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
“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共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蒋介石年谱》，第25页）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人。1906年留学日本，同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为同盟会总部总会领导人之一，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和《民声丛报》，进行革命宣传。1911年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上海光复后，被举为沪军都督。1912年1月，派人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913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同年11月，在日本支持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被推为总务部长。1915年10月，回国发动讨哀，在上海主持党务，并任淞沪长官司令。曾发动肇和军舰起义，未遂。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寓所。
〔解读〕
在蒋介石一生中，对蒋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恐怕要算陈其美了。
1906年，28岁的陈其美来到日本东京，进警监学校。同年冬加入同盟会，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由衷拥护，并颇得孙中山的信任与器重。蒋介石与他同一年来到日本，蒋、陈相识，据说是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很快就结为好友。经陈介绍，蒋介石在日本认识了很多革命家，使他眼界大开，很受促动，增强了他对民族革命更深刻的认识。他当时意识不到，这就是他后来“轰轰烈烈，功成名就”的起点。
时隔一年，他很快与陈其美在日本重逢了。由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革命党人。
在陈其美的影响下，蒋介石心中自发的反动意识，转变成强烈的革命愿望。这一时期，他对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极为欣赏，爱不释手，与书中强烈的反动思想产生了共鸣。从他写在寄表兄维则的照片上那首诗中，可反映出他要投身于民族革命的热情与学习军事、报效的决心。诗文是：
杀气腾腾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复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三年。临近毕业这一年，也就是1910年6月的一天，由陈其美介绍，蒋介石见到前来日本的中国著名革命家、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
这次会面使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对他今后的发展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同时，对他与陈其美的关系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陈其美被杀前，他一直追随陈其美从事活动。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作为同盟会总部总会的负责人之一，肩负起策划光复上海的责任，同时，兼顾江浙等地的活动。他向在日本学习军事又同他有密切关系的同盟会员发电报，催促他们回国参加革命。正在日本高田炮兵联队实习的蒋介石当即请假回国，被陈派往参与杭州起义的工作。
蒋到杭州后，与领导杭州起义的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起义的计划，待上海起义后立即行动。
陈其美于11月3日在上海发动起义，4日便光复上海，陈被选为沪军都督。杭州的起义于4日深夜发动。蒋介石率领敢死队冲在最前面，经过激烈战斗，第二天，杭州即告光复。这时，在上海某部力量推动下，苏州也于5日宣布独立，接着革命党人在陈其美等领导下又进攻南京，12月2日南京被攻克，这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而蒋在杭州战役中的表现，不仅使陈其美对他更加赏识和器重，就连孙中山也对他刮目相看。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乘势组建沪军，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五团团长，隶属于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师。三人是同乡，又同在日本留学，情趣相投，便换帖订为盟兄弟，进一步互相依托。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时，光复会因浙江都督汤寿潜被举为临时政府交通总长，而希望推举其首领陶成章任浙江都督，引起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对陶的不满，陈即暗使蒋介石收买该会叛徒王竹卿于1月14日刺杀陶成章于上海广滋医院。陶事发生后，舆论大哗。孙中山下令“严速通缉”凶犯，蒋介石畏罪“转往日本”。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继江西的李烈钧，南京的黄兴之后，宣布上海独立，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命蒋介石收集旧部，于7月两次进攻江南制造局，因仓促起兵，都失败。陈、蒋遂潜伏在上海租界。孙中山在东京着手创立“中华革命党”，陈其美、蒋介石听到消息后，立即响应，在国内履行了入党手续。
1915年秋，当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时候，蒋介石被陈其美任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参谋长。11月，蒋又与陈其美策划了暗杀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事件，又于12月初策划了上海肇和兵舰起义，因事不机密，起义失败。
之后，陈其美仍在上海领导反袁活动，袁世凯对他恨之入骨，即收买张宗昌于1916年5月18日刺死陈其美。蒋介石数年来一直视陈其美为兄长，言听计从，一切惟陈马首是瞻，对陈之被刺十分悲痛，冒险收殓陈的尸体，并撰写悼词，发誓继承死者的遗志。
1927年蒋介石北伐到上海，专门举行了一个“陈英士先生殉国十一周年纪念会”，蒋亲往主持。他还在上海各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题为《纪念陈英士同志》的演说，谓“我们追溯前源，我们的成功，也就是陈烈士遗留下来的。”“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
蒋介石在北伐后跃居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的领袖地位，对于陈其美早年提拔、扶掖的恩情是没齿不忘的。想当年蒋介石出国留学，对革命茫然无知，正是陈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引导他投身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及后来的反袁斗争中，陈其美处处给予指导帮助；特别是陈其美在日本向孙中山着力举荐。所以蒋介石在陈其美被害后即动情地说：“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共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黄郛
“辛亥以来，英士、膺白二先生皆与余安危同仗、甘苦共尝，相互勖勉。金石交期，不啻手足。今英士殉国将三十年，而膺白忧国谢世忽忽亦已十年矣。宿草频凋，精诚弥耿。回溯膺白许身报国，见危受命，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以一身翼卫国族之安全，谓非大仁大勇曷克臻此。皎皎此心，至今日抗战胜利乃克大白于天下，可哀亦可庆也。”
（沈亦云：《亦云回忆》第1页，台北传记文学社，1971年）
〔黄郛〕（1880—1936）原名绍麟，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京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历任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积极反共，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妥协的外交方针。1935年托病转入莫干山，次年病死于上海。
〔解读〕
1928年初，蒋介石急欲完成“统一”，举兵二次北伐。因深感外交棘手，请出盟弟黄郛担任外交部长，专门去做使各帝国主义谅解、支持的“转圜”工作，以换取他们的外交承认及对二次北伐的支持。
5月初，当北伐军占领济南时，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多人，并残暴地将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的耳、鼻割掉，同署内17人一同杀害。顿时，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政府对日作战，以雪国耻。但蒋介石害怕与日军冲突会使他的北伐“大业”中断，黄郛也建议他绕道北伐。蒋下令除用两团留守济南外，其余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济南，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同时连续派代表请求日方停战议和。然而狂妄至极的日本法西斯军人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并向蒋提出最后通牒，其中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两侧20里以内。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只想赶快跟日本人停战议和，表示只要日军不妨碍国军津浦交通，便会采取“极严厉手段”阻止反日行动。但蒋又想到直接出面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于是又致电黄郛“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可代表弟办到多少程度，不必用弟名。”
担当这种角色的黄郛虽极不情愿但又碍于情面力争使蒋解脱困境。由于日军蓄意扩大事态，使一切外交活动鲜有成效。竭力为蒋分忧担“丑”的黄郛非便没有受到嘉奖，反而在5月底接到蒋氏要他改任外交委员会会长的电报。蒋的解释是：“膺白外交办失败了，许多老先生都不满意。”黄郛当即辞去本兼各职，到莫干山隐居起来。但3个月的外交部长，却使黄郛由对资产级革命曾有所贡献的特立独行之士，成了赫赫有名的“亲日派”。
1933年初，日军进攻华北，3月初占领热河，4月底进逼通州，平津岌岌可危。值此国难当头，蒋介石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便集中精力“剿共”。为此，他连电催促黄郛出山，要盟弟分担这“应急的重任”。蒋说：“谁都知道，兵临城下的谈判，会遭遇到国人的唾骂；可是，为了救国救民，你作此牺牲，这股忠勇之气必可彪炳史册。”经不住蒋的再三邀请，黄仍接受了蒋的任命，初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去执行“对外缓和日本，对内绥靖反侧”的使命。他的亲朋好友纷纷劝阻他，说他此时去做这种事无疑是“跳火坑”。黄却说：“蒋先生是我30多年的老友，他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我自不能不设法替他解决，以尽朋友的责任。”
5月17日，黄郛抵达天津，31日，《塘沽协定》签订。其中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域。这样，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东三省及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黄郛参与了这个城下之盟的全过程。黄再次备尝妥协外交的屈辱，做了蒋的替罪羊，在他的电稿中有不少“心酸胆裂”“泪内流”的字样。两年半后，这位“辱国差使”即逝于肝癌。在病重期间，日本大使馆曾几次推荐医生，朋友中也有人劝他请日本医生诊治，他都一概拒绝。他觉得日本使他受的屈辱太多，因而至死心中不能平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戴上了“抗日英雄”的桂冠，便不再介意以往一些隐情的披露，也不吝惜为当年替自己吃了许多苦头的二哥说些好话，特予黄郛以第二次明令褒扬（黄病逝不久已发过一次褒扬令），称黄“折冲樽俎，功同疆场”。
1945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为黄夫人所写的《黄膺白先生家传》作的序中写道：
辛亥以来，英士、膺白二先生皆与余安危同仗、甘苦共尝、相互勖勉。金石交期，不啻手足。今英士殉国将三十年，而膺白忧国谢世忽忽亦已十年矣。宿草频凋，精诚弥耿。回溯膺白许身报国，见危受命，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以一身翼卫国族之安全，谓非大仁大勇曷克臻此。皎皎此心，至今日抗战胜利乃克大白于天下，可哀亦可庆也。
字里行里的“哀”、“庆”之情，不仅对死者给以慰藉和补偿，而且更为生者的历史做了一番辉煌的铺张。这便是这对金兰兄弟的最后一次“安危同仗”和“甘苦共尝”了。
戴季陶
“畏友良师”
（《蒋介石年谱》，第52页）
〔戴季陶〕（1891—1949）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四川广汉人。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任孙中山秘书。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大元帅府秘书长等职。“五四”运动期间，主办《星期评论》，并任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月刊编辑，介绍新思想、新文化。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后，公开从事反共活动，鼓吹“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重要头目。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解读〕
蒋介石与戴季陶相识是在1913年，那时候孙中山正在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二次革命”。戴季陶是孙中山的秘书，蒋介石则在陈其美“讨袁军”中是陆军少将，一个文臣、一个武将，都很受孙中山的器重。
不过，相互频繁接触，乃至朝夕相处，是在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后。那时，袁世凯已死，反袁斗争结束了，蒋介石与戴季陶都来到上海。革命既已无事可做，他们便伙同张静江、陈果夫搞起了证券交易活动，由革命转入投机，由战场进入市场。这种活动，他们一直持续到1922年。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与戴季陶同甘共苦，结为异姓兄弟。
戴季陶对蒋介石可谓是一片赤诚，肝胆相照。1920年，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在许崇智手下做事，因受到孙中山的批评，不服气而辞职。戴季陶闻之，专程赶到奉化见蒋，激烈地批评蒋介石无肚量，性格太急躁，动辄使性，不堪大任，并且不容蒋氏解释，蒋气得大发雷霆，与戴大吵一架。但是第二天，蒋还是随戴去上海见孙中山，没想到孙中山已离开上海去广州，蒋又一赌气，仍旧回奉化老家去了。
于是，戴又追到奉化，劝蒋马上去广州，蒋执意不去，戴又对他大发脾气，两人又吵了起来。事后，蒋介石写信向戴季陶道歉，戴在回信中写道：
劝兄赴粤，虽属为公，亦有一半系为三个人打算……兄之自我之强，有不同档者，然杯洒失意，辄任性使气，不稍自忍，以此处事世深虞招祸，既不然，亦足用事业之成功。
蒋得此信后，深受感动，马上回信，表示听从规劝。信中说：
吾之取重于兄者，增我知识，长我学问，不客气，不敷衍，规劝临责，不稍假借，时时能导致于正，强我为善，此弟之所以须臾不能离兄者……而兄之所以不能弃夫弟者，而终望着有成业之一日乎？吾甚吾兄规劝不怠……则中正或能变化气质，而渐进于道义……本性亦未使不可易耳。赴粤决以援桂动员之日为期，示知吾兄能否同行？
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他的众多朋友中，没有谁能这样坦诚而又敢于这样尖锐地批评他，而他也从未能如此坦诚地接受过谁的批评和指责，包括陈其美与孙中山。他的信中写道：
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往。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而兄之待友，限格太严，锋芒太露，度量不甚宽在，此其所以逊于孙先生与静江也。然兄之待吾，和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而吾之待兄，固亦奉兄为畏友良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