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整理中国诠释传统，并从传统中建构中国特色阐释方法，以意逆志命题因此呈现出来，成为现代论者以意逆志诠释方法的论题样式。以意逆志诠释方法论题在《中国阐释学》一书提及，因为李清良开宗明义认为“本书的目的是，通过较为系统地清理中国文化中本有的阐释学理论，建立中国阐释学(Chinese hermeneutics)”。以意逆志诠释方法论题在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中展开，来源于论者设计“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似乎应该首先致力于发掘和整理历代有代表性的文化经典解释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在比较分析中探寻文化经典解释方法论形成发展的轨迹；然后从古典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的高度，对上述方法论发展演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且注意描写它固有的民族特色，进而探讨它在今天的启示意义和发展方向”。以意逆志诠释方法论题贯穿在黄俊杰所主持的“中国文化经典的诠释传统”课题以及“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课题始终，因为“这个研究计画的推动，主要是着眼于中国学术史上有其悠久的经典注疏传统，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从这个学术资源中，我们可以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学，就其发生程序而言，与西方近代的诠释学颇有恍惚近似之处：两者皆起于诠释者与经典之间的主体性之‘断裂’，使两者之间沟通不易，索解无由。但就其本质状态观之，则中国诠释学自有其深具中国特色之面相，值得加以发掘。从中国的经典注疏传统所见的中国诠释学，在儒、释、道各家有其互异之面貌，在文学、史学与哲学经典中亦有其特殊之展现方式。这个研究计画针对上述中国文化中之经典诠释学这个学术领域，进行集体研究”。
立足中国文化传统整理诠释学理论与思想，现代论者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以不同语义理解、不同内涵界定共同建构了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从而使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整体上呈现出现代诠释格局。
论者论说“孟子首倡的‘以意逆志’说，是中国古典解释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和深厚理论内涵的心理解释方法论。在当时，它显示出了可贵的创造性和开拓性，对后世它显示了深远的启示性与奠基性，受到了历代学人的由衷推崇和继承发展”。关注“这种源自先秦孔孟的解经方法，在宋明儒学中大为发展”。强调“以读者之心上溯千载而遥契作者之心，因此，这种解经方法下的经典诠释学的一种‘体验之学’”，并明确主张在现代学术活动中运用“以读者之‘意’逆推作者之‘志’，则经典作者之意向亦可忖度之矣”。
总而言之，以意逆志方法论说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与中国阐释学研究两个课题中，并涉及儒家文学批评方法、一般文学批评方法与儒家诠释方法、一般阐释方法的不同层面论题。其论说的体系建构与特色建构两种路径共同指向中国现代知识的建构目标。这种论说题目、论说方向与论说目标是文化冲撞生成的中西比较论域的产物。
第二节 以意逆志逻辑
逻辑既泛指规律、理性、观点等，又特指思维的形式、方法及其规律。本书所说的以意逆志逻辑首先指诠释者通过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所显示的其对理解规律的认识，其次是指论者诠释以意逆志方法所依据的观念前提与推理形式等。
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显示了其方法的意识，但传统诠释者建构以意逆志方法意义主要依靠孟子权威认同与个人经验陈述。如论者所言：“余以为说诗者，譬如出户而迎远客……故必知其所由之道，然后从而迎之，则宾主怀然把臂，欣然促膝矣，此以意逆志之说也。”其陈述缺乏对以意逆志方法内在的观念结构与思维形式等逻辑要素的系统展现。
现代语境中把以意逆志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与诠释方法不同论题，在孟子方法、儒家方法、文学阐释方法、中国古典方法甚至普遍方法论等不同层面的论说方式，以及论者对以意逆志命题内涵与意义的不同理解，显示的正是不同论者对以意逆志逻辑的不同展示。
一、作者、文本、读者、世界与理解逻辑
以意逆志方法论包括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使之成为儒家诠释、文学批评以及中国古典阐释的方法？或在方法论诠释中诠释者建构了什么样的诠释学逻辑？现代论者以意逆志方法论诠释显示了论者关于理解现象、诠释规律的认识，其认识涉及理解的必要性、必然性、可能性、有效性等等问题。
首先，语言存在产生以意逆志方法需要。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传统注重以意逆志方法的起因，强调文、辞与意、志的距离存在是以意逆志方法必要性的所在。传统关注着语言特征，语言的修辞特征是以意逆志方法的逻辑起点，诚如赵岐所论：“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杜诗言志》所称：“言者心之声也，其所之为诗。故古人之为诗……或托物而起兴，或直陈其胸臆，或旁引而曲喻。此赋、比、兴之流于《三百》，而又温柔敦厚、寄兴深微，使人讽咏而自得，未可为强人道也。故说诗者必以意逆志。”这种论点也成为现代论者认识的以意逆志方法的必要性所在。
郭绍虞强调：“这样论诗，也深能探求诗人之情志，其言亦入情入理。他知道诗人当情感强烈之时，措辞不免有抑扬过甚的地方，类此之处，都不可泥于字面上求之。照他这种以意逆志，对于纯文学的了解，确是更能深切而不流于固陋。”罗根泽认为：“这种‘以意逆志’的方法，虽不甚科学，虽然只是主观的探索，然诗人由热烈的感情之火所迸出来的诗句，是很容易言过其实的，‘以意逆志’，确是刺探作者深心的好方法，同时也是认识诗的必需途径。”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域中认同孟子主张“以意逆志”说，“这是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的修辞特点的……他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已经接触到文学的夸张问题”。
在现代西方语言本体论观念影响下的现代论者建构了文本独立的思想观念，在这种观念基础上出现了把“意”或“志”理解为文本之意的以意逆志诠释。
在孟子看来，他是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发现了诗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但今天大多数读者是不会同意这个结论的。……造成这种假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志”的概念以及对“以意逆志”过程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志”就应当理解为作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而不是作者的原意；“以意逆志”，就是读者的前理解与作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相互融合的过程，而不是用读者的心意去追寻迎合作者原意的过程，只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能成为具有可行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的正确方法。
我们认为，以“意”为《诗经》文本之意比较合符孟子的原意。……实际上，对于《诗经》诠释来说，不管是主“读者之意论”还是主“作者之意论”，都是首先由文本（包括所载之“事”和所传之“意”）才能达到作者之“志”。
论者关注到“历代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理论加以阐释，歧义纷纭。其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意’的解读上……宋前基本认为是指‘读者之意’，清以降则认为是指‘作品之意’，自王国维始又多认为是作品之意与读者之意的融合。今人多袭旧说”。事实上，这种语义理解的差异是以论者对理解现象本身的认识为基础的。
关于以意逆志命题的现代论述常见方式是从训诂的角度解释意、逆、志等字义的方式实现对以意逆志的理解，常常是首先罗列赵岐、朱熹、吴淇等等论者的理解，最后提出合理的解释。所谓的合理就是符合论者自身观念所认同的理，是一种后起的观念去认定。而赵岐、朱熹与吴淇的理解的差异，“这正反映出他们的解释学思想的不同，而当代的一些研究者，或阐扬赵、朱的观点，或申论吴氏的见解，实际上也就显示出他们解释学思想的差异”。即使是在文词的语义诠释上，方法论建构者对以意逆志的解释与其他论者所作的解释是接近的，但现代诠释者凸现的是以意逆志逻辑。
与赵岐的人情不远、朱熹的意私志公等逻辑论说不同，现代论者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凸现了作者、文本、读者、世界等理解的逻辑关节点，并同时呈现出对理解要素的综合把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与诠释方法的以意逆志，不同论者对其所符合的道理有不同陈述。在文学批评方法的论说中主要是现代文学经验与现代文学理论，而诠释方法的论说则主要是西方诠释学理论的观念与逻辑。
在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诠释以意逆志方法，有侧重作者的张伯伟、侧重文本的董洪利、侧重读者的徐复观、侧重世界的郭英德。
张伯伟强调“以意逆志”法产生的基础是心与心的相同，而在运用中达到的目的是心与心的相通；“以意逆志”的“志”，在孟子是有严格规定的，就是仁义。其以意逆志诠释凸现的是“‘以意逆志’法要求于读者的，是以追求诗人之‘志’为指归”，“‘以意逆志’的过程，就是将自己的精神沉浸在作品中，与作品中所包含的作者之‘志’融合为一，并进而得到人格上的效仿与升华的境界”。所以张伯伟在“以意逆志”法与西方诠释学的比较中，突出以意逆志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为代表的追求作者本意的传统诠释学相通；而强调其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诠释学大相径庭。
董洪利认为“以意逆志”之“志”就应当理解为作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而不是作者的原意。他从作者、解释者和作品语言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追求原意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他强调作者需要表达的意图要受到语言的局限，作者意图所规定的作品语言和意象只能决定解释的大致范围和走向。同时，随着作品的完成和作者语境的消失，一些作者认为十分确定的意义失去了其确定的情境，出现多义状态。作品脱离作者的语境后成为自主性的客体，向此后的解释者开放。因此，借重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观念，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强调“‘以意逆志’，就是读者的前理解与作品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相互融合的过程，而不是用读者的心意去追寻迎合作者原意的过程，只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能成为具有可行性的文学批评与鉴赏的正确方法”。
徐复观认同追体验的以意逆志方法，以建构其文学欣赏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观念。其关注的是：“我们对一个伟大诗人的成功作品，最初成立的解释，若不怀成见，而肯再反复读下去，便会感到有所不足，即是越读越感到作品对自己所呈现出的气氛、情调，不断地溢出于自己原来所作的解释之外、之上，在不断地体会、欣赏中，作品会把我们导入向更深的意境里面去，这便是读者与作者，在立体世界中的距离不断地缩小，最后可能站在与作者相同的水平，相同的情境，以创作此诗时的心读它，此之谓‘追体验’。在‘追体验’中所作的解释，才是能把握住诗之所以为诗的解释。或者，没有一个读者真能做到‘追体验’，但破除一时知解的成见，不断地作‘追体验’的努力，总是解释诗、欣赏诗的一条道路。”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突出读者破除成见以提升自我境界的理解过程。
郭英德等把“志”解释为记忆、记录，提出：“‘以意逆志’所表现的孟子的基本说诗方法，即是将作品与作品之外的社会历史现实联系起来，将理解作品与理解现实联系起来。”强调：“这种理解方式反映了理解的根本的现实性、返身性特征，表明理解从来不是单纯的对文献、文学作品、前人观念的理解，而始终受到现实、对自身的理解的决定。孟子的解释方式是直接由引诗议政的活动发展而来的，因而能够清楚的体现理解的这种原初的也是根本的特征。”所以在与现代诠释学思想强调理解就是作者与读者的视界融合比较中，其凸现以意逆志说说明理解过程中由于时间、环境和背景等等因素的不同所造成的一种距离，“涉及到了理解活动中的‘距离’问题……所要表达的是消除这种距离的努力，但隐含的意思却是，这种距离实际上是无法回避、无法消除的”。
对文学理解的根本特征的认识不同，论者以意逆志诠释所呈现的方法内涵也就不同。主体性理论与存在论思想成为现代论者建构以意逆志方法逻辑的观念来源。各种观念引入不仅整体上呈现了现代论者对理解要素的综合把握，而且现代论者自身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也具有整体把握理解要素的观念自觉。所以有论者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提出作者意图、文本含义与读者感受的统一。“诗人的‘志’，不是立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蕴合在诗人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之中，不经过‘逆’的过程就无法得知。”“孟子的‘以意逆志’按今天的理解指的应该是透过言辞从作品的言外之意去领悟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心灵世界，以自己的心意去体会诗人的心，这包括对作品‘神’‘味’的体会，而并非仅仅从作品的基本意思去体会作品的思想含意。”“‘以意逆志’抽象描述的是一种文本阅读过程，而不是文本阅读结果，强调由读者意会的文本之‘意’向文本表达的作者之‘志’的回归。”
张隆溪侧重意图论理解以意逆志命题，叶维廉按照哲学阐释学的思路来看孟子的‘以意逆志’之说；而周裕锴论说“‘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中国古代阐释学的开山纲领”的命题，凸出其综合特色。所以其强调“作为中国古代阐释学的开山纲领，‘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绝非简单的‘意图论’三字可以概括。事实上，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含有极丰富的互相对立的阐释学因子，一方面，他肯定作者之志是一切阐释的目标，提倡一种所谓‘意图论的阐释学’；而另一方面，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依赖于读者的主观推测，这就意味着承认不同读者的推测都具有合法性，从而成为一种‘多元论的阐释学’。一方面，他看出诗歌文本不同于历史文本的虚拟之处，即‘诗非史’；另一方面，他这种眼光又得益于对诗人历史背景的了解，从而包含着‘诗即史’的阐释学思路”。
以意逆志作为诠释方法与西方诠释学理论引进相关，不同论者引入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不同观点来论证以意逆志诠释方法的合理性，但都是在整合理解要素的立场上展开的，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文本中心主义或读者中心主义；其对理解现象的关注始终不放弃作者意图与本意。也就是说，现代论者对理解现象的综合把握是其引入西方诠释理论观点与诠释以意逆志方法的根本立场。
以论说语言特质、文学特质、理解特质等现代理论观念为基础，整体把握理解的基本要素；现代语境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着以意逆志命题的方法论逻辑。
二、整体、互动、体认与理解传统
论说以意逆志方法的有效性与合理性，除了借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文学接受思想与诠释学理论观点以外，从中国文化传统经验中总结也是现代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中建构以意逆志方法逻辑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