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说《诗》是在总结孔门《诗》学经验基础上而开拓的孔门内圣之学。孔子提出处理诗方式的应当如此的应然性目标，并以“为己之学”等论题及其为学示范显现了孔门之学的方向。孟子实现了以意逆志说《诗》的诗教儒学何以如此的必然性论说。他在心性论上完成诗教方法奠基，实现了儒学方法的理论建构。
“孟子之所以一改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的作法，乃是因应当时人性论的争论，为了维护孔子仁义理想不致失坠，不得不有的学术主张。”这是孔子学问仁义内在观念的继承，也是新局面的开拓。其是在人性辩论时代语境中确立心性论的立场上开拓内圣新局面。孟子修正了“生之谓性”的言性传统，从内在道德性的观点重新建立人性的内涵，孟子与告子等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即心言性”。
孟子“即心言性”的立场，最大的特色即在于摆脱经验、实然的观点，不再顺自然生活种种机能、欲望来识取“人性”。他从人具体、真实的生命活动着眼，指出贯穿这一切生命活动背后的，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为生理本能限制的道德意识——“心”，并就“心”之自觉自在的践行仁义，来肯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性”所在。……他采取先验、应然的进路，直接就“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道德意识、心灵，来理解人性，并树立起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孟子的心性论观念与方法实现了儒学论域的拓展，开启内圣之学。孟子提出以心求心的以意逆志说《诗》就是以心为主题，先验的进路使得在诗学问题上追求志、仁义，实现内圣之学。“以意逆志”就是读者以自家人格修养去逆觉体证作者的人格修养境界，也就是说，作者的人格修养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实存，它需要有读者的参与才能呈现出来；而且这种参与不是知识的捕捉，而是精神的证悟。
孔门论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命题显示诗教与修身成人相关联指向孔门为学最高境界。孟子以意逆志说诗，开启了儒家诗教的内圣之学的意义空间。其以意逆志说《诗》实现了其“即心言性”观念与方法，开拓了内圣之学的路向。因此，怎样由内在而获得超越成为后世儒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朱熹就是以以意逆志读书法来应对佛学、俗学而建构圣人之学，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就关注以意逆志追体验的方法建构中国文化与文学传统的精神世界。
从内在理路来看，孟子以意逆志说诗，解决了儒学的时空隔离等问题；其在即心言性的心学视野中提出以心求心的以意逆志，一方面奠定了解决儒学诗教的方法基础，另一方面，把诗教从王道之学推向内圣之学的新论域，开拓了儒家诗教新局面。
第三节 意义与回响
从以意逆志命题与孟子《诗》学、《诗经》的接受和中国诠释传统关系入手，审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的文学思想史意义与文论学术史意义，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具有汉语诠释学奠基的文学思想史意义与元命题开创的文论学术史意义。
一、以意逆志与孟子《诗》学
从《孟子》文本出发，对孟子《诗》学各种不同评价共同涉及其论《诗》理论命题与用《诗》实践效果之间的关系，以及多个论《诗》理论命题之间的关系。整体上看，“孟子论《诗》的观点，大体上继承孔子，惟‘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说，是孟子的新发明，‘诗亡然后春秋作’是孟子的创见。虽然论诗之例不多，对后世影响确很大，至其解诗，能得诗旨亦多；引诗则尤多创格，使《诗经》在征引应用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在论诗、解诗、用诗的不同层面审视孟子《诗》学，现代视野首先凸现出了孟子论《诗》主张与用《诗》实际的矛盾。现代学者顾颉刚就论说了孟子所提以意逆志的矛盾。在其看来，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新题目，标榜其与春秋用诗的不同方向，但实际上“袭用了‘以意用诗’的方法，去把‘以意逆志’的名目冒了”。顾颉刚把说诗与用诗对立起来，同时又认为“孟子能够知道‘尚友论世’、‘以意逆志’，对于古人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确然比春秋时人进步得多了”。他是在“尚友论世”与“以意逆志”统一的观念中理解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因此，他认为“孟子把春秋时人用诗的惯例去说诗，进而乱断诗本事，又另换了一个新题目，结果，闹成了几千年的迷雾，把诗经的本来面目蒙蔽得密不透风”。并得出结论：“孟子会说‘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会‘论世’和‘逆志’的。”
现代视野中孟子《诗》学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一方面来源于现代论者说诗与用诗矛盾对立的观念认识，另一方面来源于现代论者自身认同的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统一的诠释学思想。
孟子对“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分别谈的，但二者实有密切的联系。要“以意逆志”，必须“知人论世”，否则“以意逆志”就容易流于附会。清代顾镇《以意逆志说》云：“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也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见《观堂集林》）这种推论和解释，是较为符合于孟子的原意的。
顾镇、王国维推论与解释形成的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统一的诠释学思想，成为现代论者解释孟子命题原意的观念前提。而事实上，现代论者自身确立的说《诗》与用《诗》的矛盾，在孟子思想语境中是统一在诗教的视野之中的。知人论世命题与以意逆志命题的关系，不是现代论者把以意逆志统一到知人论世方法中所强调的“要‘以意逆志’，必须‘知人论世’，否则‘以意逆志’就容易流于附会”；而是统一在孟子思想结构中的尚友论题之中，共同呈现伦理认同的把握《诗》方式。
从孟子为学的整体看，现代论者强调孟子《诗》学的核心是王道政治，其所提出的“王迹熄而诗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理论以及各种用诗实践，无不是围绕着王道政治而展开的。但更进一步看，孟子《诗》学主题特色来源于孟子《诗》学的意向整体特质。后世论者把孟子“知人论世”命题的尚友主题诠释为知人论世主题，并以此内涵的“知人论世”命题作为孟子论《诗》的基本视域。而在孟子视野中，其以意逆志命题更能显示其为《诗》之学的意向性构成整体。
所谓意向性强调的是对象与意识的关联性，强调孟子建构对象意义与对象世界向孟子呈现意义的两种方向的统一。以意逆志命题呈现了孟子以仁义建构《诗》意义空间与《诗》世界的仁义之志向孟子呈现的统一。也就是说，以意逆志显示了《诗》向孟子所呈现的志之意义和孟子以仁义说诗的孟子《诗》学观念特色。
理解《诗》在孟子视野中呈现的就是以心求心的以意逆志。其“王迹熄而诗亡”、“知人论世”等理论主张统一到孟子之意向性整体上，其三十多处用诗也是这种意向性的呈现。
顾颉刚批评孟子《诗》学“对诗经本身的流弊。第一，是没有时代观念”，“第二是没有真确的研究宗旨”。孟子两次引用“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之诗，被视为没有时代观念，“把颂春秋时人的诗装在西周初年的历史上了”。
《孟子》引诗“《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这两句诗见于今本《毛诗·鲁颂·宫》篇，被认定为鲁僖公的行事。从历史的角度，顾颉刚质疑孟子：“虽说用自己的意去‘逆’诗人之志，但看得这件事太便当了，做的时候太卤莽了，到底只会用自己的意去‘乱断’诗人的志。以致宫的时代还没有弄清楚，周公膺戎狄的志到轻易的断出来了；《绵》诗上只说公亶父娶了姜女，而公亶父好色的志就被他断出来了，‘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社会情形也看出来了。试问这种事实和心理是如何的‘逆’出来的？他能明白的答复吗？”
现代论者从历史视野出发，强调孟子理论上提出历史研究目的的以意逆志与实际上主观附会的以意用诗的矛盾。但从孟子自身视野来看，其以意逆志主张与断章取义用诗统一在王道历史的意义世界建构上。孟子将《诗》纳入历史的序列中以阐述王道。因此，他一方面把具体诗篇作为具体历史事件的产物而阐发其意。如将“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与周公惩邪恶、开太平联系起来；将“乃积乃仓”、“爰及姜女”，分别与公刘、古公的王者之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孟子又把具体诗作放到王道时代的大背景中以寻找王道伦理。
“举公刘之篇，则谓公刘好货，举绵之篇，则谓大王好色，皆不可信。或者孟子意在劝勉，语别有故，读者不以辞害志可也。”孟子引述的已不是单纯的诗句，而是作为一代圣主的周文王如何深得民心而与民同乐的历史法则。《诗》在这里是作为民众乐为文王效力的证据而存在的，在孟子视野中《诗》与王道历史同质同构。
可以说，孟子用《诗》正是其以意逆志命题所强调的伦理认同的一种示范。因为在孟子看来，《诗》就是王道政治的产物，也是王道政治的说明。只有在认同王道时代及这个时代人们心理的前提下，才能把握诗义。他不是从只言片语中寻找诗句与周边事物的相似性联系而加以发挥，而是把握时代精神或圣人意志以认同《诗》之王道伦理。这些引诗恰恰是其以心求心意向性呈现，其逆出的志不是等于作者之意图，而是《诗》作为政治力量的王道历史与孟子重建王道政治的统一。因此，孟子《诗》学展现的伦理视野中王道历史，是以心求心在不同诗句、不同伦理处境中呈现出来的。
以意逆志不仅是孟子明确主张的方法观念，也是其用诗实践的方法基础。与后世强调在知人论世前提中的以意逆志不同，以心求心的以意逆志是孟子说《诗》之学的特色与精神所在。从孔门诗学经验看，孔子提出处理《诗》方式的应当如此的目标，孟子拓展了其何以如此的必然性论说。孟子《诗》学的地位、价值是以以意逆志命题为基础的。
整体把握孟子《诗》学，其说《诗》与引《诗》并不对立，其自身的理论主张与用《诗》实践也不矛盾，它们统一在孟子说《诗》之学以心求心的观念视野之中。以意逆志命题呈现这种视野，其以意逆志说《诗》之学是孟子之学的方法、精神与特色的标志。
二、以意逆志与《诗经》的接受
以意逆志作为孟子说《诗》的核心命题，决定了孟子说《诗》特色。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是以意逆志说《诗》的孟子之学，它是子学时代《诗》学的经验总结与方法开创；同时，孟子这一命题对后世《诗经》的接受产生重大影响，其以意逆志说《诗》的孟子之学成为后世《诗经》接受视野生成的观念基础。
首先，以意逆志说《诗》的孟子之学对后世《诗经》的接受影响直接表现在其术语广泛使用。以意逆志命题提出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等术语，成为后世论者显示自身接受立场的基本术语。
欧阳修《诗本义》论《关雎》有：“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郑氏见诗有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钟鼓为祭时之乐。此孟子之所诮也。”论《十月之交》称：“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非如是其能通诗乎。”《苏黄诗经集解》更是引用“以意逆志”十多处，表示论者对《诗经》篇目旨意的理解立场。不仅在具体《诗经》篇目语句理解中使用以意逆志命题相关术语表示理解方式，而且其被用作整体接受立场与方法的术语，阎若璩强调“又按朱子以《诗》求《诗》，是就《诗》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诗》之何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
以意逆志命题术语因此成为传统学术话语中描述与界定《诗经》接受状况的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用“以意逆志”描述历代《诗经》学著作，称欧阳修作《诗本义》“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评王质《诗总闻》引陈日强“称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论沈守正《诗经说通》“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牵”，万时华《诗经偶笺》“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说而扫除训诂之胶，固颇足破腐儒之陋”，贺贻孙《诗触》“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说，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颇胜诸儒之拘腐”。
以意逆志命题术语使用不仅在传统学术体系背景中存在，现代学术背景中仍有使用它来描述《诗经》的接受状况与特征。现代学者在研究《诗经》学史的论著中强调以意逆志，称“朱熹《诗经传》则以平和之气，弃序不用，就诗论诗，酌采毛、郑，以意逆志。其论平实，多得风人之旨，代表了宋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
其次，以意逆志说《诗》的孟子之学对后世《诗经》的接受影响表现在孟子说《诗》观点结论层面上。以意逆志说《诗》的孟子之学成为后世《诗经》接受历史中建构经学视野的重要资源。所谓《诗经》接受的经学视野就是在传统知识谱系背景中，视《诗》为经的价值立场与经学方式处理《诗》的方法观念等形成的观念共同体。其异于现代学术体系中文学视野与史学视野占主流的《诗经》接受方式。
王国维强调了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与汉人传《诗》的序、笺方式的关系。
善哉。孟子之言诗也。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汉人传诗皆用此法。故四家诗皆有序。序者，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毛序》今存，鲁诗说之见于刘向所述者，于诗事尤为详尽。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故其书虽宗毛公，而亦兼采三家，则以论世所得者然也。
此论强调汉人传《诗》受孟子以意逆志方法的影响，这是在王国维视野中的以意逆志方法与汉人传《诗》影响关系。但他忽视了汉人自身视野中以意逆志命题内涵对其《诗经》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朱自清更关注汉人本身的视野，强调汉人的“曲解”。
《毛诗》、《郑笺》跟着孟子注重全篇的说解，自是正路。但他们曲解“知人论世”，并死守着“思无邪”一义胶柱鼓瑟的“以意逆志”，于是乎就不是说诗而是证史了。
朱自清认为孟子就全篇说解的以意逆志说《诗》影响着后世说《诗》，但强调了其是在后世论者自身理解的背景中运用“以意逆志”方法。突出汉人本身理解与运用以意逆志命题的视野，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是作为建构《诗经》接受经学视野的重要材料而显示影响。可以说是在汉代学者的经学立场上，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的经学性特征被凸现出来。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的“迹熄诗亡”等理论观念以及具体《诗》篇目诠释结论成为包括汉儒在内的后世诠释《诗》文本的前提依据。孟子关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说法推动汉代《诗》学走向体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