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长存的民族
华夏族何时形成
华夏是历史上许多民族融合后的产物，是兼容并蓄的综合体，是主流文化与周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博大风范可见不是其他民族所能比的。
对于“华夏”这个名称，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称号。今天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都以华人自居，在东汉以前，华夏族就是指居住在中国土地上，以汉族为主干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古代民族。“华”、“夏”分称在西周的文献《尚书》和金文中就已出现，“华夏”并称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但是，“华夏”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称中国人为“华夏民族”、“华夏子孙”？对这些问题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
章太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以夏为族名，以华为国名。夏从夏水而得名，华从华山而产生。即通常所说的“华夏族定居在华山之周，夏水之旁，故而得名”。而在甲骨卜辞中，“华”是仅次于“河”（黄河）的最重要的神，指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岳。这一带曾经是周人营洛邑之前的中心地区，自旧石器时代的蓝田人开始，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它的周围都是文化遗存最集中的地方，传说中的黄帝和周族都在这一代活动，所以华山成为早期华夏文化的象征。
翦伯赞认为，华夏实为历史上“夏族”的一个分支。历史上的夏族曾活跃于今天的甘肃、河南、山西一带，后因自然环境的变迁，夏族也不断地四处迁徙。其东迁中原部分的，后来称为东夏，又称华夏；其西移甘肃的，称为西夏，又称蛮夏；其始终生活在原地区的，后来称为大夏。东夏者，所以区别于西夏；华夏者，所以区别于蛮夏；而大夏者，又是用来区别于东夏与西夏的称号，是夏族的美称，也是夏族的总称。
范文澜则认为，华夏这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而对文化低、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按其方位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秦汉时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随着“中国”范围的扩大，华夏文化也随着发展扩大，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都纳入了华夏族的范畴。华夏，遂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
柳诒【yí】徵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中指出，中华民族的组成，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过程，即使以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历史最长的汉族为例，其“血统之混杂，决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因此，中华民族的形成，实拥有其丰富的历史内涵。
冯天瑜研究指出，在原始社会末期，祖国境内存在着三大部落联盟：中原的炎黄部落、东方夷人部落包括太蚫氏、少昊氏、蚩尤、后羿以及南方的三苗集团。这三部分是构成华夏民族的主要力量。华夏族的形成过程是这三个集团不断渗透、融合的过程。那个时代，几个势均力敌的部落联盟或者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或者相互侵夺、交战，经过战争以后，形势逆转，战败者俯首听命于胜利者，加速了融合的过程。从现存的文献上看，在相互的战争中，中原地区的炎黄部落显然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成为华夏族的中坚和核心部分。这三大部落在当时虽有区域上的暂时割据，但是他们的活动范围却是彼此交错的。黄帝有熊氏世居河南新郑，经常南征北战，足迹穿越华北平原北达燕山南北、席卷江汉平原，南抵江淮流域，东临大海，西至甘肃。黄帝之孙颛顼曾养于东夷的少昊之国，又留在东夷辅佐少昊执掌政事。各部落联盟呈现出越来越融合的趋势。炎黄部落之间的“阪泉之战”、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以及中原与三苗集团的几次战役，就是促进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性事件。可以说华夏族是以炎黄部落联盟为主体，融合了一部分东夷集团和南方三苗集团而形成的，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
由此也可以看出，“华夏”原先并不是民族的概念，而是地域文化的概念。“华夏族”，实际上指的是在文化上形成共同传统的、在血缘上融成一体的、居住在黄河中游流域的古代中国各民族的统称。它是历史上许许多多民族融合后的产物。“华夏”这个称谓，更多的是指文化人群的概念，而不是血统人群的概念。
应该看到，华夏集团及其它所代表的汉族，之所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占有领导的地位，不仅因为其人口众多，更因为其比较发达的文明、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和经济文化发展，相对于周围少数民族（“裔”或“夷”）来说，基本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正因为如此，在历次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汉民族文化以其强烈的感染力与亲和力，时常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即便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执掌权力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也总是不可避免地最终认同汉文化，进而不断出现“野蛮的征服者最终被征服者的文明所征服”的历史场面。同时，华夏文化也不断从周边文化中吸取营养，在不断的双向交融中，形成了其兼容并蓄的博大风范。
从历史上隐匿
西夏后裔今在何方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同辽金先后成为与宋王朝相对峙的政权。1227年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大军攻下西夏王朝，对党项人进行毁灭性杀戮，党项族命运如何？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以西2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坐落着一片西夏帝王的陵墓，陵区范围东西约5公里，南北约10公里。在这5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9座西夏帝王的陵园和一百四十余座皇亲贵戚的陪葬墓，每座帝陵占地10万平方米以上，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整个陵区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因此，吸引来大批国内外游人和专家、学者。
公元1038年，在祖国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个与宋、辽、金鼎立的政权，这就是李元昊建立的西夏王朝，元朝称河西，马可·波罗称之为“唐古蚭【tè】省”。它是以兴庆府（今银川市）为首府，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的封建割据地方政权，传10代，历190余年。它统治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陕西、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等各一部分地区，“方二万余里”。虽然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西夏王朝基本上模仿中原王朝，同时又受了回鹘【?弈ǔ】文化和吐蕃文化的影响，但党项族是一个具有创新的民族，它在传统羌系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西夏文化。西夏文化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有蕃学、汉学，有昌盛的佛教，更引人注目的是，已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西夏文，时称“蕃书”、“蕃字”，又尊为“国字”，元代称“河西字”。西夏文是根据西夏语的本质特点，再仿照汉字楷书而创制的一种典型的方块文字。党项羌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系。
13世纪初，蒙古民族开始逐鹿中原，同时南伐西夏。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亲率部众大举进攻西夏，久攻未下，本人却染疾身亡，这样，使蒙古和西夏的对峙更为激烈。1227年，蒙古军终于攻占了兴庆府，西夏军民尽遭杀掠。至此西夏政权灭亡，不复在祖国大地上存在了。
西夏王朝的存在，是祖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元人修史时，对宋、辽、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编纂成纪传体的所谓“正史”，而独于西夏，则仅据三国旧史草率编成分量无多的传记。这对于祖国历史的研究，实不能不被认为是一件无可弥补的损失，尤其是对西夏末期历史的研究，更是一大憾事。
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西夏政权灭亡后，党项民族的下落如何？这是中外学者一直难解的课题。经过七百余年的陵谷变迁，西夏遗民已不复作为单一的民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因此有人认为不仅找不着讲西夏语的人，而且连西夏人也找不着了。这个结论虽然有些下得过早，但是由于史籍上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一鳞半爪，因此，中外学者对西夏灭亡后，党项族是经过如何途径和其他民族融合，而逐渐从历史上销声匿迹的原因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对西夏后裔的下落大致形成以下几种解释：
一、降元。西夏灭亡后，党项族的统治阶级有一部分向元朝投降，元朝重用他们，把他们列为“色目人”来对汉族进行统治。据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统计，做仕官的唐兀人达60人之多，宿卫诸军中，也有唐兀卫，领河西军3000人。投降元的唐兀人，成为元朝一支重要力量。
二、东迁。河北保定城北韩庄出土的西夏文“胜相幢”，建于明代弘治十五年（1502年），两幢所记人名近百人，其中有不少党项人的姓氏。西夏灭亡二百七十多年后，在保定地区还有这么多的党项人，证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人已东迁。此外，元至正五年（1345年）在居庸关建造的六体石刻，也有纳鳞、智妙弥通等党项人参与此工程。
三、南徙。四川康定木雅地区的部分藏民，即为西夏遗民。历史上，英、美、法学者都曾去调查过。近年来，宁夏社会科学院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又作了调查，认为有一部分党项居民不甘心投降做亡国奴，开始“长征”，他们绕甘南，越松潘，出阿细、班佐，循金川河谷，经丹巴、乾宁以至木雅，在深山溪谷中建立小邦。
四、投金。据《金史·西夏传》载，有些西夏人投降了金朝，并定居在河南信阳、方城一带。后来，逐渐与汉族融合了。
五、留居。西夏灭亡后，还有一部分信奉佛教的党项人仍居住西夏故地。但他们迫于形势而改名换姓，不敢承认自己是党项族，很快融合于各族人民中。
六、在甘肃南部迭部地区，至今还居住着一个语言、风俗习惯异于他族的民族，人们怀疑他们是西夏遗民，或是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说法不一。
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西夏后裔的去向问题，尚无法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答案。
千丝万缕，难下定论
蒙古族起源之谜
蒙古族是一个曾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民族，执“上帝之鞭”蒙古人横扫欧亚，无人能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元帝国基业，横跨欧亚。蒙古族与北方各民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蒙古族是一个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俱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在当今国际学坛上，研究蒙古族历史与文化的“蒙古学”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性学科。其中，关于蒙古族源这个问题是中外学者为之探讨了近百年而未能统一的难题。
有关蒙古族源的意见，有十几种之多。蒙古族源究竟如何呢？在中国文献记载中，蒙古族一般多被称为“鞑靼”。“鞑靼”之名最早见于唐开元二十年竖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在汉文史料里初见于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蒙古族源问题自古就已模糊不清。宋白说：“鞑靼者本东北之夷，盖靺鞨【mò hé】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渤海，渐流徙于阴山，其俗语讹，因谓之鞑靼。”（《资治通鉴》卷二五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鞑靼传》也说：“鞑靼，靺鞨之遗种。”清代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持蒙古族源于“铁勒”说。蒙古民族三大历史著作之一的“乌桓”之遗类。“鞑靼”一词是乌桓大人“亚【tà】顿”之异译（见《鞑靼千年史》）。有人根据《蒙鞑备录》：“鞑靼始起，地处契丹西北，族出沙陀别种”，认为蒙古族源于“突厥族”（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也有人主张蒙古族出自匈奴人。前苏联的俾丘林说：“匈奴是蒙古人的古时族名。他的论据是匈奴人的住地既然是现在的蒙古族的住地，匈奴人就应该是蒙古人。这种民族土著论匈奴——蒙古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较为流行。
还有一个较普遍的看法是蒙古族起源于唐代史书中所说的“蒙兀室韦”。这是由日本东洋史学家白鸟库吉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他在《失韦考》一文中说：“谓此蒙兀部落即后世之蒙古之说，首倡于洪皓之《松漠见闻》，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书所谓蒙兀部’。此盲骨子与《历代纪事年表卷九十一》所见之蒙骨斯为同名。”（《东胡民族考》下编，方壮猷译）此洪皓是宋朝驻金使臣，白鸟库吉据他的见解所下的结论，在中国有不小的影响。方壮猷在《室韦考》“导言”中说：“而溯其源，则女真、蒙古二族似同出唐之室韦民族”。（《辅仁学志》第2卷第2期1931年9月）。《蒙兀儿史记》的作者则称蒙古为蒙兀，以示蒙古族源于“蒙兀室韦”。新近的《蒙古族简史》亦主“蒙兀室韦”说。
此外，关于蒙古族的来历，还有两个重要的“传说”。一是《蒙古秘史》明译本第一节所云：“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的鹿相配了，一同渡过腾吉思河来到斡难河源头，在不儿罕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蒙古秘史》是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族最早的蒙文历史文学作品。明洪武年间，编修《华夷译语》时，选用此书，以汉字标音，并汉文翻译。“苍狼”的汉字标音是“孛【bèi】儿贴赤那”，“惨白的鹿”则是“豁埃马阑勒”。如何理解这段记载也成为人们研究蒙古族源的一个争论焦点。或曰：此为神话不可信；或曰：此与突厥关于狼的传说相同，狼为图腾，蒙古族出自突厥；或曰：狼是父亲的图腾，鹿是母亲的图腾，它反映出蒙古族是由室韦和突厥混合而成的；或曰：蒙古族的祖先就是“苍狼”。
另一个传说是西亚著作《史集》上所说的“铁工传说”。即蒙古人最初住在叫做额尔古涅昆的陡峭山岭中，后来子孙繁殖，嫌其拥塞，便想要出山。由于路途芜塞，他们便找到一铁矿穴，伐木烧炭，熔出了一条铁水铸成的道路，于是人们便进了草原。有人据此认为，额尔古涅昆就是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山地，它反映了“蒙兀室韦”是从额尔古纳河流域迁往蒙古草原的，结合《蒙古秘史》中“孛儿贴赤那”与“豁埃马阑勒”迁来斡难河源的故事来看，《史集》中迁出额尔古涅昆的蒙古人中正好有“孛儿贴赤那”和“豁埃马阑勒”（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研究这两个“传说”涉及到探讨族源的另一个方面，即民族的起源地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曾有不少争论。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个扑朔迷离的蒙古族源问题又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人说：“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原蒙古人——室韦——达怛【dá】人”。从民族特征的其他要素来看，蒙古语是在室韦——达怛人的语言基础上经过突厥化而形成的；在地域方面，原蒙古人是从东胡后裔历史民族区（主要是内蒙东部）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同突厥铁勒人和其他各民族结合固定在蒙古高原的；从人类学因素来看，蒙古族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各种外族人。（同上）也有人根据历史上东汉时击溃北匈奴，其大部西迁，小部留居于原地的史实，提出了蒙古族源“匈奴余种”的看法，并以此对流行的“蒙兀室韦”说进行质疑（赵展《对蒙古族源于“蒙兀室韦”说的质疑》、《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