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论题中主观臆测批判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文化转型的产物。借助西方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念与学术方法，实现了新的现代价值建构，从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在现代语境中出现了借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价值与观念来建构现代价值标准。因此，在接受从孟子思想整体中理解孟子以意逆志命题限定其边界的同时，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在历史整体的视野中显示孟子命题，以外来文化观念为价值标准批判传统。
西方现代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念与价值，在文学批评方法上就是在主观与客观对立中建构“更重要的更客观的研究方法”。因此，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客观科学的价值立场与方法观念中审视、认识与重构。以意逆志命题作为历史命题失去了传统性与伦理性，其客观科学立场上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所显示的西方文化认同，是面对西方外来文化而重构自身传统的中国现代学术历史的新起点。
可以说，从文论学术史角度看，在文化转型背景中面临学术转向问题，也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从传统，一个是从外来；一个是依赖传统来重建，一个是解构传统去引进。但文化转型带来的学术主流使得这种多样选择的可能性成为解构传统的现实性，建构传统的历史图景是现代文化转型的学术主流。从文学思想史看，知人论世之助与主观臆测之误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共同建构了文学与历史的紧密关联观念，传统的“诗史”观与现代反映论观念是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显示的共同文学观念。这既显示了传统文学思想在现代语境中的延续，也体现出现代文学观念生成所需的传统文化基础。
从知人论世之助到主观臆测之误的诠释差异，表现为以意逆志作为一种方法，加以限定使用范围；以意逆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加以认识批判。同样是限定以意逆志命题的有效性边界，一个是侧重从传统中建构知人论世命题观念重建传统，一个是侧重引进外来文化新建客观、科学命题观念解构传统。
现代语境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新的文化转型带来的历史断裂中展开。在此背景中，面对观念转变、价值转向而关注传统出现新的选择：依赖传统重建价值，或是解构传统引进外来价值。
三、汉语与以意逆志诠释
知人论世之助到主观臆测之误的诠释差异与诠释者所依赖的话语体系紧密相关。清代论者与现代论者所作以意逆志命题不同诠释，显示了其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不同诠释语境。“汉语实际上是由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组成的；中国文化实际上也是由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组成的。……站在汉语内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明显的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它们没有区别，但在思想的层面上，它们具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各有自己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体系，在话语方式上也明显不同，正是在术语、概念、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构成体系的不同意义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思想的层面上其实又是两种思想体系。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别。”
以月属秦，以关属汉者，非月始于秦，关起于汉也，意谓月之临关，秦汉一辙，征人之出俱无还期，故交互其文而为可解不可解之语。读者以意逆志，自当了然，非唐诗终无解也。
乐府之名本于汉。至《三百篇》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乐之大者，正以郊祀为本。伯敬乃曰：乐府之有郊祀，犹诗之有应制。何耶？又李西涯作诗三卷，次第咏古，自谓乐府。此文既不谐于金石，则非乐也；又不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也；又不咏时事，如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直是有韵史论，自可题曰史赞，或曰咏史诗，则可矣，不应曰乐府也。诗之为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轻重无准，唯在达其志耳。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故可以感动后人，以意逆志，虽地隔千里，时阅百代，而心心相印，如见其人，所谓言为心声，人各有真是也。
诗有题，所以标明本意，使读者知其为此事而作也。古人立一题于此，因意标题，以词达意，后人读之，虽世代悬隔，以意逆志，皆可知其所感，诗依题行故也。若诗不依题，前言不顾后语，南辕转赴北辙，非病则狂，听者奚取？
在传统语境中使用以意逆志命题形式，是在诗话这一呈现文学思想与观念的传统学术样式中。在传统学术体系的诗话中，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与其上下文具有一致性、同质性。而在现代汉语语境中，虽然也有使用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但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与其使用的上下文关系是隔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引用以意逆志命题常常加引号，这显示了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不是现实语言有效的表达形式，而是代表孟子观念的特殊语言形式。
尤其危险的，是孟子歪曲了以意逆志的方法。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这几句话说的并不错，他能深深探求诗人的情志，知道诗人当情感强烈的时候，措辞不免有抑扬过甚的地方，不要拘泥在字面上推求，所以他的方法也不能算错。但是，“以意逆志”是要在知人论世的条件下才不会错误。而他呢，因为蔽于他的主观主义逻辑思想，根本没有注意到知人论世，因此，他的以意逆志，也就成为主观的体会了。只凭主观的体会是很危险的，愈深求也就愈穿凿，愈附会，愈没有标准，也愈不近真实。……沿袭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于是有《诗序》。《诗序》说明诗的本事，也可算是解释的批评。只因他们歪曲了以意逆志的方法，认为只有委屈求解，才得诗人之志，于是《诗序》所说也就是变得根本不可靠，这是主观的以意逆志所发生的危险。
这种“以意逆志”的方法，虽不甚科学，虽然只是主观的探索，然诗人由热烈的感情之火所迸出来的诗句，是很容易言过其实的，“以意逆志”，确是刺探作者深心的好方法，同时也是认识诗的必需途径。告子篇载有孟子“以意逆志”以释诗的例证……孟子虽然能提出“以意逆志”的好方法，但以自己是“讲道德，说仁义”的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由是其意是道德仁义之意；以道德仁义之意，刺探诗人之志，由是诗人及其诗，皆是仁义道德了。……对小弁凯风的解释，还是很客气的“以意逆志”；对于其他各诗的解释，则完全走到“断章取义”的道上；假使硬说是“以意逆志”，那我们只有说是太不客气的“以意逆志”了。……假设这不是“断章取义”，而是“以意逆志”，则其所逆之志，去诗人之志，恐怕有十万八千里。
“意”是读诗者主观方面所具有的东西……所谓“以意逆志”，就是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现代诠释中，以意逆志命题中的意、志等术语必须转换为以双音节词为主的现代汉语词汇。“意识”、“感受”、“思想”、“情感”等术语成为表达以意逆志命题中“意”、“志”的基本词汇。以意逆志话语形式放在“主观”、“情感”、“体会”、“情志”等等话语背景中使用。这些术语依托着“主观”与“客观”的语义场区分，论者强调的是更重要的更客观的研究方法：“以意逆志的方法不能说有什么错误。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这是更重要的更客观的研究方法。”
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新的话语体系中生成。从顾颉刚的诠释开始，传统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的论说方式“说诗之法”变为“方法”。“纲领”、“心法”、“妙法”等术语多种表述逐渐统一为“方法”概念。“纲领”、“妙法”等术语与“方法”概念有着不同的语义背景。“方法”不仅是现代汉语术语，也是有着特定内涵的现代概念。在现代科学观念基础上生成的方法概念迥异于传统经学观念基础上的“纲领”、“心法”、“妙法”之内涵。当用现代汉语解释古代汉语的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解释，更是一种哲学与文化的重释。用现代汉语去解释以意逆志命题的时候，本身就是进入一个古今中西冲突的场域。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通过想象、体验、理解的活动，去把握诗人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何以见得“意”就是“想象、体验、理解”，论者忽略了。这一说是据经学家解加以生发，明显地受到当前国内外文艺思潮的影响。
现代语境中以意逆志诠释遭遇西学，面临着“话语表达方式的转型”。在20世纪的学术发展中逐步确立了现代汉语成为现代学术话语的基本样式。不但以科学为标准衡量传统，而且思维工具也是这种外来科学观念的产物。“现代汉语是用近代西方精神改造和融会古代白话传统、现代口语而形成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在把古代汉语的单音节词变成现代汉语的双音节的过程中，把古代汉语的活跃灵动的动态特征改造为现代汉语的确定明晰的静态特性，这种改变服务于把古代中国的气的宇宙改造成西方近代型的机械宇宙，把中国古代思维改造成具有西方近代思想特性的中国现代思维。”
也就是说，科学观念中生成的语言体系成为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语言背景。因此，表面上看赵岐的“以己意逆诗人之志”、朱熹的“以读者之意迎取作者之志”与郭绍虞所言的“主观”、“体会”、“臆测”语义是相似的，但隐含的价值则是迥然不同的。由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和实验分析而来的现代汉语语境中生成的学术语汇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带来了语义转换与价值转换的多重困难。
《孟子集注》中朱熹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核心“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显示更多的是“以意逆志读书之法”的经验性描述，而现代语境中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的是分析性描述。
孟子用以纠正“断章取义”、“以辞害志”解释方法的，是立足语境以把握全篇的解释方法和关注诗人而“以意逆志”的解释方法。
在科学客观的认识视野中诠释以意逆志命题，现代论者是以分析性言说，在种差类属的形式中表达主词的知识性存在。而传统学术背景中所论述的“以意逆志一言而尽说诗之要，学诗必自孟子始”，“以意逆志，孟子一言而尽说诗之道”显示的是论者表达自我观念认同的陈述性言说。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具有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的汉语文化构成来说，汉语本身的延续性与包容性使得在现代语境中生成了现代汉语语义空间的二元构成。“此二元构成指的是：由汉译西方概念语义的基本词语所构成的语义空间和由承续古汉语概念语义的基本语词所构成的语义空间。这两大语义空间同时并存于现代汉语世界。”
汉语本身的延续性使得其所建构的现代汉语具有沟通传统观念、叙述古代思想的能力。因此，汉语的这种特征使得以意逆志命题具有新的可能性。在现代语境中也有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显现的以以意逆志命题形式言说传统观念。
文学之品鉴亦以入化为极诣，就有形之文字体味其无形之情愫，彼我互糅，悲喜与共，无差无失，相若而相通；所谓“以意逆志”，入而与之俱化也。
在现代语境中，张伯伟在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用“以意逆志”来命名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从大量文学艺术的实际批评中，归纳出三种最能体现传统文学批评精神的方法，即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以这三种方法为支柱，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独特结构。”黄俊杰也是在其研究孟子、理解中国经典诠释学等传统思想上主张以意逆志方法，自觉运用以意逆志命题形式。他强调：“圣人或作者之意不仅可求，抑且可知。如何求？如何知？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4》）细玩‘文本’，踏实诵读，再以读者之‘意’逆推作者之‘志’，则经典作者之意向亦可忖度之矣。”强调理解中国诠释学特色，“后人亦当‘以意逆之，是为得之！’”
“因中国文字的特性，从语源上找某一思想演变的线索，并不是没有一点益处，但不应因此而忽视了每一思想家所用的观念名词，主要是由他自己的思想系统来加以规定的。即使不是思想家，也会受他所处的时代流行用法的规定。”面对这中国文字延续与累积特性的历史经验，既有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以主观、科学等词语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显示言说西方思想的能力追求，又有运用以意逆志话语形式言说中国传统思想的可能性。
从赵岐学者之意与诗人之志的划分，到朱熹文辞志的关系建构，顾镇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结合等等，都具有将以意逆志命题形式化与知识化的色彩，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知识化与形式化特征在现代语境中被推到极致。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其逐步获得言说西方外来观念与价值的能力。
但同时，在人情不远、意私志公、主观臆测的观念背景中使用以意逆志命题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空间的。“古代文论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命题始终都处在不断的解释中，古代文论的承传和接受史也就是它的解释史。每一次解释都是传统话语与当下主体的对话，对话的结果形成概念和命题在不同语境下的历史内涵。”
因此，汉语成为一种通向传统视野的精神通道。以意逆志命题被纳入诠释者视野，反映的现实需求；同时，以意逆志命题形式存在本身，导引诠释者的走向传统。赵岐、朱熹、黄俊杰等人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既是其现实语境中的方法需求，也是孟子视野的凸现。
综上所述，在现代汉语作为学术话语基础的现代语境中关注汉语特质，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具有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凭借现代汉语将以意逆志命题进一步推进形式化与知识化进程，实现以意逆志命题的方法与逻辑建构；另一方面，依靠汉语累积性特质拓展汉语意义空间，建构现代汉语言说传统、沟通古今的精神通道。
小结
面对已有汉宋论者语义拓展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清代论者与现代论者在怀疑命题有效性的观念基础上展开边界限定的诠释方法。文化转型带来不同的解决方式，形成知人论世之助与主观臆测之误的不同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现代语境中，汉语本身的特性使得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具有新的可能性，即以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其言说传统思想的能力，建构现代汉语学术思想的多元意义空间。
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看，知人论世之助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建构了诗史与文学反映论的观念；从文论学术史的角度看，边界限定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了通过传统重建与传统批判的不同方式把握传统命题的现代学术选择。
