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鬼避邪有妙方
对联诞生之谜
对联堪称中国文化的特产，它用最通俗和大众化的方式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企盼与祝福。嬉笑调侃，雅趣多多。
新春佳节，千家万户喜气洋洋，张灯结彩，对联更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必有之物。当然，对联并不一定只在春节使用。在乡下，甚至婚丧嫁娶也要在门旁贴副对联，以渲染气氛。然而，假如要问：对联产生于何时？它是怎么样产生的？或许许多人会瞠目结舌，不甚了了。
这也难怪，虽然对联是中国的特产，且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许多对联作品至今脍炙人口，但是，有关研究对联的作品却寥寥无几，何况关于对联的发生、形成并非众口一词！
对联即“楹联”，又称“楹帖”，俗称“对子”，字数多少无定规，要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是诗词形式的演变，加上优美的书法，真可谓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春联仅是对联中的一种，春节期间贴在门上，表现人们喜迎新岁、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清人陈云澹《簪云楼杂话》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列朝诗集》、周晖的《金陵琐事》以及乾隆年间长沙钱德苍的《解人颐》等笔记小说都有类似记载。如是说，春联被正式肯定和推广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时期，到现在不过五六百年之久。
然而，人们都记得王安石那首著名的《元日》诗，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表明早在北宋时期我国人民就普遍地将春联作为迎新除旧、美化环境、渲染气氛、点缀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
既然如此，那么春联产生于何时呢？北宋人张唐英《蜀梼杌》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宋史·五行志》和《宋史·蜀世家》也是这样记载的。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所题写的这副楹联是中国第一副春联。
这个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据说，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有一年春节前夕，先后写过几副对联贴在门上，都因字体妍美雅丽、内容新颖而被人悄悄揭走。除夕将至，门上仍空无一字。王羲之又精心构思一副，先分别贴出上半截，联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副不吉利的对联自然没有人去揭。初一黎明，王羲之又将下半截分别接上。就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的妙联。由此看来，春联早在五代前就出现了。
春联仅是对联的一种，而对联早在唐代已风靡全国。《资治通鉴》载：天宝元年，有人送给惯于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而又无德无才的宰相李林甫一副对联，上联为“口蜜”；下联为“腹剑”。表明此时的对联已变成反映人们政治倾向的一种文学形式了。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风俗习惯，即挂“桃符”。据说桃木有压邪驱鬼的本领，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用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纸画上二神的图像，悬挂、嵌缀或者张贴于门首，意在祈福灭祸。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说：“《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曰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榾入，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效前事也。”桃符最初书写二神的名字或描绘图像，后来演变为书写吉祥语，进而发展对偶的诗句，这就是造纸术产生之前的对联了。同时，也说明至少在东汉时已盛行春节挂桃符的风俗。还有人主张对联的起源应在距今二千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理由是保存此时资料的《山海经》也有此类记载。
看来，对联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
今昔并用的兵家圣典
《孙子兵法》作者是孙武吗
《孙子兵法》凡从军行武者必读，传到西方，用于商业中仍能制胜，其中所蕴涵的人生哲理、应变对策，虚虚实实，让人称奇，但其作者是谁还待研究。
《孙子兵法》通称《孙子》，又称《吴孙子兵法》，曾为中外人士举为兵书之鼻祖，相传为春秋吴将孙武所撰。在中国古代，它是军事家必读的经典兵法著作。在宋代官定的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中被列为首位。凡从军行武者，必熟读《孙子》，考试合格，才得被授武职。《孙子》传入西方，也有数百年历史。据说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后，得见此书，击节而叹，悔未早读，否则或能免遭失败。今日日本、西方企业家，有用《孙子》经营工商企业者，亦获益匪浅。
然而《孙子》的作者是谁，到底是不是吴国将军孙武，却有一番争论。
《商君书》、《韩非子》等都提到过“孙吴之书”，指的是《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并未说明作者即是孙武。汉代司马迁《史记·孙武列传》才正式记录了孙武的事迹，肯定地说《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著，说孙武以此十三篇兵法进谒吴王，协助其整军经武，富国强兵，西伐强楚，北慑齐晋，争霸中原。《史记》之说一出，千年之间，无人怀疑。然而宋代开始，疑问出现了：《孙子》真是孙武撰著的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呢？首创此说的有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叶适（《习学纪言》），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亦赞同其说，定《孙子》为伪书。他们认为：一、《史记》记孙武协助吴王阖闾伐楚事，虽言之凿凿，但《左传》记阖闾事时，并无一句提及孙武之名，因此春秋时并无孙武其人，他的名字和事迹出于太史公的误闻甚至是杜撰。二、《孙子》中记了一些不应当是孙武所处时代可能出现的名词、事件、状况，例如：春秋时代仅称大夫为“主”，臣僚以“主”称国君是三家分晋后的事，而《孙子》中屡称国君为“主”；春秋时，战争虽频繁，但各国国土小，经济力量差，战争规模不大，齐晋、晋秦、晋楚等国之间的几次著名战役，战车不过几百辆，《孙子》中屡屡提到的“驰车千驷……带甲十万”，这样规模的战争，要到战国时才出现。《孙子》中有“矢弩”之称，而弩却是战国时才发明的兵器；“谒者”、“门者”、“舍人”等等都是战国时的职官名，春秋时代并未产生，而《孙子》中却出现其名，等等。三、《史记》同时记载了齐将孙膑的事迹及兵法理论，但并未专门说明有《孙膑兵法》，是否太史公将一书误作二书，一人误作两人？因此，他们之中，有的说《孙子》是春秋、战国之时山村隐士所为，有的说是孙膑所撰，有的说是秦汉时期其他伪托。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陈振孙、叶适的怀疑论，如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撰者等。这些意见认为：太史公是严肃认真的史家，其记事立言，翔实可靠，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之事明明白白，《汉书·艺文志》载古兵法有《齐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区别清楚，本为两人，实无可疑。至于《左传》，本身也非完整之历史记录，偶有遗漏，也是可能之事，不能仅凭其中偶遗之记载即断定《史记》之文字为误为谬。《孙子》原文，古色古香，定出春秋之世，至于其中若干涉及后世名物之文字，乃是后人的补入。先秦古籍常有此种现象，既《左传》本身，也不例外，不足以影响其核心内容的真实性、历史性和孙武的著作权。
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孙子》是由孙武与其门徒共同撰著的。这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主要思想体系肯定是属于孙武的，其成书过程大体是这样：当孙武、伍子胥佐助阖闾成就事业后，伍被伯嚭【pǐ】排挤，孙遂见机引退，总结战争经验，整理成系统的军事理论，然后讲学授徒，传授军事学术。其门徒耳闻笔录，世代相传，最后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地形成了这部丰富的、有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兵法著作。其间文字虽会有所增删，但未改变孙武核心思想，因此视为孙武所撰，也未为不可。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出土，为解决这番争论，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为拨开历史所蒙上的迷雾，带来了一线光明。因为已考订出墓葬年代是西汉初年，而且竹简《孙子兵法》恰好13篇，所以可以证明：一、《孙子》至少在西汉初年已经存在，其篇目内容与今本基本一致，曹操整理《孙子》，并无大的改动。二、《孙膑兵法》确实有其书。三、孙武、孙膑确是两人。四、《孙子》并非孙膑著。五、《史记》确是信史，其所记载，基本可信。有一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作者之争，到此应告一段落，作者肯定无疑就是孙武。但也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竹简本的出土，确实解决了许多疑问，但不是解决一切疑问，对其意义，不宜过于夸张，因为竹简本还不能直接证明《孙子》就是孙武所作，还不能证明《孙子》成书的具体时间，也无法证明《孙子》从成书到竹简抄录时，其间有无重大修改。这意见未始没有一点道理。看来，要彻底解开《孙子》的作者之谜，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考古和研究。
气象万千的行书典范
《兰亭集序》书帖真伪之谜
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文为酒酣之际，一挥而就，千古美文，但《兰亭集序》书帖是否为王羲之所写，存在疑义，有人认为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所作。
公元353年暮春之初的3月3日，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42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酒会。他们面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水，水面上漂着一只有两耳的椭圆形酒杯，酒杯顺着清清的溪水漂流而下，漂到谁面前，谁就拿起一饮而尽，并要借着酒兴吟诗咏怀，这就是盛行于汉魏至南北朝时期一种独特的饮酒习俗——曲水流觞。这次酒会留下了大批诗作，王羲之也在酒酣之际，兴致勃勃地挥毫疾书，为诗集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这篇作品，共有28行，324个字，可谓笔飞墨舞，气象万千，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全文以“之”字最多，计有19字，字字别开生面，无一雷同，不愧是王羲之最得意的作品。历代书法家无不推崇“兰亭集序”，认为它是我国行书的绝代佳作。
据史书记载，《兰亭集序》写在茧蚕纸上，笔端是用鼠的胡须做成的。王羲之也非常欣赏自己的这幅作品，曾一再叮嘱后代要好好保存，所以这幅作品在南北朝时期，一直保存在他的子孙手里，直到第七世孙智永。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高僧，活了将近100岁，他去世时，把《兰亭集序》交给了弟子辨才。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喜欢书法的皇帝，尤其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他想尽办法到处搜集王羲之和王献之的真迹，除《兰亭集序》外，几乎所有真迹都被他找到了。经多方打探，唐太宗知道《兰亭集序》在僧人辨才的手中，便多次派人到辨才处讨求，而辨才始终推说这幅书法已经在战乱中丢失了。最后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设计行骗，费尽心血，终于将它弄到手。唐太宗高兴极了，对《兰亭集序》爱不释手，把它视为“国宝”。可惜的是在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临死时把太子叫到了床前，对他耳语道：“我想把《兰亭集序》带走。”就这样《兰亭集序》手迹被作为殉葬品埋到了唐太宗陵墓昭陵中了，唐太宗希望他能在另一个世界里，还能继续欣赏王羲之的这幅佳作。可惜的是后来唐太宗墓被盗，《兰亭集序》手迹也从此失传了。后世流传的只有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除墨摹本外，还存有石刻本。但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间的赵魏，认为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的石刻本，没有保留任何隶书的痕迹，而南北朝时期至初唐存世的碑刻往往有隶书的遗意，所以现流传下来的王羲之的真迹石刻本“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另有人认为《兰亭集序》作品及书帖都不是王羲之所作的。清光绪年间的广东人李文田认为兰亭序帖根本不是王羲之的作品。他把《兰亭集序》与王羲之的《临河序》进行比较，发现无论从篇名还是到文字，两者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所讲的却是一回事。另外他还认为，王羲之的书法不会脱离汉魏隶书太远，不会写出南北朝时期梁陈以后的书体来，所以这幅书帖只能是隋唐时期的书法佳作，不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郭沫若先生则根据新出土的文物为依据，进一步论证了《兰亭集序》既非王羲之的原作，书帖也不是王羲之所书。他断定传世的序帖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的作品。郭沫若把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一些碑刻作品和写本，拿来和《兰亭集序》书帖相比较，发现《兰亭集序》的文风体裁与同时代的作品相差悬殊。《兰亭集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书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全失掉了。他又将《临河序》与《兰亭序》比较，得出了“《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结论。郭沫若先生还进一步研究认为：早在梁武帝时期，王羲之的真迹已经寥如晨星，而临摹之风却盛极一时。到了唐代初年，时代又隔了一百多年。中间经过了南北朝时期的大动乱，书画作品流失的也很多。唐太宗为了收购传世的书法作品，不惜花费重金，自然也就刺激了大量伪作的出现。而智永也具备了制作伪品的条件，一则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特殊的身份就是最好的王牌；二则智永的书法也很有名，隋炀帝曾称赞他的字“得右军（王羲之做过右军将军，所以有人也叫他王右军）之肉”，可见他的书法造诣是很高的，他的一些书法作品有时确实可以以假乱真；三则智永还会做文章。郭沫若先生认为：《兰亭集序》中的有些语句很合“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相适应。所以书帖是智永的作品。
不同意《兰亭集序》及书帖是伪作的人则认为：从序文的内容来看，《兰亭集序》的思想和王羲之的儒、释、道三者混杂的思想是一致的；从书帖的书法特点来看，也是王羲之的作品无疑。因为篆书和隶书是传统的官书，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真书是当时的新字体，还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唐初才被公认，见于碑刻。为了郑重其事，得到官方的认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字体含有隶书的韵味。王羲之的书帖是在书法上发挥了他的独创性，所以《兰亭集序》完全摆脱了隶书的痕迹。正是由于他有所革新，有所前进，超越前人，所以他开创的风格才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把书帖的作者定为智永，属于想当然的说法，证据不足。
《兰亭集序》是真是假，看来还要继续辨论下去。但无论它是王羲之的作品，还是智永的作品，它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魁首地位都是不可否定的。
史诗性的民间文学
《格萨尔》之谜
《格萨尔》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描述了以王子格萨尔为首的一群英雄人物的事迹。它的作者是谁？反映哪个时代的作品？格萨尔是否确有其人……
著名的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又称《格萨尔》）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它描述了以王子格萨尔为首的一群英雄人物的事迹。这部作品除了在藏族中传播外，在蒙古族、土族等地区也有流传。它在国内有蒙、汉等文字的译本，国外有俄、德、英、法等文的节译本，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对于这部伟大的史诗，国内外学者已研究了二百多年，逐渐成为一门专学。近年来，《格萨尔王传》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均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随之关于《格萨尔》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一、《格萨尔》是什么时代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