五更又起”。在他的主持下，经过19个春秋，翻译了卷帙浩繁的佛经达一千三百多万言，共75部，1335卷。玄奘还应唐太宗的要求，完成了闻名中外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这部书是玄奘口述，由弟子笔录，于公元646年完稿。书中记载了他亲自游历的110个国家的风俗、文化、地理、气候、水文、生物、矿产、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叙述生动真实，文辞绚丽雅达，不失为我国古籍中的一本名著。它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各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后来还被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广泛流传。此外，玄奘还把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老子》和在印度已经失传的佛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人民。玄奘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旅行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沟通中印文化的翻译家。由于玄奘不畏险阻，周游印度，取经归国的事迹太感人了，唐代以后的文人骚客纷纷以此为据，编写成各种话本、杂剧、小说，如《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唐三藏西天取经》，特别是吴承恩的名作《西游记》，更使玄奘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学专家则主张东晋时代的法显（337—422年）为我国僧人西学取经的先驱者。法显本性龚，山西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他在出家修行期间深感佛教“经律舛缺”，便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从京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渡流沙，越葱岭，遍历北、西、中、东天竺各地，后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并到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于义熙八年（412年）回到国内。法显西行取经前后凡14年，游历三十余国，带回许多梵本佛经。归国之后，法显一边翻译佛教经律，一边撰著旅行传记，终于写成《历游天竺记传》一书，又名《佛国记》。书中对他所经历的三十余国的山川、民俗、风物都有全面扼要记载，法显的《佛国记》不但是四世纪时亚洲的佛教史料，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通往来史料。它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关陆海交通的最早详细记录，成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文献。
在文史界，有些专家学者还大胆提出冒险西游取经的先行者是三国时代的朱士行。在曹魏时代，大乘佛教便由丝绸古道开始传入中国，当时最流行的译本是佛教经典《道行若碨【pán】》。朱士行从少年时代起就深受佛教的熏染。决心削发出家为僧，做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出家以后，他专心研读经典经书，《道行若碨》更是他爱不释手的书籍。但是因为《道行若碨》一书的传译者对该经书的理解未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朱士行慨叹这样重要的大乘经典竟译得不彻底不确切，为了使后世僧人不致承谬传讹，就立志西行求法，寻找原本真迹。
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从洛阳出发，向西穿越莽莽的大漠荒原和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视日以准东西，识人骨以标行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辗转奔波来到了大乘经典的集中地于阗国。在那里，他果然得到了《放光若碨》的梵本，凡90章，六十余万字。由于受到种种阻挠，朱士行未能将这本经典很快地送回国内。直到太康三年（282年），才想方设法由他的弟子弗如擅送回故土洛阳，而朱士行终身滞留西域异邦，80岁时病逝他乡。
在中国历史上，西天取经第一僧究竟是谁？是玄奘，是法显，还是朱士行，抑或另有他人，我们期待着这一谜底早日结具下文，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